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遗嘱](摘选)……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我们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熨烫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年初，在顾圣婴返回上海的前一日，两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24小时，他们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纺织女工》等越南的音乐小曲。“记得那天特别寒冷，零下二十摄氏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帽都让她穿戴走了。这是我们的诀别，她回去不到一个星期就不幸去世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精神上的砥砺。殷承宗相信顾圣婴会跟随他搞京剧创作，“虽然压力很大，但我们决不放弃，这是我们的志向”。那个年代，火车上没有暖气，冷是可想而知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是何等感动，相信她不仅身体暖和，冰冷的心里更融进了暖意。回到上海交响乐团，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招呼、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悬崖边的顾圣婴会有一个回转的空间。

[1] “愚园路1088弄宏叶花园是连体别墅。我外公外婆租赁了103号，我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一家、小姨一家住在里面。姨夫一家原先住兆丰别墅，1955年姨夫含冤入狱，大姨一家仍住在那里。到了1958年，不让他们住兆丰别墅了，将他们的房子给了居委会。当时我表哥在西安上学，表姐在北京学习演出，我大姨等于是身边没亲人了。我外公就讲，算了，让他们搬过来吧。这样愚园路103号底层(饭厅和大、小客厅)全部由大姨一家居住，直到他们去世。他们刚去世一段时间，楼下房子空着，外婆就搬下去住了。再后来房子被收掉了，是房管所还是团里(上海交响乐团)收掉的不记得了。外婆只能搬回楼上居住。”——据顾圣婴表妹吴慎德回忆。另外一个说法是，据陈恩博女士回忆，顾圣婴的妈妈结婚后住在愚园路1355弄73号，后来搬到1088弄。

被背叛的遗嘱](摘选) ……

怀念顾圣婴其人其事

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是顾圣婴的娘家[1]，如今早已经物是人非。当年，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中傅雷夫妇的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据顾育豹先生回忆，1967年2月1日，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3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有人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见《顾高地将军女儿之死》)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以致日后追悼会的骨灰盒里都是空的。而亲属也是2月1日清晨7点才得到医院和派出所的通知，至于为什么不把三个人的遗体放到冷藏室，待通知家人后再行处理，这也不得而知。虽然顾圣婴的爸爸顾高地尚在遥远的大西北服刑，但顾高地有弟弟，秦慎仪有姐妹，可以代为处理后事。上海交响乐团有没有人到场也不清楚，但顾圣婴成为批斗对象，显然公安局的人是了解情况的。因此，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都将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三十岁。“阖家玉碎，满门灭绝。岂‘惨烈’二字所能尽言？以赤县之广，竟无一隅容顾圣婴藏身，以国人之稠，竟无只手援顾圣婴逃生。”(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

“”初年的上海，文艺界里的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初年因“反对”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遭枪毙。(他是“”中在上海及时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中有十七个人“非正常死亡”: 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两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回想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老资格的合唱指挥家教育家马革顺说:“那时有一个学生来‘外调’的时候，我回答一句，他不满意，马上就打我耳光。而且平常你站在那里，很多人在后面踢你，把你踢倒，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内文选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