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CA770 制造始末

他的经历可分为参加革命打土匪；抗美援朝上战场；加入一汽造轿车。

1927年5月，王振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5个哥哥、3个姐姐。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他考上伪满国民高等学校后，不得不勤工俭学。

王振这一生的经历可细分为三部分：参加革命打土匪；抗美援朝上战场；加入一汽造轿车。他性格刚强、文武兼备。

大约5年前，他做了直肠癌手术，此后一直在家休养。当年春节，楼上小孩到屋外放鞭炮，他出去看热闹，因躲避不及，被鞭炮震聋了耳朵。2009年的夏天，他的小女儿因病离世，给他和妻子带来严重打击。

2011年5月，王振在长春去世，享年84岁。

重回轿车厂

我是怎么接触轿车的呢？1958年，一汽搞两排座红旗轿车CA72时，还没有轿车厂，各个部件分散生产，如发动机车间生产发动机，底盘车间生产底盘， 集中起来总装。1959年， 一汽盖了总装车间， 我当热处理车间主任兼生产处副处长，主管红旗。两排座红旗轿车一直生产到1960年，作为检阅车参加过1959年的建国10周年大庆，后来因质量问题，停做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我坚持白天上班，下班后上夜大学(当时的夜大学叫做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为吉林工业大学的前身，王振的爱人在夜大学上班)，从晚上6点学到9点，学制6年。

1959年年底，夜大学还没念完，我就被调往北京，在一机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两年后，我回到吉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赵林。

1963年3月，我又回到一汽。事情是这样的：24小时，我正在省委开会，途中去上厕所，遇到王少林同志(原一汽副厂长)。他说：“王振，郭力同志正到处找你，你快去吧。”

我找到郭力，问他找我有啥事儿。

郭力说：“××(当时的轿车厂负责人，在从伊通回吉林市的路上发生车祸，撞伤了好几人)出事了，轿车厂缺人，你去干吧。”

就这样，我便在轿车厂当起了副主任。当时的轿车厂已经停止生产，工人们都去搞农场等副业。

郭力说：“没别的，王少林同志讲了，要把红旗(轿车)搞起来。”

我说：“我们先研究老红旗(车)是啥毛病，为何不能用。”

紧接着，我们就搞调查研究，搞了一个多月，找出了两排座红旗轿车的42个质量问题，其中一类问题20项，二类问题22项。所谓一类问题，就是不解决就不能出车的要害问题，像刹车跑偏、发动机熄火、车门关上后打不开等。其他如车到处乱响、喇叭不响等，属于二类问题。

轿车厂提出“质量及时”的口号，随即成立了20多个质量攻关队，每个攻关队都包括工艺员、设计员和生产员。攻关队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把这些质量问题全解决了。

196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我们做了20辆新改进的两排座红旗轿车。轿车厂派崔洪松等同志把车送到北京。这些车在北京使用得不错，中央用它们替换了苏联吉姆轿车，来迎送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宾客。

重新设计

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要搞三排座红旗轿车CA770，这有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当时中央领导坐的都是苏联车，苏联车又分为这么几种：吉斯115， 防弹保险车5辆，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5人乘坐；吉斯110，三排座车，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乘坐；吉姆车，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供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部长们乘坐；胜利牌车，是厅局级领导的公务用车。

但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苏联不再给我们提供汽车配件，导致在中国使用的这些苏联车没零件可换。我到北京做调查时就发现，吉斯115和吉斯110全部停开，总司令的防弹保险车还被拆卸。

另一个背景是， 一汽生产的两排座轿车又不能代替这批苏联车。这种情况下，部里领导就下决心要给中央领导换咱们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1964年，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到一汽，在轿车厂跟我讲：“中央领导同志坐老(CA)72肯定不行，它是两排座的，质量也不大好。要上三排座，给中央领导换车。”

段部长还放出狠话：“王振，你搞不出来，我拿你是问。”

我跟段部长在部队时就认识，彼此相当熟悉。

我说：“放心吧。”

1965年，中央下命令，要在10月1日前试制出一辆具有先进水平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

说实话，要生产三排座轿车不容易啊！三排座轿车首先要求现代化。现代化是啥？谁也不知道。我们那时不能去国外，也不知道外国车是怎样的。上面领导对三排座轿车的外形提的要求是美观、大方、庄严，富有民族色彩(段君毅语)，同时还要求在老两排座轿车的基础上设计。

我们赶紧找样车。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辆英国女皇坐过的劳斯莱斯， 这是汽车局专门从香港买来给我们的。那时不像现在能很方便地买到车， 我们要好的车，但谁也不卖给我们。汽车局局长胡亮给我们出点子，让我们去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坐的奔驰600。

