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香港大学教授何式凝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我是何式凝》里提到一句话：一个人一生能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较大贡献，是他的活法。在每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每个不同的家庭关系中，每个人所感受的、选择的、经历的、挫败的，以及作为一个人他所能做到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组成了每段各不相同的个人史。

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常常是大历史中被格式化的个人史，普遍的呈现方式是档案、个人简历，我们看不到每个人如何经历历史，看不到他在其中的每一次选择，以及由每次选择构建起的这个人一生的活法。

这本书中记载的20个人，见过2004年时已经87岁的郑世植。我在2004年4月见到他，在福州通湖路的一栋破旧老房子，他独居于其中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见面时，我很难把曾经的蒋经国秘书身份和眼前这个衣衫不洁、行动不便、反应迟缓、目光有些呆滞的老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他完整的个人史从未在媒体上公开。少数媒体和网络曾提到的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多是作为一位普通书画家的字画拍卖信息，收藏家、拍卖商为其字画加价的包装是——他曾做过蒋经国的秘书。

郑世植被归纳过的个人史是这样：1943年，郑世植毕业于浙江大学，在贵州省地政局工作，转考原国民党中央干校研究部学习。之后，参加原青年军任203师政治部少校训导员、山炮营中校督导员。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原干校任教育长秘书，与蒋经国共事切磋翰墨。1951年至1979年在内蒙古接受改造。回乡后，曾为福建逸仙艺苑会员、福州榕城艺术学校校长。

这段个人简历遮盖了一个人有血有肉有真实情感的人生。试着将他一生的境遇放到当时的大历史中，才会发现，他的人生就在政权交替的时代大背景下跌宕起伏。

浙江大学曾是中华民国较高学府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郑世植正是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在最辉煌时期的毕业生。原国民党中央干校在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美国哈佛大学陶涵教授在其撰写的《蒋经国传》中曾称它是“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颇为相似，因为两者都是培养干部的专门学校”，当年入校的都是品行、学识渊博的青年。而干校研究部，则是作为培养建校干部的组织。

1979年，郑世植被释放回福州就业。回到福州的郑世植已没有家，妻子再婚，被抓时还在妻子腹中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后来，他在姐姐给的一间老屋——福州通湖路这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暮年。

2004年至今的十几年里，偶尔会莫名地想起这个人，当年他为什么这么选择？如果在当时转念一想，一个人的人生会不会从此不同？换一种选择，是否又逃得开大时代大历史的左右？人生中的选择与被选择，谁又能彻底分清？

郑世植只是这本书收录的20段个人中的一段，除去郑世植，其他人其实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故事，多是根据史料、回忆录、亲人朋友的回忆，拼凑而来。相较于每段完整人生，书中文字所能呈现的仅仅是沧海一粟。希望这一粟，能让更多人读到一段未知的历史，感受一段大历史中不同的人生。

严复三子严叔夏曾和女儿严停云说：“做一颗棋盘上的棋子，生命把你怎么下，便怎么安。安，是做人及时要诀。”每个人都是在用一生去解答各自的生命安放之题。了解历史，阅读别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和自己和解，去帮助自己“安”于当下。

书中的20位主人公，无论政客、文人、革命者，还是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经历民国。每个时代都不缺榜样，现在——这个随处可见商界英雄、创业精英的时代，榜样们似乎只有一种价值观，只有一种成功。也许，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静心去看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时代的个人史。民国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伴随各种战争、变革的，是各种文化思想自由迅猛地生长。时代与个人，到底是谁成就了谁？那个狂士辈出的时代的20段个人史，如同钻石的不同切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更了解人生的意义，不同活法的价值。

内文节选

蒋经国秘书郑世植的选择与被选择

福州通湖路小排营23号是一栋破旧的老式民房，靠近通湖路一侧是修缮一新的林则徐故居七十二峰楼，另外三面则被高层的新住宅小区夹着。如今，这栋民房已经人去楼空，等待拆迁。此文的主人公郑世植，12年前还住在这里。

2004年4月11日那个闷热的傍晚，很费周折地找到这栋陈旧的民居。23号不直接靠路边，前面还挡了一栋同样年纪的房子，这给这栋远离现代生活的老房子更添了些阴冷。23号是老式三进宅子，直通大门的石板路坑坑洼洼，地势低的地方长着苔藓，潮湿而光滑。

在23号二进的左手边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保留着老式的对开木头门，屋里的木地板破损得厉害，比手指宽的裂缝、窟窿随处可见。屋子明显太久无人打理，木制品腐烂的气味和大小便的腥臭混杂着，让刚进屋的人感觉窒息的憋闷。

