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概述

……那么，以色列成功的秘诀在于把技术群的核心元素与以色列独有的特点进行有机融合，由此个体的技能和经验得以强化，团队的行动力更强，在一个成熟的且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彼此关系紧密，互帮互助。从外部进行观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以色列“成功的秘诀”是否只适用于本国，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吗？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创业的

国度： 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通信(ITC)产业创新不断，在全球处于经验丰富地位——虽然以色列国土较小，但是该产业却是全世界的龙头老大。许多学者都试图剖析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成功的轨迹，他们中多数人关注的是资源和基础设施集聚的过程和条件，及其特殊的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可参考如Avnimelech 2008;Breznitz 2007; de Fontenay and Carmel 2001; Saxenian 2002)。然而，促成这一产业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各方作用却鲜有学者加以关注。

本书旨在揭示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结构、相对优势背后的环境、组织构成及关键路径。对于以色列高技术产业发展壮大的分析，我们并不视其为一个统一体。相反，我们补充阐释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出现源自多样化的、组织型的成型模式，源于两种不同的体制型的环境——合作体制期，及其之后的竞争型经济期。

我们以发展的视角观察以色列高技术产业作为整体的发展，再聚焦其信息技术通信产业。我们研究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组织特点的继承和传输，并分析占主导地位的体制环境，它正是该产业出现及形成的牢固基础。我们以理论概念来关注初期条件和变化，用以过程为导向的机制来加以解释。此外，我们结合高技术产业的历史根基，对其今后的演进加以预测。

正如Stinchcombe(1965)指出，初期条件包括“团体、体制、法律、人群特点和一系列社会关系构成的环境，对产业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第142页)。这一观点很难解释关键组织得以建立的最初体制环境和初期条件这两个因素如何彼此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发展特有的势头。

我们认为，初期条件、社会经济过程、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政策环境，共同影响着一个产业的发展： 通过多层面的继承和每一代的传递，使得组织模式、作法、日常惯例、技能和蓝图得以延续(参见Phillips 2002, 2005)。而且，任何一个产业的演进路径都是在应对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竞争影响着组织的结构、变化速度(Carroll 1984)，以及所牵涉的企业规范和机遇。

竞争和体制化的进化机制，与包括某些做法和活动的连续的组织继承结构相吻合。从这个角度看，组织和外部力量都是以色列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驱动力。这种综合性的宏观视角使我们可以断言，在那些打下产业基础的人和那些通过直接继承其结构而跟随其演进道路的后代之间，有一种连续性。同样地，我们可以以此追踪继承结构的变化，以及培育出多种组织形式的发展过程(Baum and Rao 2004; Stinchcombe 1968)。

首先，我们确定以色列高技术产业中创业企业的鼻祖，及它们各自的体制环境；接着，我们建议以族谱型框架来描述并分析这一产业的演进。在

组织学术语中，族谱指一些组织间的关联体系，这些组织都来自同样的母体组织。因为我们聚焦建立的过程，我们认为母体组织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决定了整个族谱的演进轨迹。因此，理解每一个族谱形成的历史条件对我们的叙述至关重要。根据Stinchcombe(1965)，创建期的外部环境对组织特色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种组织特色的一大烙印就是“可获取的社会资源”(第168页)。Stinchcombe推崇从特色形成角度进行考量，他明确指出“在特定时间成立的组织必定把它们的社会体制和可获取的社会资源构建在一起”(第168页)。这样的社会体制一旦建立(就结构、过程和文化等层面而言)，它们被加以维护并进一步形成特色，因为“传统的力量、既得利益、源自观念形态的工作方式等都倾向于保留这一结构”(第169页)。

此外，族谱中的母体组织通过“产卵”过程，也许不仅构成了新组织的潜在孕育者(Klepper 2001)(1)，而且成了促进新组织大量产生的知识、价值、特色的承载者。近期学术界大量讨论都围绕着是否建立新组织的新生代们都依靠母体组织并向其学习(Klepper 2009; Baron and Hannan 2005; Burton 2001; Phillips 2002, 2005)。

