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共合作依靠领袖意志党内缺乏普遍共识 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 员的态度，国民党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推行与共 产党合作的政策。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 ，由于原来意识形态的不同，战略目标的不同，双方 党内都产生了思想混乱和反对合作的声音。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自共产国际提出之 后，主要在两党领袖层间进行磋商，由双方主要领袖 参与和做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 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 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对国 民党持根本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酝酿过程中， 一直坚决反对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只是屈 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 员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在思想上认识到了“党内合作 ”的意义，而基本是比较勉强的组织服从。这种合作 状况又建立在必须牺牲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在党内造 成的不良情绪。

对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所产生的这种种矛盾，共 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几乎很少 有人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中关于争取 领导权以及变共产党为群众性政党的要求，看成是必 须立即实行的任务，但人们也决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 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党员。信仰的选择是不能强迫的 。

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不是这样认 识问题。他们确信：一切必须服从于反帝斗争的需要 ，因此首先必须改造和发展国民党，只有如此才能巩 固和扩大共产党。鲍罗廷甚至宣布说：他在报纸上谈 国民党，归根结底就是“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和“ 巩固共产党”。因此，他们极力强调严守纪律，不使 用任何“左”的共产主义言辞，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 约束自己，不要“引起麻烦”。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 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后立即通过了一个妥协和调和的 决定，劝告党员不要引起国民党人的任何反感，不要 “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包括国 民党内“左右之分歧”，而且应当使一切工作都“用 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 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甚至 发展组织，亦应“十分慎重”，以免“国民党误会我 们有意去拉他们的党员”。为此，谭平山、林伯渠等 甚至辞去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职，让 与国民党人，以示诚意。但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国 共关系，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会及时次扩大会议。这次 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于国民党的需要，卷起自己的旗 帜进行了批评，维经斯基明显地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 牺牲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因此，会议做出了与之 前不同的决定，明确肯定： 及时，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 产阶级的政党，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 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五、国共合作依靠领袖意志党内缺乏普遍共识 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 员的态度，国民党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推行与共 产党合作的政策。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 ，由于原来意识形态的不同，战略目标的不同，双方 党内都产生了思想混乱和反对合作的声音。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自共产国际提出之 后，主要在两党领袖层间进行磋商，由双方主要领袖 参与和做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 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 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对国 民党持根本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酝酿过程中， 一直坚决反对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只是屈 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 员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在思想上认识到了“党内合作 ”的意义，而基本是比较勉强的组织服从。这种合作 状况又建立在必须牺牲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在党内造 成的不良情绪。

对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所产生的这种种矛盾，共 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几乎很少 有人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中关于争取 领导权以及变共产党为群众性政党的要求，看成是必 须立即实行的任务，但人们也决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 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党员。信仰的选择是不能强迫的 。

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不是这样认 识问题。他们确信：一切必须服从于反帝斗争的需要 ，因此首先必须改造和发展国民党，只有如此才能巩 固和扩大共产党。鲍罗廷甚至宣布说：他在报纸上谈 国民党，归根结底就是“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和“ 巩固共产党”。因此，他们极力强调严守纪律，不使 用任何“左”的共产主义言辞，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 约束自己，不要“引起麻烦”。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 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后立即通过了一个妥协和调和的 决定，劝告党员不要引起国民党人的任何反感，不要 “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包括国 民党内“左右之分歧”，而且应当使一切工作都“用 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 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甚至 发展组织，亦应“十分慎重”，以免“国民党误会我 们有意去拉他们的党员”。为此，谭平山、林伯渠等 甚至辞去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职，让 与国民党人，以示诚意。但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国 共关系，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会及时次扩大会议。这次 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于国民党的需要，卷起自己的旗 帜进行了批评，维经斯基明显地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 牺牲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因此，会议做出了与之 前不同的决定，明确肯定： 及时，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 产阶级的政党，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 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 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并设法改变国民党 一大后过于集中和强调一致的缺点，应宣传“国民党 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 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 从而便于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政策的公开斗 争和进行反帝革命的广泛宣传。

第三，必须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不仅如此，只有“在大产 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 党，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 底”。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旨在加强火药味的会议。然 而，在国民党内部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已经十分严重的 情况下，强调独立性，强调派别斗争和反对一切妥协 倾向，国共之间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两党内部合作期间被压制忍让过多，积怨过深， 矛盾上升到仇恨，加之天生的阶级对立，共产国 际从国共合作到分裂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P18－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