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曾经提出了“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命题。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国法学界所盛行的“对策法学”和“思辨法学”现象，提出了法学研究应当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法学者应具有问题意识的观点。但是，有关法学研究方法的讨论还可以继续深入进行下去。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以下问题：怎样才能寻找和发现法律问题?如何才能对问题的成因做出的解释?如何通过对问题的解释提出一般的法律理论?如何对该项理论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一言以蔽之，面对一个法律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展开研究活动呢?

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笔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法学研究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研究方法问题。在目前的研究条件下，资料早已不成其为问题。原先为研究者所抱怨的国外研究资料匮乏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大量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法学著作、教科书和法典都被翻译成中文，并被迅速地推向图书市场;大批西方法学者来华进行访问、讲学，将近期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动向迅速传播给中国法学界;越来越多的法学者或留学欧美，或从事短期的学术访问，将近期的西方法学思想带回国内。与此同时，对中国立法和司法现状认识得越来越深入，对中国问题的把握越来越，也使得法学者对于很多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然而，这一切似乎仍然不能克服法学研究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在表面繁荣的法学研究以及大量“繁衍”的法学论著背后，存在着研究视野狭隘、学术表述陈旧以及高水平法学成果严重匮乏的问题。而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仍然是研究方法问题。

奉献给读者面前的《程序性制裁理论》一书，就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刑事诉讼问题的一次学术尝试。如果用简练的语言做一概括，本书有两条清晰可见的学术线索：一是在内容上提出了以“权利救济”为核心的“程序性制裁理论”，拓展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版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理论;二是在方法论上强调对问题的解释，注重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对于本书的内容，这里不做详细的评述。本书第九章“程序性制裁理论的体系”，就对这一理论的体系以及相关的新概念做出了的总结。笔者在序言里将要对研究法律的方法问题做出简要的评论，以使读者了解本书的布局和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