我带着赵世芳、路宝根、李棣华、唐德一行5人去中南海，正好遇上副总理的警卫员、司机老李，他正在擦奔驰600。中央警卫局曹科长介绍说：“这是(一汽)轿车厂的王厂长，他们想看看奔驰600。”

老李也挺不客气：“你看看人家的车，再看看你们那两排座轿车，咱们怎么就做不出来？汽车厂都白吃饭？”

我跟他开玩笑说：“不让我们出国，我们也不知道外国车长啥样。你说奔驰好，我们也没见过。”

老李就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奔驰600的性能和特点。“这样吧，我拉你们走一圈。”他说。

我们坐上奔驰600，从中南海6号门出去，顺着长安街，开到五棵松。警察都知道这是的车(当时全国就只有这一辆)，所以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感觉确实不错。但光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至少也得测一测、量一量，才知道具体尺寸。我们向部里申请，能不能把奔驰600给我们做样车。

最初没同意， 但接着事情就有了转机。在一汽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同志当时兼外交部部长，有一次他接待外宾，到前门的全聚德吃烤鸭。但他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因为他的车一来，老百姓都知道是

副总理来了，都要来看他，他只好从后门回到中南海。

知道这件事后，就说：“你招摇过市，把车给人家算了，他们给我们做高级轿车。”这才答应了。

轿车进入设计阶段，此时离国庆节还有不到半年时间。庆幸的是，参与设计、工艺的这些技术人员，有不少曾参加过东风、红旗轿车的试制以及两排座红旗轿车的质量攻关。他们同时展开对发动机、变速箱、刹车、双管路的研究。

我们先研究样车。劳斯莱斯看起来很高贵、车身长， 试车时有些摇晃，但内饰不错。奔驰600外形不错，开起来挺稳，但下面老是“咕咚咕咚”地响，跟当时我国的路面不好有关系。

紧接着，我们就成立了车身设计组，共5人：程正、艾必瑶、贾延良、张祥瑞和邱良彪。三排座轿车车长定为5.98米。英国女皇的劳斯莱斯车长约为6.2米，奔驰600车长约6.4米，三排座轿车的车长为什么设计为不到6米呢？因为那时候的北京小胡同多，车身短点好转弯。虽然它车长短一些，但劳斯莱斯和奔驰600上的功能它都有—如前面的隔音玻璃、后排的自动后座等。

在外形设计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贾延良来找我说:“王厂长，这不行！”

我问：“咋呢？”

他说：“你看，有人抄我的。”

我说：“抄啥？各设计一个型号。”于是，邱良彪、程正、张祥瑞、艾必瑶、贾延良及两个吉林工大的学生分别做了一个1:5的油泥模型。

现在车的设计都要保密，但我们那时候是公开的，而且人越多越好。油泥模型做好后，中午吃饭时，全厂职工都带着饭盒去当评委，对7个油泥模型挑肥拣瘦，提修改意见。后来，我们把每个模型的优点集中起来，做了一个1:1的主油泥模型，这就是三排座红旗轿车的外形。

但客观来说，三排座轿车更多体现的是贾延良的设计。贾延良设计的流线形，跟上了形势。贾延良那时候很超前，我记得轿车厂及时个穿喇叭

裤的就是他，我还给他们赵科长讲：“告诉贾延良，让他把喇叭裤脱下去。”

后来有好几次，人们问我：“三排座红旗轿车的外形是谁设计的？”我只能回答是贾延良、程正、艾必瑶、张祥瑞他们几人一起设计的。

我补充一段插曲。当初， 在重新设计车型还是把两排座红旗的“尾巴”拉长变成三排座的问题上，我跟总厂领导产生了分歧。

我站在设计人员一边。他们的意见是：两排座轿车改了以后还是两排座，无非是把后面拉长了。“咱们别这样干，要干就重新设计，干个好的。”

我去给总厂领导汇报，他不同意，不为别的，只是觉得没时间了。“你完成得了吗？完不成中央的任务怎么办？”他说，“把两排座这么一拉， 不就很快吗？”

但是，我们铁了心要重新设计。

领导看我们不听话，很生气：“王振，我这个总厂管不了你，我不管了，你去做吧。”那阵子，他去搞越野车，不到轿车厂来了。

我去找他。我说：“××厂长，你不能不管我们啊。”

他说：“这样吧，你把总设计图拿来我看，凡是车的长宽高和哪些位置有数据变动的，你告诉我。”

三排座红旗样车

就在轿车厂准备试制样车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1965年5月的24小时，长春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轿车厂几万平方米的厂房都是“”时期用砖木盖的，哪里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冲击，有些地方便裂开了。我来到车间，看到房子开裂后挡住了车床，威胁到工人和设备的安全。