我们对以色列高技术产业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并探究产业的历史根源，从而揭示特定的组织族谱是如何建立和发展的。本书呈现的族谱反映了多样性的、与建立过程相关的结构特色、价值观和日常惯例。我们审视族谱的不同演进模式，及其相应的彼此关系，后者标志了该产业的日趋成熟。这些彼此交错的关系源于不同族谱的相似性，并且伴随着族谱的扩张而代展起来的。然而，不同的初期条件标志着各自的族谱祖先，反映了不同模式的继承——也就是说，大量繁殖的过程及每一代之间能力和知识的转移。要想成功建立并存活下来，一个新组织可以依赖大量的外部力量来获取必需的资源： 管理蓝图、规章制度、价值观(Baron 和 Hannan 2005; Burton, Sorensen, 和 Beckman 2002; Hannan 和 Freeman 1989, 21; Baum 和 Singh 1994)。然而，族谱的近似是其最重要的基础。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族谱演进的相关性是双重的： 新公司的建立，以及以色列新兴高科技通信和信息技术产业的演进。

母体组织和他们的孵化器提供创业所需知识，同时通过各种筛选过程批量培育新公司，在此过程中壮大并向多样化发展(Aldrich 和 Ruef 2006)。典型的例子就是硅谷的一批小型技术公司，如最知名的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它不仅衍生出大量公司，而且吸引了相关技术领域和行业的其他商业体(如Castilla等 2000; Kenney 2000)。创建新的公司，不仅是资源整合或集聚的过程；也是族谱演变的过程，与创建者如何发挥创业精神，获取特定的、帮助自身成功创建新实体的技能相关。因此，我们的族谱方式强调创建前附属关系和遗传关系的重要性，这两者在筛选的进程中影响着族谱的演进。然而，我们也强调，创建前附属关系未必百分之百表示后代是由组织的性质DNA决定的，未必是它们母体组织的克隆体。环境变化或管理蓝图筛选方式的选择可能带来不同的创建模式，包括不同的价值观和规章，这些都极大影响着族谱后代繁衍的模式(如，Baum and Singh 1994; Hannan and Freeman 1989)。和硅谷案例类似，Fairchild半导体公司衍生出一批企业(Rogers and Larsen 1984; Saxenian 1994)，这一例子证明了每个族谱从祖先起就派生出“族谱”，这一族谱展示出结构及繁衍模式的特色。企业族谱的“遗传”，构成了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这个产业在20世纪90年展为成熟的产业集群，所有必需的辅助服务一应俱全。

本书探讨了基础的组织过程——新产业的演进——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批量生产。批量生产这一过程指在职员工创建属于自己的新企业，往往和母体属于同一个产业。这一过程的价值和父母对后代的影响类似，因为经历、价值观、知识、雇用期间在原企业(母体)获取的能力，构成了辨识和发掘企业发展机遇的基础。而且，战略进程——日常惯例和做法的管理蓝图——以及新公司的文化和技术从族谱而言是受母体公司特点的影响的。这是我们工作的概念基础，旨在帮助大家理解现代通信技术产业的演进进程。

在本书中，我们通过创新的、基于繁衍机制的历史—族谱方法来呈现一个新产业的演进进程。这种方法能使我们追踪母体公司在何种初期条件下会成为母体企业，在族谱中作为祖先开枝散叶。我们指出这些条件如何影响新企业的繁衍，如何决定族谱进化轨迹和结构。这样一来，我们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供大家理解每一代之间的互动，帮助大家理解产业涌现的演进动力。而且，通过聚焦族谱演进，我们能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追踪与新企业创建过程相关联的特点，如创建源头和多代相传过程。这些特点，反过来，影响着整个族谱的繁殖或再生能力。

Noam Wasserman指出，在Stinchcombe(1965)的新书《创建者的两难： 预期及避免那些令初创企业失败的陷阱》中，他指出新进入缺陷在于三大内部因素

(团队发展工作关系、找到他们新角色及彼此之间分享经济回报的需求)以及一个外部因素(与潜在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外部伙伴的关系不足)。一个因素广受关注，而前三个因素则受到冷落(2012,第1页)。我们赞同Wasserman的观点，而且本书我们采取的方法强调了外部环境在企业创建时，对公司内部几个过程及族谱形成的作用。由此，我们希望采用一个更宏观的方法，从更均衡的角度，按照Stinchcombe的框架继续进行研究。在此，以色列高技术产业演进的环境凸显出几个特殊的历史条件： 政府积极干预，指导并规范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产业发展。客观因素，如国家建设、国防部署、创造就业、移民吸收等都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而非经济因素。比如，在国家早期建设阶段，它的国防政策强调资源调动和自给自足。因此，政府成立了研发机构来重点研究应用技术创新，并主导高等教育体制的应用型研究(如Drori and Landau 2011)。

