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过我，为什么我声称我在你面前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一部分则是因为要说明这种畏惧的根源牵涉到非常多的细节，在谈起它们时我只能把握一半左右。假如我试图在此书面回答你，答案将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在写下来时这种畏惧及其后果也会使我在你面前障碍重重，因为素材之大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和理解力。

在你的眼里事情总是显得非常简单，至少你在我面前和不加区别地在其他很多人面前是这么说的。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首先是为我牺牲了一切，结果我得以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学习专业，丝毫不必为吃饭问题担忧，也就是根本无须有任何忧虑；你并不为此要求我们感恩，你是知道“孩子们的感恩心情”的，但我们至少得做出某种迎合姿态，一种同情的信号；我不是这样，反而从来就躲着你，躲进我的房间，躲在书本里，躲在疯疯癫癫的朋友们那儿，躲在偏激的思想中；我从来没有同你坦率地交谈过，我没有去教堂站到你的身边去，在弗兰岑斯巴德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你，除此之外，也从来没有家庭观念，对商店和你的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我把工厂套在你的脖子上，然后扬长而去，对奥特拉我支持她的固执，我从不为你哪怕动一下小指头(甚至从来没给过你一张戏票)，却为了朋友什么都干。如果你把你对我的评价加以归纳，就会显示出，显然你没有指责我下流或恶毒(也许我最近这次结婚意图是个例外)，但分明在说我冷淡形同陌路，忘恩负义。你这样责备我，好像那是我的责任，好像我只要转一下方向盘就可以使一切都改观似的，而你对此连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有就只有一点，也就是你对我太好了。你这类习以为常的描述只在一点上我认为是对的，那就是，我也相信，你对我们之间的隔阂是没有责任的。但我也同样是没有责任的。如果我能说服你承认这一点，那么虽然不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生活，对此我们俩都已经是太老太老了，但可能会出现一种和平，不会终止你的没完没了的指责，但会使之温和下来。

奇怪的是，你好像多少预感到了我想要说些什么。比如你在不久前对我说过：“我一直是喜欢你的，虽然表面上我对你的态度不像其他父亲习惯做的那样，但这正是因为我不像其他父亲那样会装腔作势。”啊，父亲，整个说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我的善意，可是我认为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你不会装腔作势，这是对的，但从这个理由出发断言其他父亲装腔作势，那么这不是赤裸裸的、无须进一步讨论的自以为是，就是(依我看真是这么回事)一种隐蔽的表达，认为我们之间总有什么不正常，而你参与了这种情况的造成，但却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你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们的看法就是一致的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仅仅是在你的影响下才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么说就太夸大其词了(而我甚至很喜欢这种夸大其词)。非常可能，即使我是在一点都不受你影响的情况下长大的，我兴许也不会成为你所希望的那种人。那样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性格懦弱的、谨小慎微的、犹疑不决的、内心不安的人，既不是罗伯特 卡夫卡，也不是卡尔 赫尔曼，但总之是同我现在这样不同的一个人，我们可能会相处得非常好。如果有你作为我的朋友、头头、叔叔、祖父，甚至(尽管那样我会更加犹豫呢)作为我的岳父，我都会很高兴的。但正是作为父亲，你对于我来说是太强大了，尤其因为我的哥哥们很早就死了，而妹妹们隔了很久才来到人世，我不得不一个人承受及时次冲击，对此我的力量是太弱了。

比较下我们俩：用非常简短的话说，我是一个带有一定的卡夫卡根系上的略韦，推动我的不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活意志、经商意志、占领意志，而是略韦家族的马刺，它显得比较神秘、羞怯，促使我跑向别的方向，甚至经常停止对我的戳刺。而你却是个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有优越感，有韧性，沉着果断，有鉴别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慷慨大度，但也带着与这些优点共生的所有缺点和弱点，有时你的情绪起落，有时你的突然暴怒使你的弱点立即暴露出来。就你的世界观而言，你也许并不是个百分之百的卡夫卡，把你同菲利浦叔叔、路德维希叔叔、亨利希叔叔相比就能看出这一点。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我在这里也并不能看得很清楚。他们全都比你更快乐，更精神饱满，更无拘无束，更逍遥自在，而不像你这么严肃(在这一点上我受到了许多你的遗传，而把这种遗传因素管理得太好了，不过我的本质中却没有你所具有的那些平衡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你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给你带来失望之前，在家庭空气因而给你带来压抑之前(如果有外人来，你就表现得不一样了)，你也许曾经是比较愉快的。而现在你也许又愉快些了，因为孙儿孙女们和女婿又把你的孩子们(也许瓦莉除外)所不能给予你的那种温暖给予了你。无论如何，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又使我们互相间都对对方那么危险，以致如果人们能够事先估计到我这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和你这个成人之间将怎么相处，就会想，你会一脚把我踩到地底下去，使我一点都不能露出地面的。这种事没有发生，生动活泼的东西会怎么样是难以估计的，但也许事情更糟糕。而我不断地请求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认为你有什么过错。你就这样影响着我，就像你必然会做的那样，不过你应该停止认为这种影响毁了我是我的恶意的表现。

