我的工作是做特稿版，上午10点半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钟。斯科特做头版，从傍晚一直干到后半夜。我们能否到达居庸关然后赶回城里，先洗一个澡，再在10点半钟赶回办公室？我们决定尝试一把。

凌晨4点半，斯科特来到我们家，培根(熏肉)和鸡蛋饼已经做好，我们就着咖啡狼吞虎咽地吃完。

5点钟准时蹬车出发。天气凉爽、怡静。我们骑速飞快，七点不到就已经来到南口。我们沿着铁路骑行，用低速挡，顺着山路盘旋而上，连续不断地蹬踏。我们腰酸背痛，挥汗如雨。但我们决心一定要骑到居庸关，然后按时返回报社。

快到居庸关时，我们惊奇地看到了长城，在高山上蜿蜒向上。那是重修的长城。我告诉斯科特1987年10月我是怎样从这儿的山上下来的，一段破损的长城悬挂在悬崖上。那时这里留下的长城段落不多，更不可能顺着长城攀援几百米。当我们离重修的长城越近，更多的细节又浮现在脑海里。我住在长城边的农民家里。他们刚刚摘完苹果，还添置了一台电视机。就是这台电视机让我成了大忙人。这是当时村里的一台电视机。所有的村民都来这家看电视，但他们看到我，觉得我这个英国佬比电视里的孙猴子还搞笑。

虽然这里离北京只有70千米，但这些人却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一个外国人。

斯科特建议我们以后做一次农家寻访，但是在当下我们只能赶路。下了车，我在前带路，顺着石板上的车辙印来到了刻满铭文的居庸关云台。斯科特被云台里雕刻着的各种云纹图案和佛教纹饰震撼了。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奇妙时刻，它提醒我们来这里的缘故：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在我们面前是700年前的铭文和浮雕。我们欣赏着、触摸着这些古代文物。这里是云台，是居庸关最精华的部分，是在蒙古人统治北京时期的元代修建的佛教建筑。斯科特对云台下边的石板上由木车轮磨出的车辙印着了迷。

我们开始蹬车下山返城。下坡时速度接近50千米每小时，直冲到平路上。全程只在若干处歇了几分钟，吃几块饼干了事。我们回家冲了个澡，在上午10点10分狂风般地冲入报社，手里拿着培根鸡蛋饼准时走进新闻室。

这段时间，又有一位骑行者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叫布瑞斯。他是新来报社的美国专家。这会儿他看见我刚从外边跑步进来，就问我有关几个专家对健身特着迷，疯狂地骑行到长城的事。我说：“嗨，那就是斯科特和我。我叫威尔，你好！”周末前，布瑞斯自己也买了一辆“骑兵”，加入到我们的骑行队伍。

每次从长城往返骑行回来，布瑞斯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准时踏进新闻室，这时大多数人刚刚起床不久。

我们爱上了骑行，每次骑到长城都给我们以新的激励。我们调整了骑行路线，从昌平城的李自成雕像骑向十三陵，经过石牌坊、下马碑，穿过大红门，沿着神道，、绕过各个皇帝陵墓。我们甚至和那些陵墓的门卫聊天，在里面随便闲逛。我们总是不仅仅欣赏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且对我们近距离看到的文物还爱护有加。

穿过十三陵后，山路变得陡峭崎岖，而且都是连续不断的弯路。向上骑行极度困难，后背、腿脚全都紧绷、呼哧带喘。下坡又极其刺激，高速冲刺时需要全神贯注以防不测。重要的是在山顶垭口，有一段长城横贯东西。我们逐步跟随长城方向向东骑行，不久就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长城和一条南北向的公路交汇。仔细研究地图，好像这条路是从北京城安定门起始，一路向北到达延庆的四海镇。

下一个周末我们就计划沿着那条路骑行，那条路现在叫安四路。它穿过平原，穿过京密引水渠，然后进入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路况很好，空旷的林荫道，有25千米长，一直通到山区小路。周围是植被茂密的群山，核桃树、栗子树和柿子树在蓝天掩映下异常美丽。

那年10月我们进行及时次的周末夜间骑行。在周六中午我们首先到达黄花城长城。登山之前先饱餐一顿。那时我们的大餐就是鸡蛋炒西红柿、豆腐烧白菜和虎皮尖椒。我们沿着土路奋力骑行，山路实在太陡，只好推着车走。我们的背包又大又重，装着笨重的露营装备，但是，我们从来不带帐篷，更愿意只用睡袋和防潮垫。我们也没有野营炉子，只带着冷餐，像金枪鱼罐头、葱油饼干、西红柿、黄瓜，这些就是我们每天所谓的高能量食品，日后也成为我们的标准食谱。每次骑行我们都能干掉好几斤这样的美味，又绿色健康又充满能量。

接下来我们寻找停放自行车的场地，这里没有农家，所以我们把山地车藏在草丛里，用刀砍一些树枝盖上。做完这些事已经下午了，我们把所需的装备装进背包里，开始找寻上长城的山路。

山上小路密布，但有只有几条小路直通到山顶。

寻路成了一门艺术。尤其是对蹬了5个小时山地车的双腿来说，爬山使用不同的肌肉部位。我们浑身疲惫，饥渴难忍，但是一登上长城就全然忘却劳累。不管我们以前来过多少次，每次回到这里都觉得有新的非同寻常的感受。

我们通常把背包放下，在附近找找合适的地方，以便傍晚和清晨拍照片。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及时次到黄花城东边的长城的情景。刚进到及时个楼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刻满碑文的巨大石碑。它不在原位，而且体积巨大，感觉震撼。石碑大约有500千克重。

我用非常有限的中文告诉斯科特和布瑞斯，这块石碑是隆庆三年(1569)所刻。楼子里光线昏暗，位置也不适合拍照。我们没一个人懂得如何拓碑，更没有气力把石碑挪动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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