理论根源

我们采取的族谱方法的理论根源是基于体制和生态理论上的。这些理论都各自指出了体制在为初创企业提供调节的、认知的、规范性的支持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指出了体制多样性的环境决定因素，这些都影响着企业的生存状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创建时的环境条件、企业年龄、新颖性、规模，都影响着它的结构和运作，伴随着演变进程进行变化、筛选和保留。然而，这些理论没有解释特定的事件如何引发筛选，从而导致异质性演变模式；这些理论也没有阐明组织继承是如何促进一个公司在历史长河中坚持并转型的。

其他理论探究了组织的能力来源及核心特点。印记方法假设一个组织的核心特色烙印在其后代身上，由此影响整个产业的演进过程。因此，新企业的创建者可基于在母体公司工作所获的知识，再引入些许创新，这些因素影响着族谱中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新公司的战略受母体公司继承下来的经验影响，如人力资源、雇用蓝图、技术和市场知识等。印记理论强调外在力量和初期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产业各方的互动作用，从而没能清晰阐释产业出现的驱动力及公司的竞争力位置。相反，我们的方法采取更宏观的综合视角，加深大家对产业演进背后的机制和过程的理解。

另外一个研究产业演进的方法强调共同演变进程。它认为技术进步是产业演进的驱动力，聚焦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之前提到的方法不同，共同演进考虑到国家体制所起的作用，强调组织间的互动及松散的联系。技术的进步和产业演化都是变化的结果和驱动力。然而，除了大家普遍认同的，演进实体是彼此依赖的，共同演进视角指出演进没有系统的模式，也不特别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

新产业来自何处、他们创新的最初成功是什么，

现存的研究中都没有很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一些研究人员强调了驱动企业变化的外在因素；另一些则考量内在机制及组织间的互相依赖性。然而，大部分学者都忽略了产业演进的创建阶段及其对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作用。鉴于这些产业的投资数额巨大，具有风险，研究这些问题非常关键。

本书的意义在于采取了族谱方法： (1) 进一步研究产业从创建期到成熟期的演进；(2) 揭示族谱构建的原则及新产业出现和发展的潜力；(3) 分析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历史，以此作为新兴经济体中产业发展的典范；(4) 指出电信产业的成功关键因素，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帮助决策者和创新者做出投资决定的。

研究设置

我们以以色列高技术产业为例，尤其是信息技术通信产业，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以色列的信息技术通信产业凭借创新和技术突破在全球处于经验丰富地位，它是全球公认的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成功典范和发展引擎。实际上，我们认为该产业的演进是硅谷的翻版(Senor and Singer 2009)，而且被众多发达和新兴的经济体所效仿。此外，以色列作为现代通信技术的先锋和改革者，可谓是一个天然实验室。因为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我们能够针对大多数涉足通信业的企业开展高效的研究工作，并且结合实地考察，获取一手数据，以此深入地了解产业从胚胎孕育期到成熟期的整个过程。

Fiegenbaum(2007)把以色列高技术产业作为典型进行了的描述，从战略管理视角强调其多层面的性质。他聚焦全球、国家、个体、组织、产业各层面的互补性活动，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腾飞。其他学者则强调不同的研究视角，如风险投资(Avnimelech and Teubal 2003a,2003b,2004,2006)，以色列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结构和优势(de Fontenay and Carmel 2001)，国家研究和发展政策及“军工业综合体”的角色(包括宏观的国防业)(Brenznitz 2005a, 2006, 2007)，体制环境(Zilber 2006,2007,2011)。虽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演进大有帮助,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只关注和产业相关的进程。

我们的研究旨在探究以色列高技术产业在过去60年间的演进进程，聚焦两个彼此关联的分析对象： 产业和企业。值得再次指出的是，我们采取的是族谱方法，是基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理论基础，这种基础在最近受到了管理研究的广泛关注(Phillips 2002, 2005)。通过研究整个产业的族谱式演进，我们可对其建立及发展追根溯源，同时预测并指导在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如何获得持续性的发展。我们更关注九大族谱的创建者，他们直接或间接涉及了900多家高技术公司的创建。因此，除了充实理论,我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公共事务及商业决策者们在全球高科技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本书结构

