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捡拾大历史抛下的底层记忆

任志强

历史本应是一面镜子，用来对照和借鉴，让后人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减少制度建设上的错误。但如果这面镜子的本身有许多的凹凸不平，又有许多的污垢，照出来的形象也会是扭曲的。

过去的历史大多是官吏们记录的，这些历史都按统治者的意愿和政治诉求进行了修正，于是多多少少都被染上了许多本来没有的颜色。历史也就失去了真实。

然而，那些真正的历史往往被称为野史而在民间流传。许多真实的故事通过民谣、小调和艺人口中的史诗一代一代地传承着。

从秦统一之后的焚书坑儒，到后来战火中的多次焚烧，以及每朝每代的修史，无论庙堂还是民间都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版本的记录。虽然现在无法用技术去一一证实过去的历史，但研究人员总是能用逻辑分析去佐证真伪。许多民间版本的历史都已被证实。

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皇权之后的历史也被用不同的文化和主义各说各话地记录着，也成了最有争议的一段历史记录。不仅是在官与民之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在两岸之间也流传着不同的版本。这一切也许都有待于统一之后才能找到共识。

""前三十年似乎成了社会讨论的禁区，然而""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组合中都有许多人是从那个时代的苦难中一步一步成长、走来的，这段岁月无法从他们头脑中消失，这些坎坷也会由这一代人的言行影响着他们的家庭，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历史不仅发生于宫廷变革之中，更多是由民众的生活所积累。最真实反映社会现状的，恰恰是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群像，是不同角度的感受，是血与泪的凝聚，悲欢离合的累积。没有了这些社会的基础，又哪来的上层建筑？

历史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每个人真实地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一切时，当每个人真实地记录下生活的感悟时，就会让社会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公正，少一些谣传，少一些扭曲。

任何社会最可怕的就是只有当权者的声音，任何历史最可怕的就是只记载着社会顶层的活动，似乎只有精英才能创造历史，似乎这个世界只为他们而存在。

最可贵的是那一双双童龄人的眼睛和他们用没有被污染的心灵所感受的真诚，从与家庭和长辈的共同生活中，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虽然这不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却有着血肉的联系，虽然这不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却有着血脉相通的心意。

应感谢中学生写史活动的组织者，感谢资助人让这些"课本上不说的历史"能真实地展现于这个曾经混乱的社会。既能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他们的父母，也能增进他们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家庭的尊重。

当年轻的一代开始关注父母和家庭的传奇时，这一段历史才会再现在社会的现实中，也唤醒了老几代人的沉睡。人们不应只看到眼前，眼前的一切其实都是过去的沉淀。从过去吸取更深的营养会让后几代人更茁壮地成长，不会再迷失方向，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彷徨。

不管历史曾经让多少人困惑，写出来就会让更多的人从痛苦中走出来，跨入一个新的天地。让这面历史的镜子，既照亮今天，也照亮未来。

不仅是年轻人，也包括那些曾经从这条长河中蹚过的人都能共同分享过去的记忆。这个世界才会在多元的善爱中清楚地看到明天的光芒。

序二 这是好的公民实践活动

赵亚夫

从李远江老师来我家讲他的"中学生写史"计划，一晃近四年过去了。"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扎扎实实搞了三届，有数万名学生参与，还有数量可观的教师、教研员、家长和志愿者，形成了稳定的指导和服务团队。当初的计划已结出累累硕果，作为参与者，特别是专门的历史教育研究者，除了充分赞许活动本身的意义外，更是由衷地感佩远江老师的公民实践和社会组织能力。在《我们的家史》付梓之即，远江老师要我作序，禁不住要结合公民教育谈几点对中学生写史活动的认识。

