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一座垮掉的桥

2001年9月11日，曼哈顿的两座摩天楼垮了，几千肉身瞬间陨灭。十天后，英国首相托尼 布莱尔抵达纽约的圣托马斯教堂，在为英国罹难者举行的追思会上做了简短的致辞。在那样的场合，人们要做的并不是同仇敌忾地声讨恐怖分子(至少当时还不是)，而是共同面对一个更为迫切的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死？”或者说，为什么那些与恐怖分子毫无过节、只是过着简单生活的人们，要在一个星期二的早上被毫无预兆地以最惨烈的方式夺去性命？神作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他如何能设计或允许这一切？

作为回答，布莱尔为人们朗读了桑顿 怀尔德写于1927年的《圣路易斯雷大桥》的结尾：“很快我们就会死去，所有关于这五个人的记忆，都会随风逝去。我们会被短暂地爱着，然后再被遗忘。但是有这份爱就已足够；所有爱的冲动，都会回到产生这些冲动的爱里。甚至对于爱来说，记忆也并非不可或缺。在生者的国度与死者的国度之间，有一座桥，而那桥就是爱。它是的幸存之物，它是的意义。”

在《圣路易斯雷大桥》的开头，1714年7月20日的中午，五个旅行者走在全秘鲁好的一座吊桥上。突然，桥断了，他们同时摔下深深的河谷。对当时的秘鲁人来说，这次灾难不啻“9 11”。这并非因为战争或瘟疫未曾夺去更多的生命，而是因为这座桥是所有利马居民平日都会路过的。它以最象征性的方式提醒所有人：我们最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会以最突如其来的方式，被死亡终结。我们可能刚刚端着咖啡在世贸中心的办公室里开始新24小时的工作，我们可能刚刚在俄克拉荷马政府大楼的托儿所里把孩子哄睡，我们可能刚刚在奥斯陆附近的于特岛和朋友们搭好宿营地的帐篷，我们可能刚刚在丹佛的电影院里坐下并等着看电影首映……然后，一切都可能戛然而止。

在怀尔德的小说中，目睹灾难发生的圣方济会修道士朱尼帕和所有人一样，陷入了对人类命如蝼蚁的震撼，但他拒绝使之成为怀疑信仰的借口。相反，他试图去完成一次巨大的田野调查—走访整个秘鲁，以调查这五个暴卒者的生平，考察在命运无常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神性的安排，让圣路易斯雷大桥选择他们五人(而非别人)成为殉葬者。这当然不是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而是神学意义上的。或者如小说家罗素 班克斯所言，怀尔德的寓言是要去探究“在个人意志掌控之外的命运的意义”。然而，反讽的是，朱尼帕修士却选择用最科学理性的方法来检验这五个遇难者：统计他们的善恶，以确定其下地狱的正当性。

但随着小说依次以这五个人的视角展开，读者发现了朱尼帕修士永远无法从街头巷尾的走访中获得的人生真相。在利马城里成为众人笑柄的侯爵夫人，其实是因为母女关系破裂而借酒浇愁，看似邋遢丑陋的她有着优美的文才，她写给远方女儿的家书日后将成为西班牙语文学中的瑰宝；沉默寡言的孪生孤儿兄弟从小就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默契和亲密，然而哥哥对女演员卡米拉的秘恋让手足之情受到考验，哥哥死于外伤感染，悲恸的弟弟决定离开秘鲁去做水手；皮奥叔叔是南美殖民地的老江湖，常人眼里奸诈狡猾的他却是古典文学最痴迷的门徒，他努力培养卡米拉只是为了复兴西班牙戏剧的黄金时代……

于是，现代文学的多角度叙事传递了这样的教训，即对个人进行道德判断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城堡，其内的感情生活总是秘而不宣或异常复杂的。甚至连这部小说的

全知叙事者都向读者承认：“虽然我宣称自己知之甚多，但是否也可能漏掉那情感源泉中更隐蔽的涌流呢？”读者一旦洞悉了这五个人的感情生活，就会扼腕于命运的残酷，因为他们在各自的厄运中备受煎熬，刚刚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顿悟或解脱，行走在圣路易斯雷大桥上的他们即将迎来新的生活。也许，他们是最不该去死的，他们是最应该被拯救的，否则十字架上的“真”如何可能？

在战后的后现代文学里，这样的“真”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追问也只能走向荒诞和沉默。《圣路易斯雷大桥》写于“喧嚣的二十年代”，怀尔德或许当时已敏锐地预感到了一个后宗教时代的信仰麻烦。既然如此，小说结尾所言的作为“的幸存者”和“的意义”的“爱”又是什么呢？在20世纪文学史里，怀尔德这位三获普利策奖的作家曾被认为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似乎很喜欢表现人伦之爱。他极少描写边缘的或惊悚的男女情爱(这似乎是另一个怀尔德—比利 怀尔德—喜欢干的事)，因为在他看来，在文学中描写家庭主妇和牙科医生霍乱般的爱情，不如写小镇上父母子女间简单深沉的家庭之爱更具普世价值。于是，母女之爱、父女之爱和兄弟之爱，成为《圣路易斯雷大桥》的解剖对象。在文学的显微镜下，怀尔德展现了这些卑微蝼蚁的爱之困局—这些非肉欲的、非排他的精神之爱绝不简单。它们的悖论在于，以爱的名义施予的越多，这些爱就越沉重而狂热，就越有可能对被爱者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所以，小说里的各种爱，毫无例外都是徒劳之爱，都是不被肯定和回报的爱。

人能以这样的世俗之爱抵抗永恒的死亡吗？怀尔德的答案是否定的。布莱尔为了巩固信仰和爱而诵读的，其实可能是全书最为阴郁的段落。人是必死的，对于死者的爱和追思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随着肉身的死亡而停止。简言之，人无法永远去爱，记忆必将败给遗忘。

然而，怀尔德也并非悲观厌世。他以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机锋告诉我们，人与人的爱虽然速朽，却会以新的形式延续或重生。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我们才能面对无法以理性去思索的死亡，才能在这个充满暴力和灾祸的“后9 11”世界里独活。

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