我赶紧给总厂打电话。当时饶斌已调走，厂长是郭力。“郭厂长，你赶紧过来，这个问题大了，我的厂房要塌了。”我说，“别的事我可以负责任，但人命的事我负不起。”

郭力立即带着基建处的曹新、徐家宽来查看厂房，并当场决定：厂房紧急大修，轿车厂马上搬家。

“我们正生产红旗轿车，这下怎么办？”我有些犯愁。

“我给你们找。”郭力说。

我们俩冒着大雨到各分厂求援。每到一处，郭力就讲：“为了61个阶级弟兄，大家都要援助轿车厂。”

我们用了半天时间，分别在越野、发动机、铸模、底盘、附件、教育大楼食堂6个单位要了7块场地。加上轿车厂那条总装线，红旗共分布在8 个地方生产。

场地确定后，我们冒着大雨搬设备。轿车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几百台设备分别搬到7个场地。三排座的红旗样车以及

1966年“五一” 前送到北京的20辆三排座轿车，基本上都是在分散的厂房里做出来的。

这段时期，一边要搬迁，一边要试制，技术工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试制过程中困难很多，我们几乎没有模具，全靠他们做。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技术工人的作用都不可忽视。但现在事实却相反，我们更注重科技、注重专家，却不重视能工巧匠。

车身总成采取设计人员、工艺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办法。车长和车宽确定后，还要根据中央领导的身高、体形和乘车需求来确定车高和车内部尺寸。现在可以用电脑设计这些，但在当时不好办。我们只好让不同的人坐在里面测试。

为了设计驾驶室的尺寸，我们找来开车很有经验的司机路宝根、崔洪松和金文礼，让他们分别代表胖、瘦、矮三种体形的人，测量和确定他们在驾驶时所占的空间尺寸，再进行设计。

车后边最初还设计了酒柜以及放茶杯的地方，但后来取消了。悬架装置的设计，牵涉许多原理。设计师华福林在工人的配合下，进行了大胆地改进设计，使之能适应当时的路面。

我们在三排座轿车上开创性地用了框形车架。这是设计师朱子智在一本国外汽车杂志上看到的，那时国外汽车也没有这种先例。框形车架做起来很难，先要设计模具，设计完还需要找材料。我让朱子智成立一个小组，还抽调了两人：焊接工艺师孙德慎(后来当了副厂长)和老工人钱增荣(八级钳工)。

及时次设计完后做出来的框形车架效果不理想。有人开始讲闲话：“你看，就想出风头，国外车都没用过，你就能用？就你能设计？”还有人认为，耽误了时间不说，可能会误大事。

为此，朱子智专门来找我。我说：“你别管他们说什么，咱们抓紧时间继续做。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们实践实践吧。”

最终，试制出的框形车架的装车效果非常好。

过了差不多5个月时间，1965年9月12日，我们装出了及时辆三排座红旗样车。9 月19日，轿车厂派范恒光、崔洪松和司机徐汉普等同志把车送到北京。我虽然没去，但整个过程我都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要打电话汇报情况。

9月20日，中央领导和国务院的同志看了三排座轿车。晚上9点，彭真同志要看车。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已调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郭力带着送车组的同志，把三排座轿车开到彭真同志的住处。他看到后非常高兴，提出要试坐新车。

长安街上，彭真一个劲儿地让司机开快些。司机说，时速已经达到100公里了。“ 坐在车里没觉得有这么快，真是一部好车。”彭真对车的外形、性能和内饰都很满意，他说，“ 我们要用自己的车接送其他国家总统。”

看到车后面的活动座椅，彭真高兴地说：“迎送外宾很累，有了这个座椅，以后就可以躺着休息了。”看到三面红旗的侧标时，他问是什么意思。郭力回答说三面红旗分别代表总路线、“”和。

彭真说：“那也不全，还有思想这面红旗呢，干脆就用一面红旗吧。”后来，经上级决定，侧标只保留一面红旗。

彭真看完车后说：“你们把车留下，我明天开到政治局，给主席和总理他们再看看。”

这下可为难了。我们只做了一辆样车， 车留下后我们就没了。郭力讲：“留给彭真同志吧，他可以做宣传。”

彭真每天都开着三排座红旗轿车去中南海。好多领导都想坐这个车， 都向他打听，这是哪里做的车，他们一听说是一汽做的，就向部里要车。

1965年年底，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在1966年“五一”节前生产20 辆三排座红旗轿车，并送到北京，供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乘坐。也就是说，要在5个月内生产20辆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