我曾是个腼腆的孩子；但我当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是执拗的；当然母亲也很宠我，但我不能相信，我是特别难以驾驭的；我不相信，一句亲切的话，一次默默地握手，一道善意的目光竟不能使我顺从人们对我的一切要求。而你其实是个善良的、心肠软的人(下面的话并不能否认这一点，我将谈到的仅仅是你对孩子施加影响的现象)，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韧性和毅力，去长时间地寻找，直到找到善意所在。你只会像对你自己那样对待孩子，用力量、咆哮和暴怒，而你也觉得这种方法很适用，因为你想要把我造就成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最初那些年月你的教育方法我今天当然不可能凭直接经验加以描述，但可以从后面那些年经历的反思中和你对待菲莉克斯的方法中想象得出。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你那时比今天年轻，因而比今天更精力充沛，更具野性，更纯朴，更无所顾忌，而且你被商店业务拴住了，24小时到晚几乎就不在我面前露面，因此你给我的印象反而更强烈，这种印象几乎从未平淡下来，化习惯为自然。

最初几年我记住的只有一件事。你可能也还记得。有24小时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过不是出于渴，而可能一部分是为了要惹恼你，一部分是为了寻乐。在一些强烈的威胁不生效后，你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抱到阳台上去，关紧了门，让我独自一人穿着衬衣在那儿站了一阵子。我不想说这是不正确的做法，也许当时除了这样没有办法使夜间的安静得到恢复。但我想要以此说明你的教育方法及其对我的影响的特点。自那以后，我当然是听话了，但这事却给我造成了一种内心的伤害。以我的天性，我根本无法把我认为很自然的那次荒唐的要水的哭闹同极其可怕的被抱出去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当时这件事还只是个小小的开端，但这种经常笼罩在我心头的无足轻重的感觉(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当然也是一种高尚的、有益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你的影响中产生的。我需要一点儿鼓舞，一点儿亲昵，一点儿走自己路的自由，但你却拧歪了我的道路，当然是出于好意，希望我走另一条道路。可是我却没有去走那另一条路。比如，当我一本正经地敬礼并行军式地走路时，你就鼓励我，但我并不是未来的士兵；或者当我大口大口地吃饭时，或甚至还能喝一喝啤酒时，或唱起并不理解的歌时，或模仿你习惯的讲话腔调时，你总是鼓励我，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未来无关。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直到现在你也只有在你自己对事情本身也产生热情时，只有当事情关系到你的自我感觉，而这感觉受到我的伤害(比如通过我的结婚意图)或者在我身上受到伤害(比如当培帕辱骂我)时，你才会鼓励我去干什么事情。这时你勉励我，把我的价值告诉我，指出我肩负的重任，把培帕批得一无是处。且不论以我现在的年龄鼓舞已经对我起不了作用，而是在不是主要牵涉到我的事情上对我进行鼓舞，于我又有什么帮助呢？

当时那样做就好了，当时我倒是很需要鼓励的，而且是无处不需要。仅仅你的体魄那时就已经压倒了我。比如我常想起我们常在一个更衣室里脱衣服的光景。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且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然后我们走出更衣室，去人们面前亮相，我牵着你的手，作为一副小小的骨头架，光着脚站在木板上站都站不稳，怕水，又没有能力模仿你的游泳动作。你出于好意，但真的使我深深羞愧地不断做给我看。那时我绝望极了，而我在所有方面的坏的经验在这样的时刻出色地合成了交响乐。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是，有时你自己先脱了衣服，我得以一个人留在更衣室里，尽可能拖延到公众面前去献丑的时间；直到你亲自来看看是这么回事，并把我赶出更衣室。我为你似乎没有觉察我的困境而感激你，而且我也为我父亲的体格感到自豪。直到今天，我们俩之间仍然存在着类似的差别。

