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古称姑苏，本是海边蛮荒之地，自公元前六世纪吴国迁都到此，拉开开发建设的序幕，方始名显于世。战国时期，一度做过越国都城和楚国春申君封邑之都。秦汉两代为大郡首邑，又是南控闽越的军港。六朝经孙吴、东晋的再度开发，人文渐盛，被誉为"东南文物之邦"。下来的隋朝虽短，对苏州却有特殊意义：一是始称苏州；二是开通江南运河，促进了地区经济大发展。这样到唐代就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被列为雄州。宋代苏州"井邑之富"又超过了盛唐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不胫而走。到明清时期，它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发达地区，《红楼梦》里甚至称它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无异为苏州做了好的宣传。

然而，富名在外也有不利一面，封建王朝都把它当作下金蛋的鸡。如宋徽宗赵佶以平江府为"帝节镇"，把苏州的税贡变成他的"小金库"，还设立应奉局以搜刮"奇花异石"等地方物资。明太祖朱元璋更厉害，他给苏州定下了每年四百万石田赋，外加二三十万两税银，总额为中等州府的十倍，居全国及时！上缴利税多不是很光彩吗？唐寅在《姑苏杂咏》中对此还做了夸耀，其实应了一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农业社会靠天吃饭，苏州是水灾频发区，哪能保障年年丰收？再加明清实行海禁，阻遏了地区的外贸优势，所以苏州经常完不成纳税任务，拖欠国赋同样出了名。地方官对此不敢马虎，少不得要抓人打板子"追比"。这板子从唐宋一直打到清末，民国废除肉刑，不打了，改为拘押，苏州人叫"吃租米官司"。这还算好的，有时官府上纲上线，扣下一顶"抗粮"帽子，不知有多少人人头落地。

此外还有战争的破坏。苏州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但也不是红色保险箱，每逢时局动荡，它作为"东南财赋重区"，往往在劫难逃，如隋初二次战乱，打得老城毁不可居，一度被迫放弃，迁到上方山下。唐末兵连祸结，鱼米之乡一再遭到焚掠，甚至好几次出现"以人为粮"的惨剧。最酷烈的是南宋建炎末，金兵血洗平江，死难者近三十万人，"吴中坊市悉夷为平地"(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几近全毁。其后如元末的朱、张交兵，清初的军事占领与反抗，近代如淮军与太平军的恶战，1924年江浙军阀的抢地盘，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大烧杀，无一不是血与火的噩梦。

然而苏州既未香消玉殒，也未一蹶不振，劫波一过就自愈创伤，再度繁荣起来。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固然与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但研究者认为，更要归功于它的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为"吴文化"。由于历史变迁，其流布区域古今不尽相同，但在其发祥地苏州则是相对稳定的，故近人又称之为苏州文化。前人对此做过研究，概括出两点：一是"吴人巧慧"，这是指苏州人心灵手巧，善于创造，因而人才辈出，成果迭现；二是"吴俗繁绮"，此指苏州人会过日子，注重生活品味，因而节俗之多为全国及时，饮食文明、园林园艺、书画工艺和戏曲艺术等方面无不出类拔萃。这话虽非理论性阐释，也不够，却切中肯綮。正是这种文化的进取性和务实性，对苏州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文化是会流变的，地域文化被主流文化同化，或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异化，是常有的事。而苏州至今能保有吴侬软语、精工巧艺、水韵乡情等特色，说明它有独特个性。有人把这种个性归结为"独立又善于兼容"(杨守松《黑发苏州》)，很有见地。这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最能看得清楚，如宋代缂丝传到苏州，到明代就被化为具有吴门画风的工艺；苏绣吸收了西洋画的明暗处理，就融变成风靡一时的"仿真绣"。应该说，今日苏州在现代化变革中既能拥抱世界，又能守住底线，与这种文化个性有很大关系。

但也得指出，苏州文化并非全由苏州人创造。据方志记载，历代有不少外地才彦在此施展身手，做出了贡献。请看沧浪亭内所刻的"五百名贤"像赞，这是古代苏州先进人物的光荣榜，其中外籍人占了多数，说明苏州以贡献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不搞狭隘的地方主义。这种风气极有利于人才竞争，也有助于地区的发展。苏州能长期保持人文荟萃的局面，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悠久、曲折，文化内涵丰富，这就是苏州历史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