一百年前，各国的学校历史教育，都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展开的国家历史，虽说公民教育已立意其中，但多数国家的公民教育则是由集体主义为骨架，用国家意志对等公民意志，流行的做法是将公民捆绑在民族主义的战车上直通国家主义的目的。牺牲公民个体来获得国家的强大，在近代世界各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代历史教育的旗帜，就是"国家至上"的理念。表面看，"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成就了近代国家。于发达国家而言，它是国家在世界竞争中的利器，既有充分的政治伦理方面的道义功用，又可直截了当地获得经济红利；于被殖民国家而言，它恰是好的救亡图存的口号。与近代国家意识相仿，国家至上的历史教育养成的历史意识，常常就是一条由国土、人民和政党构成的爱国主义利益链。对国土的认知，关联一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以本国为中心看世界，讲自古以来的光荣和当下的历史使命；对人民的认知，则由民族、种族的特殊性凝成伟大传统，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进而教化其他地域的人民。关键是，这种历史教育定义了国家、民族特殊性和优良传统的标准，选择合适的宣教方式，利用宏大的历史叙事彰显执政者的合法性并或明或暗地嵌入其政治意图。因此，以国家至上为理念的历史教育，以历史英雄主义为特点，灌输经久不变的历史逻辑。为了教化的功能，它拒绝个人参与历史、反对心理分析、忽略事实细节。按照指定的历史逻辑推演讲义式的故事，从中抽去了证据意识，"国家至上"的原则不可能呈现历史，所谓历史逻辑，不过是作为宣教资料的历史知识线索而已。在近代，各国历史教育普遍存在着片面和不实，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最为糟糕的情况是，独占政治权力的政党会把这种历史教育推向极端，为了"国家利益"肆意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裁减事实。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如此，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如此。"国家至上"理念的历史教育，在本质上是排斥养成公民素质的、反智的，其宣扬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公民个体的地位和社会认知，与公民全体的健全的历史意识和理性的社会行动全无关系。没有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公民教育是政客们的把戏，这样的教育拒绝公民真正进入公共领域、公共关系和公共事业。当然，没有公民行动的公民教育，同样是政客们的把戏。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本该让国家至上主义彻底破产。但是，因为其内核是"近代性"或"现代性"，民族国家需要它，冷战需要它，各种新殖民主义、新民族主义也需要它，历史教育自然也很难排除它。

历史教育理应产生的力量，恰恰作用于公民个体的觉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便是通过"做历史"达成社会认识、历史认识和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传统的学校历史教育，为什么顽固地将公民压缩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不厌其烦地用伟人和精英的故事构造历史，因为历史教育服务的对象不是公民主体而是政府。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历史教育中，人性解放的道路不断拓宽，人权诉求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得以张扬，但是将公民驯服为盲从政府的工蜂的指导思想，仍没有减弱。和过去一样，今天的人们，处在历史关头时必须做出选择，参与某一社会行动时，需要做出决定。比如，我们知道二战时美国海军的苏利文五兄弟，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给后人留下一段感人的历史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记住一个母亲在墓碑上的留言："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今天的人们，同过去不一样，一是自己掌握了更多的可能性，二是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为自己做出决定。

"中学生写史"张扬的目的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守护家族的记忆，老师和同学共同探寻国家的历史，找回遗忘的家国记忆。"当然，于可能的选择和批判的力量，都是再实在不过的训练了。它丰富并完善了学校历史教育，是好的公民实践活动。

中学生写史在乎一点一滴的积累，目标可以是在适宜的条件下恰当地学习"怎样去了解真相"的技能。"课本上不说的历史"比比皆是，而历史写作的意义在于把自己选择的重点尽可能详尽地表达出来。好的历史写作，无论题材大小，无论何人书写，都是人类历史结构体中的一个节点。

当然，中学生写史有其特点。作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一分子，既有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养成要求；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她)是一个成长中的人、一个公民，有权利接受真实的教育，不遮掩事实和回避真相。这些，我们在前两部《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看到了！很是欣慰，很是感慨，了不起啊！

我期待第三部的出版，乐意看到中学生笔下林林总总的家族史。其实，我更愿意从中体会中学生投入公民写史活动的独特视角，因为他们表现的不仅仅是一段纪实，还有一个公民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真诚。

"四个人抬一个毛"的时代

董烁/北京市一○一中学 张健孙淑松/指导老师

"嘿，小董，主任叫你去一下！"

"好嘞！"

一个年轻人正推着一车的鲜奶往车间去，大声答应了一声。他身材偏瘦，但挺结实。因为卖力，头上的青筋在他黝黑的皮肤上微微突起，沉甸甸的纯白色的鲜牛奶在桶里轻晃。卸完鲜奶，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往车间主任办公室跑去。

"培良同志，你这几年来干得很好，一直是我们厂的先进代表啊。"主任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次市里要开大会、大游行，遵从的指示，要革文化的命啦！厂里要安排人去抬大幅标语，我们车间有一个名额，就给你啦！"

董培良对这个意外的好消息感到格外兴奋。游行一事他早有耳闻。前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工友和邻居们都在议论。作为工农一分子，他不清楚"革文化的命"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怎么去"革文化的命"，只是感到一定很重要、很有意义，因为敬爱的都亲自写大字报了。而且，他当然知道，参加游行是一种莫大的殊荣。他惊喜而感激地看着主任，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粗糙的手下意识地蹭蹭身上那件溅有鲜牛奶的工装服，双手握住主任的手说："我……我保障，保障完成任务！"

