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代序：关键十六天》

我是一九五二年从香港到台湾来的，离开二二八事件不过五年，当时我十五岁，在建国中学读书。我念中学以至上大学的年份里，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我这样说：

当时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

他们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特派父亲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到台湾宣慰，处理“二二八”善后问题。父亲在关键的十六天中，从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当时台湾人对父亲一直铭感于心。那些台湾父老对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都压低了声音，似乎余悸犹存，“二二八”，在戒严时代，还是一大禁忌，不能随便谈论的。

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及时次中日战争的较大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中国人民丧失三千万生命，亦是较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复杂原因，许多学者专家从各种不同角度作过详尽分析，但从二战后全盘历史的发展看来，“二二八”恐怕并非偶然，类似冲突，难以避免。二战日本投降来得突然，接收工作，国民政府措手不及，东北、华北平津一带、华东京沪地区，是接收计划重中之重，军队人才都遣派前往。台湾在当时接收计划中，重要性排名后段，来接收的军队以及人员当然也属二三流了。事后证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平津、京沪一一失败，这也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主因之一。台湾经过五十年日本殖民，情况更加复杂。台湾接收，未能顺利，爆发“二二八”，并不意外。而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正是国共内战的尖锐时刻，中国大陆从东北到华北，遍地烽火。正忙于调动胡宗南部攻打延安，那是国民政府当时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标，同时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其严重性及后坐力，政府未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直到事态发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镇压，全岛沸腾，才命令父亲到台湾宣慰，灭火善后。

任命父亲到台湾宣慰，基于父亲当时职位是国防部长，对军警人员有管束权，父亲因抗日军功，成为一代名将，在民间有足够的声望，而蒋对父亲处理危机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当时父亲正在华北巡视各绥靖区，三月七日飞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紧急返回南京。三月十七日，父亲赴台宣慰，展开停损善后工作，当时，“二二八”已发生两个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来台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后一个星期，暴力镇压、滥捕滥杀随即展开，不少台籍精英分子以及基层百姓，在此期间丧命。父亲本来计划三月十二日赴台，后受阻于陈仪向的建议，迟至数日。父亲抵台时，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敏感。当时全岛人心惶惶，台湾人民陷于极端恐慌状态，任何处理不当，即有火上加油、灾情扩大的可能。父亲是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任命的特派大员，可以说手上掌握生杀大权，他的态度及措施攸关善后工作的成败。

据父亲回忆录自述，他处理“二二八”的基本态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对“二二八”受难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宁人。事实上他未赴台前，已听取各方的情报，因此他对于台湾情况，是有所了解的。父亲行事，一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但行动却剑及屦及，当机立断。虽然他治军严格，但赏罚分明，尤其人命关天的案子，父亲宅心仁厚，谨慎判断。抗战期间，日本空军空袭成都，空军成都军区司令张有谷，令第五大队队长吕天龙率领十六架飞机避往天水，因为国民党军队飞机装备比日机差一大截，无法正面迎战。吕天龙卧病，由副队长余平享带队，降落天水机场时遭日机突袭，全军尽墨。蒋委员长震怒，将张、吕、余押至重庆枪决。蒋命父亲任军法审判长，父亲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作，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作。”后来父亲将三人免除死刑，为空军保留了几位人员。他对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态度。他显然认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尤其是青年学生，即使有所触犯，也应罪不至死。所以他来台宣慰，基本上是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免除许多人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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