与这个差别相适应的还有你精神上的统治。你以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奋斗到这么高的位置，因此你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这一点对童年时代的我还不像后来对正成为成人的年轻的我那样耀眼炫目。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见解都是发病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之强，使得你的思想根本不必前后一贯，也照样永远是正确的。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对一件事根本就没有观点，这就导致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任何观点统统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而是什么都包括在内，到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未被骂到。你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共有的现象：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但你在我面前显得常常是有理的，真是令人吃惊，在谈话中自不待言，因为我们几乎就不谈什么话，而在现实中竟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我的一切思想都处在你的压力之下，那些与你的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同样如此，而且尤其突出。所有这些似乎与你无关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等待你即将说出的判断的负担；要想忍受住这个负担，直到完整地、持续地形成这种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高层次的思想，而是童年时代任何小的举动。只要是对任何一件事感到高兴，心里只想着它，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这事说出来，回答就会是一声嘲讽的叹息，一个摇头的表示，一个手指敲桌子的动作：“世面我见得多呢”或“你好把你的烦恼告诉我”或“我的脑袋可不是这么给脸的”或“这对你有什么用！”或“这也算回事吗？！”当然，你在烦忧和辛劳中生活着，自然不能要求你对小孩子的每件小事都抱以满腔热情。问题也并不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出于你那与孩子截然相反的天性，你始终如一地给孩子带来这种失望，再加上这种天性的对立通过物质的堆积不断加强，以致甚至在你偶然同我的看法一致时，这种对立仍然带着习惯的惯性继续发挥威力，以致孩子的失望最终已不再是寻常生活中的失望，而由于它是由你那决定一切的自身造成的，触及到了核心。勇气、决心、信心和对这对那的愉快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你表示反对，或只要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一切便都告吹；而我做任何事情时几乎都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的。

无论牵涉到思想或人都是如此。只需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就我的天性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你就会毫不考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地对这个人破口大骂、诬蔑、丑化。比如像伊地语演员略韦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你还经常在谈到我所喜欢的一些人时，脱口而出地用上那个关于狗和跳蚤的谚语。关于那位演员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曾经用自己的话把你对他的说法记录下来：“我的父亲这样说我的朋友(他根本就不认识他)，只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当他指责我缺乏孩子的爱和感恩之情时，我可以据此加以反驳。”我始终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你对你的话和论断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耻辱怎么竟会毫无感觉，好像你对你的威力竟是一无所知似的。我的话当然也经常会伤害你，但我总是会意识到的，它使我痛苦，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法不说出来，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但你却是毫无顾忌地把你的话抛出去，你什么人都不怜惜，说出时不怜惜；过后也不，人们在你面前可以说是失去了防卫能力。

可是这就是你的全部教育方法。我相信，你有一种教育天才；你的教育对一个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是有效的；他会看得出你对他说的话中的理智所在，从而对其中别的因素不必关心，安安静静地照此行事就是了。但对于我这个孩子，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方法，尤其是判断你自己的最重要方法。你在我身上可以说是失败了。我童年时主要在吃饭时同你在一起，所以你给我上的课一大半是关于吃饭时的行为的课。凡是端上桌子的东西，都必须吃光，对伙食的好坏不可以说三道四——可你自己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因为你不是由于特别饿就是由于特别喜爱某个菜而不管烫不烫，总是迅速地、大口大口地吃个精光，所以孩子也必须快吃，饭桌旁笼罩着阴沉沉的寂静，只有一些训诫不时打破这种寂静。“吃完再说话”，或“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或“你看，我早就吃完了”骨头不可以咬碎，你却可以。醋不可以咽下去，你却可以。关键要把面包切好切齐；但你拿着一把滴着汤汁的刀来切却无所谓。必须当心别让残食落在地上，但你的脚底下却落得最多。坐在饭桌旁只可以一门心思地吃饭，但你却修剪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挖耳朵。父亲，请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些本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是由于这个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人自己并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条条，这些小事才给我造成心理阴影。这么一来，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订的法律，但我又(我不知原因何在)从来不能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它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说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较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