厂里安排他们几个人脱产一周，集中制作写着"思想万岁"的大标语牌。每块标语板长宽各三米，中间是木板，两面盖上白布，布上写着鲜红粗壮的大字，四周再框上厚厚的角钢，安到结实的架子上。制作完成后，宣传科领导亲临指导并组织操练，他们一连在厂区排练了三天，抬起、放下、起步、停步、喊口号、大声高唱……

游行的日子终于到了。董培良起了个大早，仔细扣好他蓝色工装的纽扣，认真戴好像章。他抽出门闩，准备出门。

"哎，培良，你还没吃馒头呢！先吃点儿再走吧。"妻子在灶台边喊道。

"好嘞。"他蹿过去揣上两个，便疾步出了门，直奔厂区而去。

董培良和其余三个人各执标语牌一角，抬着硕大的"毛"字板，骄傲地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昂首挺胸，一路齐步走到人民广场。只见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工人有力量……"，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夏日里，初升的太阳就已很刺眼。在骄阳的照耀下，台上领导终于到了，高音喇叭上传出领导同志高亢的声音：大会开始了。

领导讲话很大声，拖着长长的尾音，伴着喇叭的回声，董培良也没有听懂什么，只是反复听到""、"大字报"、"炮轰司令部"、"打倒走资派"等字眼。每个领导讲完后，人群中总是爆发出欢呼声，并高呼"万岁"的口号。这些口号耳熟能详，董培良能够跟得上，所以也一次一次地高高举起"红宝书"，喊得特别有劲！

如此几番后，动员大会终于结束，队伍依次走出广场。街道两边全是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住家的、开店的，楼上的窗户全挤满了人头，楼下的孩子骑上了大人的肩膀，手里还摇着拨浪鼓。处处有人齐声高喊着"将革命进行到底"、"万岁"的口号。稍有空地的街角，还有很多人伴着欢快的唢呐和锣鼓，跳着"忠"字舞。游行队伍沿着街道，几乎绕城一周。一路上敲锣打鼓，欢呼不断，声振衢路。

快至正午，游行也接近尾声，工友们早已是浑身汗水，声嘶力竭。董培良渐渐感觉到肩上标牌的分量，脚步变得沉重起来。这时他才注意到，早上带来的馒头还在口袋里。突然，他一阵晕眩，眼前一黑，依稀听到旁边那嘈杂的呐喊声一下子变成了工友们急切的叫唤："小董！小董！……"

二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虚弱的董培良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小董，你终于醒啦。"工友急切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立即倒了杯热水递给他。"哎，小董，你说你早上怎么不吃饭就匆匆去参加游行了？你本来胃就不好，不吃早饭怎么扛得住呢。何必那么拼命啊！"

"嗬，何必那么拼命？"小董心底里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无须回答。因为给他带来了新生活，他只能用拼命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的感激。他默默地接过水，凝视着病房墙壁上那张边角略微泛黄的画像，陷入了回忆。

三

1950年，这个出生于贫农家庭的叫董培良的男孩刚满13岁。

那24小时傍晚打完猪草回家，他察觉到父母心情特别激动。"培良，回来啦，来吃饭吧。"妈妈不似以往那样给他一碗稀粥，而是给他盛了一大碗米饭。他有些惊讶，一边瞪大眼睛看着父母，一边听着父母的谈话。"乡里工作组召集干部开会了，村里的广播也说啦，要搞，要给我们贫下中农分土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种自己的地了！""是啊，我们以后不愁吃不饱饭了，伢儿们也不用跑那么远去打猪草了。"

董培良默默地听着，心里想着。虽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闭塞小山村，但也不断地听到的威名，看到的画像，就像大家都知道庙里的菩萨，广施恩德，救苦救难。乡里工作组的领导开会说，在距离这儿好远好远，有一个叫北京的地方，那儿有个很大的广场，就站在主席台上，面对整个广场，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托着腮帮子，思绪不断飘远：那时燃放的礼炮声一定比新年时整个村里所有的鞭炮声加起来还要响亮。

如果说去年的礼炮声比较遥远，听不真切，那这次的简直是平地一声雷，使山坳里董培良一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家有了自己的土地，董培良也更加忙碌起来，除了打猪草外，还帮着父母到田间做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