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大多喜欢拿 “器物、制度和文化”三分法来评论社会现象。法治的结构和全景，未尝不能如此来描述。法治也分为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法治的器物，有议事辩论的大厅、有决议通过的法规法典、有执法的械具、有司法的法庭、有惩治的监狱;法治的制度，有规则的体系、有法定的程序，有公共的政策、有衡量的标准、有理想的平等和人权的原则;法治的文化，有法治的历史传统、惯例习惯、宗教背景、道德支撑、思想观念和理论。器物、制度和文化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法治的大厦。这一大厦的建成，则与近代启蒙学者的自然法学密不可分。

以时间之轴来看待法治，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分，不是法治的器物，也不尽然是法律的制度，而是法律的文化，是法学家脑中法治的理念和蓝图。法典与法条，自古就存在。古代社会，巴比伦有《汉穆拉比法典》，犹太人有《摩西五经》，雅典有《德拉古法》，罗马有《十二表法》，汉代有《法经》;中古社会，罗马有《优士丁尼法律大全》，唐代有《唐律疏议》，日耳曼有《萨利克法典》;现代社会，英国有《大宪章》，法国有《人权宣言》，美国有《联邦宪法》。形式上看，现代社会的法律之于古代社会的法律，结构上更合理了，篇幅上更厚实了，但是，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从实质上看，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差异，是相同或者相似法律规定中不同的法律精神。“朕即法律”与“国王在法律之下”，“一人统治众人合乎自然的规律”与“人人自然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以侵犯”，法律从古代精神向现代精神的过渡，是法学家的发明，再通过法律的制度表现出来。这样，现代法治的逻辑顺序，则是从法治的理念到法律制度再到法治的器物。换言之，先是法学家对现代法治理想的设计，然后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制度设置和应用，落脚于可感知的法律实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学家是现代法治的始作俑者，他们是现代法治的开端。

国人对“法治”含义的理解，习惯于引用亚里士多德“法治优于人治”的名言。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抵不过众人的才智，法律是客观的尺度，优于个人的主观任性。如果我们深究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那么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并非现代意义的“法律主治”，依然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他在《政治学》中把法治区分为两个要素，一为“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二为“法律本身制定得良好”。前者强调法律的与服从，后者重视法律的道德正当性。道德观念不同，法律的善恶自然也不同;既然不存在普世的人类之善，也就不存在共同认可的良法。商鞅变法，以秦帝国的强权推行法家之律，以刑杀捍卫政治与社会的秩序，法律既得到普遍的服从，又合乎新兴贵族的道德观念，即使如此，我们断然也不能称商鞅之法为法治，称大秦帝国为法治社会。纳粹第三帝国，驱逐和灭绝犹太人之法，既用强力普遍推行，又合乎雅利安人优等种族的道德观，如今的人们从来都不会称纳粹帝国为法治国家，相反，纳粹被当作法治的反面。

把法律从政治工具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将政治纳入到法律框架之中，古代法治才走向现代法治。在这个时候，法律不再是政治的“打手”，血腥的政治让位于和平的法律，“法律主治”才是现代法治的核心。“法律主治”一词首先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人戴雪，后被演绎成“法律至上”的理念。 “法律主治”含义有三：一是不存在专断的权力。国王要征税，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贵族伤害了平民，平民可以向国王申请人身保护令。公民受到犯罪的指控，他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有权要求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二是人人平等。国王贵族与平民之间，并非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利益互惠的依赖关系。人并非天生不平等，国王并非神祇在人间的人，国王与贵族并非自然而然地有权力欺凌平民。国王的权力不是神授，而是人民的权利转让。权力的来源从神授转变为民托，人人平等的观念就取代了法律上等级特权的观念。三是法律的个体实质正义。法律不是空洞的理想口号，而是个体正义的实现。通过个体的诉讼要求个人权利的保护，在具体的个案中实现个体的正义，才是法治的基本内核。法治不是喧嚣的政治运动，而是法庭上控辩双方对正当权利的争辩。

从“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到“法律主治”，中间经历了两千多年。有时候，我们区分近代和现代，两者合并与古代区分开来。以19世纪中叶为界，此前称近代。此后，特别是20世纪之后，称现代。法治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与戴雪只是起点与终点，将古代政治之下法律转化成法律之下的政治，是17至19世纪近代思想家们的贡献。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德国的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美国的杰斐逊和麦迪逊，都为现代法治理念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近代西方的法治理论宏大且气势磅礴，催生了西方现代文明，也冲击了非西方的传统文化。从此，法治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常态，渗透在法律制度运作的各个方面。同时，近代法治理论也有自身的不足，过于理想化的宏愿不足以解决法律事务中的细微末节。而且，极端个人主义和法律社会化两股思潮都侵蚀着现代法治的根基。近代法治的理想逐渐堕落为不可企及的梦想，到20世纪早期，现代学者重新拾起法治主义的大旗，应用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发展出现代社会中新的法治理论。意识形态的多样、研究径路的多元，现代法治理论异彩纷呈、变化多端。

现代法治的基础，一是民主政治，二是平等自由。通过代议制民主，正当的法律程序，确立法律的规则，剩下的工作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了。现代法学家们在前人的思想成就之上，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他们立场不同、观点迥异、方法多元、学术庞杂、所得出的法治图画并非整齐划一，但是，隐藏在各自法治理论中的底色则是一样的：法治的生活环境优于专横和任性，无论我们生活在何种社会形态下。无论大家的历史传统和习惯差异如何，无论我们个体之间的性别、种族、宗教、财富、智力、出身差异多大，法律应该捍卫社会的基本价值，那就是公平、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

——摘自第三章•本章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