假如我把我当时的处境同菲利克斯的处境加以比较，情况也许就更清楚些了。你对待他的态度同对我的态度是相似的，甚至对他用了一种特别可怕的教育方法，如果他在吃饭时在你看来弄脏了什么，你就不光像那时对我说的那样，说：“你这个大蠢猪。”还要加上一句：“一个地地道道的赫尔曼。”或者“跟你父亲一模一样。”但这也许(在此顶多只能说“也许”)对菲利克斯确实没有多大伤害，因为对他来说你只不过是个特别重要的外祖父，但你对他并不具有你当时对我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再说菲利克斯的秉性是沉着的，现在已有些男子汉的气质，一个雷鸣般的吼声也许能使他吃惊，但不会长时间地抑制他的情绪，但更重要的是，他同你在一起的时间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他也受到其他影响，你对他来说不如说是个亲爱而又滑稽的人，他从你这里可以有所选择地接受。你对于我却不是滑稽的，我没有选择余地，必须照单全收。我也不可能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因为你从来就不可能对一件你不同意或仅仅不是由你的意思产生的事情平静地发表议论，你的发号施令的性格不允许你这么做。近年来你把这归咎于心情紧张，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什么时候不是这样的，顶多你是把心情紧张看成了一种更严厉地施行统治的手段了，因为统治的思想窒息了所有由其他想法产生的反驳论点。这话当然不是谴责，而只是确定一个事实。比如对奥特拉，你习惯这么说，“根本没办法跟她讲话，一开口她就冲着你暴跳如雷。”但事实上她根本就不会暴跳，你把事与人搞混了；是事情冲着你暴跳如雷，而你听都不听人家说什么，马上就对此事做出了决定；要是事后再向你解释，只会更激怒你，从来说服不了你。这时只能听到你这么说：“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我随你的便；你算是长大了；我是不需要再对你说什么了。”而这些话是带着一种充满愤怒的、可怕的、沙哑的言外之意说出来的，而且还是百分之百的先入之见。我今天对这种言外之意的害怕之所以不像童年时代那样浑身发抖，是因为童年时那种的负疚感已部分地被我们俩同样可怜的认识所取代。

由于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疏了。不错，本来我也成不了伟大的演说家，但是正常的流畅的人类语言能力我总还是掌握得了的吧。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从你那里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讲话。由于你是我的真正教育者，这一点在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你认为我从来不服你，那真是个奇怪的误会。跟你所想的和指责我的不同的是，“总是一切相反”真的不是我在你面前所持的生活准则。恰恰相反：假如我对你不那么听话，你也许会对我满意得多。应该说，你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我从未想过要逃出你的掌心；以现在的我而言(当然要撇开生活的基础及其对我的影响不谈)，我是你的教育和我的服从的产物，但尽管如此，这么一个产物却使你深感不快，你甚至无意识地否认这是你的教育成果，原因是：你的手和我这块料互相之间形同陌路。你说：“不许顶嘴！”是想压服我这儿令你不快的反对力量，但你这句话的力量对我来说却太强大了，我太听话了，于是我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而只有在我离你很远，在你的力量至少不再能直接达到的地方，我才敢动弹一下。可是你站在面前，于是一切在你看来都是“相反”的，而其实那些只不过是你的强大和我的孱弱的理所当然的结果罢了。

你在教育中运用的效果特别好的，至少在我身上从未失效过的语言手段是：斥骂、威胁、讥讽、冷笑，还有(这是奇怪的)自责。

我记不起你曾经直接用骂人的字眼骂过我。这也没有必要，你拥有那么多其他手段，再说在家里的谈话中，尤其在店里，你的骂人的字眼在我身边层出不穷，落在其他人头上，我这个小男孩有时几乎被它们震得麻木了，没有理由不把它们同我自己联系起来，因为你骂的那些人肯定不比我坏，而且你对他们的不满肯定并不超过对我的不满。这里你那谜一般的无辜和不可侵犯又显示了出来，你骂人时从来不会疑虑、踌躇，而你却谴责别人骂人的行为，并加以禁止。

