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不洁的上帝

及时次见毕飞宇是两年前的四月，那时候他刚来过香港参加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颁奖礼，同时入围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他没想过自己会拿奖，提早买了次日回程的机票，结果旧作《玉米》获得年度文学奖，他很是意外。而后来香港参加中文大学的作家邀请活动。眼前的毕飞宇依旧是平头，留着青葱的发际线，面目轮廓分明，像极了萤幕中的正派小生。他找了可以抽烟的露台，又挑了一个可以吹散烟尘的风向位置坐下，点燃一支烟，到访问结束，烟缸里齐齐整整插了五只烟蒂。他的风格是清谈式的，就着一杯茶，天上地下好像能说到天荒地老。说到底，天生是说故事的人。

毕飞宇不用手机，他的理由是"实在用不着"。每天安坐家中写作，电话就在手边，打家里电话基本都能找到他。找他访问，得先找在中大的黄念欣老师。七月来书展演讲，跑前跑后不方便，主办方只好专门给他配了手机。两年过去了，他微博粉丝已经8万，墙里墙外又拿了几个奖，还在大学教起了书，手机还是没有。

毕飞宇在苏北兴化的乡下长大，兴化是水乡，也是施耐庵及郑板桥的故里。他小时候住过一条竹巷，铺着长长的青石板路，他常看着那些手工业者在巷里劈竹子，劈里啪啦砍下去，很是欢腾。长大后才知道，擅于描竹的郑板桥，旧居就在他家附近，文化的传承远非想像中神秘，只是耳濡目染的渗透。毕飞宇的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下乡，同母亲一起做了乡村教师。父亲是一个无根的人，从前姓陆，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那个姓陆的爷爷也不是生父，毕家只有两代人。

年少的毕飞宇经常看着同学去给祖先磕头、上香，而他面对着茫茫土地，却没有一块可以跪拜。他的小说大多以苏北乡村作背景，却说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他也问过父亲自己的家族史，问不出结果，这种缺憾感和对生命源头的追溯欲望却成为了最初写作的动力。他写哺乳，写血淋淋的生育场景，全然出自对血亲关系的寻觅，直到拿鲁迅文学奖的小说《玉米》，女主角玉秀未婚先孕，他及时稿安排的结局是惨烈的死亡：孩子死了，期间怀孕无疑身败名裂，玉秀破罐子破摔，淹死在放满菜籽的粮库里，尸体第二年春天才发现。然而死亡只是悲剧的结束，却非开始。他想起了父亲，埋头写第二稿：玉秀所生的孩子不见了，无影无踪。在小说里，玉秀就是他的奶奶，那个消失的婴儿就是他的父亲，这样的结局更加伤痛，仿佛寻着了生命的脉络，他满足了。

有五六年的时间，毕飞宇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紧张到不说一句话。父亲很寡言，他的黄金岁月葬送于政治，深谙人生凶险，对"因言获罪"的恐惧驱使他极力反对儿子的写作。何况那个年代，讲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他升大学以及大学之后，父亲一直不能答应他写作这条路。长大后他觉得，父亲像康德笔下的浮士德。"这是个标准的出作家的家庭，因为神秘、波折，有冲突、有戏剧性，当然也有压抑。站定，仿佛一场仪式，也仿佛一个暗示。这幅画面令他莫名兴奋，此后将其写进了一篇短篇小说——《写字》。后来他去扬州的大学读中文系，寒暑假回家，父亲很沉默地站在门口，看到他，身子往后退一步，让他进门。他知道父亲在等他。

与"石头一样"的父亲相反，母亲却是一个"生动"的人，长得漂亮，嗓子也好，很有表现欲望，人也活络，父母截然相反的性格在毕飞宇身上时隐时现，这种微妙的碰撞也在他的笔下跳动，他自认自己的小说偏压抑，但到过分沉重时会夹杂一些俏皮，添一丝华美，快飘起来的时候又会把调子往下压，"所以我的小说不会让人笑出来，就在心里笑一笑。"

父子二人开始和解是在毕飞宇结婚以后，真正如好友般相待却是自己儿子的出生，新生命的降临重新串起了三代人的血脉，"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爱儿子的方式与父亲对我差不多，表达得不多，做得很多，对儿子的爱甚至超过对父母的爱。"出版《毕飞宇文集》的时候他特地为父亲写序，告诉他生命是漫长的河流，爱是一代代传递，却非相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