这间屋子的主人是87岁的郑世植，行动不便，略有痴呆。

郑世植是1917年出生的福州人，有过富足幸福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其父亲是福州上下杭钱庄老板，早年家境殷实。因为喜欢书画，这个有理想的富二代年轻时曾拒绝继承父业。关于他的书画，与郑世植属同一家族，论辈分为郑世植堂侄的当代书画大师郑乃珖曾称赞他：“精极笔法，豁然心胸。”

1946年5月，郑世植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复员后，回三青团中央干校任教育长蒋经国秘书；

1952年10月18日，因“解放前组织反革命特务组织、解放后无赎悔表现”被福州市人民法院“判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十五年”，不久发往内蒙古农场改造；1979年，作为落实政策的一批战犯，返乡(福州)就业。

对于这个将妻子的照片放在屋里每个显眼地方、却混淆着妻子与侄女名字的老人来说，人生不过是一张由三个年代串起来的时间表，像太阳从升起到坠落。

蒋经国秘书

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

抗战末期，青年军是蒋家父子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1944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

国也是委员之一。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

国民党试图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精神”，青年从军运动吸引着众多的热血青年，比如刚从浙江大学毕业的郑世植。

1945年5月，从国民党中央干校研究部毕业的郑世植报名参加青年军。

当时，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已有一年半。国民党政工人员就以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比如，郑世植任203师政治部少校训导员、山炮营中校督导员，之后任教育长蒋经国秘书。

“蒋经国经常与年轻人一道活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得很多三青团年轻人的好感。”

1946年6月3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及时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24小时是“复员节”。复员的青年军分为升学、就业两部分，郑世植选择就业。

1946年11月，郑世植被推荐任国民党福州市政府市长严灵峰秘书，直至1949年7月，福州解放前。期间，郑世植经人介绍认识省协和医院的漂亮护士王赛金，婚礼在1948年举行。

那张留存下来的泛黄婚纱照，是见证郑世植得意岁月的证物。

反革命分子

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全国解放已有两年，郑世植没有想到，在1951年11月，他会遭遇牢狱之灾。

1949年解放前夕，当一切发生变化的时候，郑世植已经预感未来将遭遇些什么，只是没想过这会改变他的整个余生。所以，在留下还是离开这个国民党骨干在当时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前，他选择留下。

“那时候国民党福州政府也给了郑世植两张机票，让他们一起去台湾。他没去。他妻子不想去，他那时候刚结婚，也希望生活能够安定。另外，他也考虑他只是个文官，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即使被抓了，也顶多是教育几个月，洗洗脑就没事了。如果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可能还得再逃回来，而且还是要碰到这些问题。”

郑世植曾经和邻居谢声煌聊起不去台湾的原因，由他无心政治的性格决定，与当时的政局也不无关系。

1950年对于蒋氏父子而言，前途仍然黯淡无光，然而在混沌中一切又好像是新的开始。大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遭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幸存者许多逃亡到香港和美国，因为逃到台湾可能意味着很快还要再逃一遍，群聚台湾的国民党干部大部分是经过考验的。

解放后，被调整到福建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做技术员的郑世植看起来显得有些幸运，虽然也因为之前为国民党工作的历史受到批评，但并未经受太严厉的冲击。这样，尽管工作环境在发生着变化，仕途无量的光环消逝，但对于这个正在享受婚姻甜蜜的30岁男人来说，生活仍然新鲜而美好。直到11月的那个夜晚，一个无任何预兆的开会通知改变了之后所有的生活。

晚饭左右的时间，和往常一样，原国民党党政人员接到通知去开会。

“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当天就被抓进去了，先是被关在福州南门的黑塔，后来判了之后就被遣送到内蒙古去改造了。当时，他家就住在旁边，小排营22号，也是租的房子。”邻居谢声煌说。

那一年，郑世植34岁，儿子乃璈在母亲的腹中。

1952年11月18日，福州市人民法院刑字1424号判决书的被告是郑世植：“查被告郑世植曾任伪青年军联谊会副总干事，解放前是蒋经国及特首严灵峰秘书，以青年军为基础组织‘382’部队企图破坏革命秩序，该被告诿为不知青年军特务活动，青年救国团福州小组以校友会为基干情事，然上述罪行固无赎悔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款第十七条前段处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5年。”

之后，郑世植作为反革命被押往内蒙古平齐线江桥站保安沼农场白土岗12队改造。

在郑世植离开的日子，这个新家庭的生活在恐惧与悲伤中继续。1952年，儿子乃璈出生。1957年1月，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办理了一桩和郑世植有联系的案件，判决准王赛金与被告郑世植离婚，婚生子郑乃璈仍由原告负责抚养。不久，王赛金再婚，丈夫是郑世植的同学陈某，母子随这场特殊时期的婚姻去了广州。

