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人们遭受灾荒、战乱的可能性确实在变小，这实际上来自于强大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不过，人们对安全的需求和对生活品质的需求一样，都是没有止境的。就拿食品安全来说，以往很多人考虑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但今天人们考虑的是“如何吃得健康”；在财产安全方面，人们以前关注的是有形财产的安全，如今又增加了对无形财产的担忧；在人身安全(广义的)方面，以往关注的是生命健康的安全，如今还要担心个人信息的安全。可以说，虽然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强度在减弱， 但可能造成损害的风险源却在不断增多。还以财产安全为例，以前人们会担心钱包里的、家里的钱财是否会被盗，而今天要考虑信用卡、支付宝以及各种微银行里的钱财是否会丢失，甚至自己的“虚拟财产”是否会被盗。对于传统风险源，已有社会控制手段是有效的，但对新的风险源，这些手段却显得捉襟见肘。

对新时期的安全保障需要，仅仅靠公权力是不行的，即便公权力机关有意愿、有热情承担这一使命，其也无法有效完成它。道理很简单，资源有限，能力有限。形象地说，即便在社会每个角落安上摄像头，是否能阻止犯罪发生？而且，不断强化社会控制，带来的后果只能是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甚至是“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却拼命管”。对于安全问题的解决，尤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方面，还是要依靠社会共治，发挥每个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去防范风险的发生，主动地去控制各种社会危险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新的社会重建问题。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有安全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处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衣食住行每个日常活动都要受到这个结构的影响，简单地说，每个人的安全问题都“受制于人”。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够很好地控制危险源，不仅不去增加新的危险，而且能够主动消除已经看到的危险，那么，安全治理问题就进入良性循环。例如，治理电信欺诈犯罪问题，仅靠公安机关是不行的，电信部门、金融机构、网络平台都要设置控制关口，在任何薄弱环节设置安全阀，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案发的可能性。不得不说，近些年电信欺诈如此猖獗，一些部门的不作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社会共治来保障安全，就要发挥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积极性。然而，这却是一个太过复杂的问题，因为这需要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信任。难以相信，在一个人人相互猜忌、彼此设防的社会，会有真正的安全。安全可以分为两种：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消极安全，是社会个体免受外在侵犯的状态；积极安全，则是社会个体对外在社会环境是否满意的状态，就是他(她)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不去考虑其权利受到损害的状态，就是每个社会主体都能“免予恐惧”的状态，无论恐惧来自何处。消极安全相对容易实现，尤其是通过高压的社会控制手段可以解决问题；然而，积极安全却很难实现，因为它是以充分保障每个社会主体的自由 为前提的。积极安全的实现，以充分的社会信任为基本特征，只有信任才能免予恐惧和担心。试想，公民信任政府，那么，即便他违法犯罪，也不用担心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惩罚；政府对公民信任，那么，它也不会采取更多的暴力方式来防范“群体性事件”，而会采取更多的疏导、化解的方式。公民之间彼此信任，也会避免因为猜忌而导致的纠纷发生，而国家之间彼此信任，就会避免对立乃至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