你用威胁来加强斥骂的威力，这个对我也直接运用了。使我感到恐惧的比如有：“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尽管我知道，事后并不真会出现那么可怕的事(童年时我当然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它几乎与我对你的巨大力量的想象相符，我认为你也确有能力这么做的。可怕的还有，你吼叫着围着桌子跑，做出要抓住谁的样子，很明显你并不想抓住他，但总是像那么回事地碰到他，而母亲则最终做出救他的样子。在孩子的眼里，生命由于你的慈悲才又一次得以存在，并作为无功受赏的你给的礼物而继续下去。这方面也包括因不听话而引起的威胁。假如我开始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你就用失败来威胁我，由于对你的见解的敬畏是如此之甚，以至失败(即使也许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生)成了无法遏止的事。我失去了做自己的事的自信。我动摇不定，疑惑不已。我年龄越大，你能够拿出证明我的无价值的材料也就越多；渐渐地，你在有些方面还真是说对了。我又要留神不能断言仅仅由于你我才变成这样的了；你只是强化已经存在的因素，但你强化得很厉害，因为你在我眼里是非常强大的，并为此而动用了一切力量。

你在教育中特别喜欢讥讽，它也最能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势。你的训诫常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你就不能想个别的法子这样干吗？这样你是不是认为已经做得太多了？”“你当然是没有时间来做啰。”等等。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总伴随着恶意的笑和恶意的表情。人们在还不知道做了件错事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受到惩罚了。令人气愤的还有那些作为第三者对待的指责，也就是说连直接受到恶意的训话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比如你表面上对母亲讲话，但实际上是冲着坐在一旁的我来的，如：“这事当然不能要求儿子先生去做了。”等等。(这种话的后果是，有母亲在旁，我就不敢直接向你问话，后来习惯成自然，我连直接问你的念头都不会产生了。对于孩子来说，向坐在你旁边的母亲问你的情况，危险要小得多，比如问母亲：“父亲好吗？”这样就防止了任何答复可能会带来的震惊)当然，有时人家会非常赞同最刻薄的讥讽的，也就是说，如果牵涉到的是别人，比如艾莉，我有好多年一直生她的气。当几乎每次吃饭都这么说时，对于我来说堪称是恶毒和幸灾乐祸的节庆：“那个胖姑娘喜欢坐在离桌子十米远的地方。”然后你生气地坐在你的椅子上，毫无喜悦或带感情色彩地、像个死敌般夸张地模仿她那不合你胃口的坐相。这种动作或类似的动作你经常重复，事实上你这么做能达到的目的非常之少。我认为原因是，对一件事无端动怒和生气与事情本身是格格不入的，人家不会感觉到，这种怒火是由于坐得离桌子太远这样的小事造成的，而是它早在这之前已经存在，程度也那么深，只不过偶然地把这件事当成了导火线，由于人家确信，无论如何总会出现一个导火线的，人家便对事情的进展不十分在意，再说人家在不断地威胁之下脑子也变迟钝了；至于不会挨打，这一点人家渐渐放心了。人家变成了一个闷闷不乐的、精神涣散的、不听话的孩子，老是想逃跑，多半是一种内心的逃遁。你是这样地受着折磨，我们也这样地受着折磨。当你咬牙切齿地、带着咕噜咕噜的喉音笑着、及时次向孩子描述地狱景象时，你习惯于痛苦地说(最近收到一封来自康士坦丁堡的信时你也是这么说的)：“那里是一个社会！”你的论点是正确的。

你的公开诉苦(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同你对你的孩子们的态度是很不相称的。我承认，我童年时(当然是稍大一些时)丝毫无法感受和理解，你怎么竟会需要别人的同情。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巨人，我们的同情或甚至帮助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你本来必然是蔑视这种同情或帮助的，就像蔑视我们一样。所以我不相信你的诉苦，总想找出潜在其后的某种秘密意图。后来我才懂得，孩子们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痛苦。但当时，这些诉苦如果换个地方就会得到一种纯真的、坦率的、毫无顾虑的、随时准备加以伸手援助的反应，但它们在我的心目中却只是再清楚不过的教育和压抑手段，它们本身并未强烈地显示出这种功能，但它们具有一种有害的副作用：孩子习惯于对恰恰应该认真对待的事情不能非常认真地对待。

所幸还有例外的时候，这多半是，当你默默无言地忍受着痛苦，用爱和善良的力量来战胜一切对立现象，并立即产生了感人的力量之时。这种时候是罕见的，但确实是美妙的。比如当我以前在炎夏正午时分饭后在店里看到你疲倦地打瞌睡时，你那胳膊肘支着台子的样子，或者当你星期天风风火火地赶到避暑地来看我们；或者当母亲一次重病时你紧紧抓住书橱，全身在抽泣中发抖；或者当我最近那次得病时，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奥特拉的房间来看我，站在门槛上，只探进脖子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因怕打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