新人

1952年至1963年，郑世植在内蒙古农场接受改造。

1963年至1979年，郑世植留场就业。

北方劳改农场的生活和南方机关里的自然不同。因为曾经和邻居、亲戚的闲谈，郑世植在内蒙古农场的状况虽然模糊，但还算是保留着大概的轮廓。

“听他本人提起过一点，好像是说劳改场的工作人员对他们在人格上还是比较尊重的，没有打骂这样的举动。白天就是干活，晚上也有唱歌、看看戏剧等活动，日子过得还算可以。”郑世植的堂弟郑大陶回忆。

“白天的劳动当然是体力活，听他说是割草，用非常大的镰刀。”听侄儿郑乃锬提起农场，反应已经明显迟钝的郑世植异常兴奋，眼神光亮，做出割草的动作。那样子像是在表演别人的故事，或者回忆一段自己少年时的另类体验。

在内蒙古农场的近30年生活，改变了这个矮小南方男人的生活习惯，直至现在。“早上他从来不煮稀饭，就是吃馒头，中午也是两个馒头，晚上吃面。他爱吃面食。他从不做饭。喜欢葱，人家用一两根，他要放半斤。天冷的时候喝一点白酒。”

但他的性情似乎从未变过。“他是一个性情开朗的人。从来没听过他有抱怨，即使再苦，即使在外面劳改。他只是觉得对他的处理严重了些。”随遇而安，对他来说，恐怕是他身陷囹圄之后，让自己精神坚强的好选择。选择这种态度，他不必在遥远的内蒙古农场里念念不忘新婚的快乐时光，以及来不及见面的儿子。他需要的是让自己沉静下来，以一种无争、服从、平淡的心境接受打击。

实际上，当时他心中远不会如此轻松。他惦记着美丽的妻子、出世后不曾见过父亲的儿子。“他对所有的人都说起，他的妻子很美。她是他的精神支柱。他和妻子的那叠通信中，主要的话题一直都是儿子。”

27年后，农场的等待终于结束。

1978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让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1979年，郑世植被释放回福州就业。

把政府落实政策分在西峰小学边的那间公房让给侄子结婚后，郑世植住到姐姐在小排营23号的老屋。在这间小屋里度过的30年的暮年光阴，简单而平常：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住过三个月，因性情不合最终不欢而散；和日夜思念、却已是别家女主人的妻子见过三次，记忆中新婚的甜蜜在各自苍老的容颜与世事变迁中趋于平淡；见过几个通过婚姻介绍所找来相亲的老妇人，因各类的原因没了后续；在门口的院子里摔过一次，之后就经常忘记人、忘记路，能走路的鞋子从此被侄子收走……

已有些痴呆的郑世植看起来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保留着生命中每个时期的美好，比如初涉政坛的喜悦、新婚妻子的美丽、北方狱中的馒头。这种天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可以看作是对无奈现实的自我保护。

结束采访，见过六次的老人有些记得我们，站在门口握手告别。

待我们走到小院门口，老人已经蹒跚进屋，关上门。

屋外的季节由春入夏，屋内的阴冷如旧。

妻子的信

以上的大部分内容来自这位痴呆老人的亲戚、朋友，以及大叠前妻王赛金写给他的信件。

王赛金，2003年在广州去世。我们没有机会通过贯穿这个女人半生时间的信件去了解故事主人公在世事变迁中的变化，却从那叠由王赛金寄出、已发霉的信件里，无意中了解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的诞生、成长和颓败。

“解放后的生活是大大超过解放前。我们除感谢共产党的领导外，更希望你早日改造成新人，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奋斗……”“我的情况可能你的想象是如意的，不过你回忆一下我的出生。我的母亲的面孔和婚后的日程，这样就不难推测我对自己的生活的看法和兴趣了，我希望一个人无声息地生活着，也无声息地埋葬掉，这一辈子的东西让它隐存心灵的深处，让眼泪来洗涤。”“过去的死亡了，留下的壳是为下一代服务。”“你说在校做不少宣传鼓动工作，并布置校报书写任务，我希望你转正后此工作少做些，免惹是非，因为这些容易犯错误。我害怕你又会陷入政治旋涡，我只希望你干些与政治疏远的工作，平静度过晚年。”“璈今日的情况是我们害了他，我们生了他，没有能够给他正常、温暖和睦的家。”“人生对我太残酷了，我没有你那么乐观，迟和弟弟(与后夫所生的两个孩子)虽可爱，但他们不知道伤了心的母亲已僵了。我只希望璈扭转思想，找到工作。”

乃璈，1980年代初到福州之前，曾在广州三次被送进疯人院。一次因为拧保姆的脖子，差点出人命，一次因为偷跑到厦门被拘留时发病，一次将后父腿骨弄断后，还追至医院殴打。现居广州一精神病院。

也许，当历史发展、政局变化的时候，家庭本来就是一件无法避开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