第二章阐述了研究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现有文献中，所采取的主要方法及其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指出与组织介入和生存相关的组织多样性的环境，及其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体制如何提供调控和规范性的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组织创建阶段的环境条件影响其结构和运营，这些通过一系列演化进程而实现： 变异、筛选和保留。然而，这些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特定的事件如何引发一个筛选过程，从而导致多样演进模式出现。因此，我们对于促进企业在历史长河中坚持下去并转型的组织继承还知之甚少。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共同演进方法关注国家体制(在各类持股人之中)的角色，强调企业间的互动和松散的关联。然而，这种方法没能提供一个系统的演进模式，也没有特别关注新兴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第二章同时详细描述了我们的族谱方法，阐明了它的起源、知识、理论基础及原理。我们方法的基础设想如下： 首先，新企业在演进过程中，组织特点影响了其创建过程，由此带来烙印效应。其次，那些特征在每一代间相传。这就意味着“后代”必定从“父母”那继承了特定的“遗传”因子。我们设想族谱的结构和特点及其最终发展到的规模，受特定的遗传和近似体的影响。创建时的公司间关系及它们世代间的遗传塑造了族谱的发展或繁衍力，这通常由新派生的公司数量来衡量。我们试图去理解在整个族谱中，创建母体发挥了何种显著影响，并最终在各自的产业领域产生影响。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每一代间传递的特征，扩大了继承的概念。

这一章通过追踪族谱中的创建母体及其后代，进行分析总结，并对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提供了新理解。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我们研究的九大族谱母体组织的历史演进，并分析了其各自特点。本章区分了两大族谱组的创建母体——“老的”和“新的”——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创建。老族谱诞生的时代我们称为合作经济期；而新族谱诞生于竞争经济期。前者描绘的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约自1948年国家独立起，至1977年国家政治转型之前。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政府干预，通过国家工会持续掌握本国主要经济实体企业的所有权。后者的竞争经济期，描述了1977年自2010年的体制经济环境，当时的特色是国家向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整合型经济体转型，并融入全球市场。我们通过每个族谱的历史发展、组织特点和它的印记潜力来描绘它的基本特点。我们试图展示在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通信革命期得以发展的新族谱为何被认为更有创业精神，为何在产业演进中占主导作用，并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第四章描述了我们研究的九大族谱的结构和演进，并把合作经济期和竞争经济期创建的公司加以分类。通过分析创建模式和过程，我们证明创建期的环境结构和特点对创建母体的创业趋势有影响。我们还表明这些趋势通过特定的族谱世代相传。这些特征由上一代传至下一代，保留了创建母体派生新企业的特点，并影响了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性质。

第五章分析了导致以色列高技术产业世袭演进各异的过程。本章还研究了这些过程如何影响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发展，及该产业成为技术市场领袖的能力。本章继续阐述我们的理论方法的含义，以及它如何解释产业发展。

第六章对本书的研究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综述——主要的研究发现，及其和族谱理论的相关性。首先，我们阐述了通过研究带来的启迪。其次，我们也大胆设想以色列高技术产业为何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附录描述了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历史背景，并重点突出其信息技术通信产业。附录主要涉及导致以色列高技术产业出现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发展过程。

总结

本书主要探究以色列高技术产业演进的机制。我们之所以采用族谱法，是因为一个族谱的企业趋势是其多样性演进路径的源头。然而，在我们研究的族谱中，导致派生的各种机制相差很大。这些机制影响了一个族谱派生新公司的能力。每个族谱派生的不同速度决定了其演进的轨迹，及由此带来的行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我们指出了每个族谱的历史路径和特定的特点是如何从整体上预测一个产业的演进路径的。最终，源于基因变异的不同的族谱特点存在于后代、家庭或家族分支之中。这些或直接通过父母传递给紧接着的下一代，或间接从创建的一代传递给后面的某一代。最终，我们对以色列高技术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能提供一个概念框架，并解释一个产业的演进过程，这并不关乎产业的类型及其起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