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一本我想起来就要流泪的书。

广东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无数的人来了，无数的人走了，无数的人来了、走了、又来了。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产生，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死亡，甚至是个体的消失。一个偌大的城市，一条生命的消逝，绝不比垃圾箱里一条已经僵硬的猫的尸体更加值钱。

我的意思是，写这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炫耀，不是"成功"后躺在沙发上剔牙，顺便打几个饱嗝。相反，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我是不想提及的，假若早几年，我也许会因为回忆而哭泣。我不是娘娘腔，动辄会为晴风雪雨而哀愁，相反，我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广东，一个不够坚强的男人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卷好铺盖滚蛋，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如果你对我的话产生怀疑，那我告诉你我初到广东前三年的大体状况：

及时年没钱回家，第二年在《经济时报》，第三年回家时母亲已头发花白，修自行车的父亲头发也掉光了。

双亲一个有糖尿病，一个有心脏病，哥哥车祸后赔了一大笔钱。我有一个亲戚当时在镇上一所学校当校长，算是个很有体面的人，在这一方穷山恶水里算是有些"人脉"的。有句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所以等我大学毕业后，家里人希望可以托他帮我谋一个糊口的职业，好能去学校当老师。看着父亲低三下四的求他，我的心里像被堵了一块巨石。求人的滋味儿太难了，我拦住父亲，告诉他我不想做老师。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宁可死在外面，也绝不回家。

我父亲是个修车匠，经常把一摞毛票放在家里，我每天去上学，就从里面抽三角钱出来"过早"(吃早饭)，绝不多拿一分钱。后来，也许是看我吃的挺多，小孩子要发育身体嘛，就由三角钱涨到了五角，但我还是只拿三角，我知道家里赚钱的艰辛。

我从小就恨那些家里有钱的人，他们家里有钱，就可以欺负别人。偏偏我这个人不吃那一套，因此挨了不少打，我右手的一根骨头就是被他们打断的。可以说，对于家境相对富裕的那些人，我天生有着排斥心理。直到现在，如果一个人，他是穷苦人家出身，就能和我拉近许多距离。

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普通的父母，怕孩子惹事，怕孩子出事，我小时候班里有几个同学，因为到长江里洗澡，所以夭折了。我们那里是"鱼米之乡"，湖泊星罗棋布，都是长江分出来的支流。湖多，鱼也多，因下河洗澡捕鱼而失足溺水的事很多。我的那几个同学，起初只有一人落水，既而施救，不断被拽入水中，遂成一惨剧。溺水而亡的尸体一时半会浮不上水面，就有小舟来回逡巡，用五爪铁钩探寻。当事者的父母在水边哭的死去活来，晕厥数次，跪求得一完尸。盖因尸体如不当天找到，会被流水带到下游，于隐蔽处发臭腐烂，也不得而知。大约快天黑的时候，铁锚一沉，就听人喊：在这里！紧跟着的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我的父母于是很怕我也死掉，对我看的很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我随便到一个乡里去，当一个老师，每月拿三四百块钱的薪水，闲时搞一下家教，补贴家用。这当然是个谋生活的途径，我相信凭借我的能力，也是早晚能达成所愿的，但我不想就这么活着。我说我想出去，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

我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不走，你们能给我提供什么？"当然什么都没有，于是只能放我走。

在农村，作为一个儿子，我其实做的挺糟糕的，因为我实在太想卓尔不群了。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五条原则"：不要思考；如果思考了，不要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不要写下来；如果写下来了，不要签名；如果签名了，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是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穷小子，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争论，热爱思考，这直接导致了我大学毕业后的离家出走。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我应该留在农村，找个月薪七八百元的稳定工作，娶妻生子，赡养老人，每晚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并被晚会上人工掀起的小高潮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但很多人希望，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吧。他们应该从小给我也定了个五原则：不要瞎想；如果瞎想了，不要嚷嚷；如果嚷嚷了，不要当真；如果当真了，不要说走就走；如果说走就走，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当时给自己立下三个原则：

我不当老师；

我不进工厂；

我不求人。

及时条原则我是很坚决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师范毕业，对教育已经心灰意冷。我毕业的那个学校，是全国三类的专科院校(后来升本)，录取分数线很低，可想而知，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会拥进来，里面的大部分人只为了拿个大学毕业证。抱着这样的"伟大理想"，校园生活有多精彩你就可想而知了，没有未来老师的样子，整天拿着家长的钱干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真难想象他们今后怎么在三尺讲台上为人师表。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黄昏恋，和一个大一的女孩子有了一段不太成功的感情。我们当时还小，幼稚得吓人，考虑问题不周到，后来肯定是要分手的，到，她给出的分手理由是，她的家不在本地，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的。这个曾经的小女友，后来找了个老公，也在广东打工，每月挣一千八百块钱，买不起房，就想离婚。我当时已经混的人模狗样，她在电话里诉苦，说还是很想我的，能不能念个旧情，借点钱给她，好让她的老公买房。或者，直接离婚，跟我过。

我当时在想，大学时你嫌地方远(其实也就是一个市里的两个县)，现在我在广东，你反而要投怀送抱。这样的女人坚决不能要，好马不吃回头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也许我真的很绝情吧。我也很看不起她的男人，没钱买房可以想办法，但是把自己的女人像鹰一样撒出去，用肉体换钞票，实在是下下之策。

这些事情对我有些影响，但是不算深，其实我之所以不想当老师，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太清苦，社会地位很低。可能这两年好了点，但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除了不想当老师，我还不想进工厂。在广东，进工厂的含义就是背着铺盖卷，变成一个廉价劳动力。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但过程很难，男的要舞刀弄枪，女的要牺牲色相，总之不容易。

我有几个亲戚，年轻时在工厂里混，老了就下岗，住在低矮潮湿的黑屋子里。一家四五口人，屋子只有二十多平米，竖条结构，像一枚巨大的口琴。的"福利"，就是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工厂里加工的衣服，除此无他。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从小就受穷，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好大学)毕业后，再也不想过以前的日子了。

再加上在我周围，教师和工人职业的亲属朋友，很难有快乐的生活。这不得不让我沮丧，也对我的择业观产生了影响。

至于不求人，就是性格方面的事了，我是个非常清高的人，自尊心很强，永远不会在熟人面前卑躬屈膝。

在大学期间，我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大概是什么样。

我在那所师范大学里待了几年，谈过"黄昏恋"，玩过"夕阳红"，但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我当过家教，开过补习班，还卖过电脑，通过这些赚了一些钱。电脑当时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组装一台电脑的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我最初并不了解这些东西，只知道我要靠这个赚钱。为此，我专门去了武汉的电脑城，专门跟踪那些从事电脑生意的商人。比如，他们是在哪里拿到的显卡，哪里的机箱是的，谁是一级商，通过跟踪都可以查清楚。有时候跟踪的肚子饿了，就随便吃一碗热干面，接着跟踪。这样，十几天下来，电脑生意的整个流程，找谁买哪些零件最实惠，就全明白了。

我当时在学校里是个小官，就召集班干部，让他们在班里宣传买电脑，就说"他们的表哥"在武汉从事电脑生意，找他们买可以享受优惠，每台给他们四五百块钱的回扣。就这样，我算是赚了人生中的"及时桶金"，知道自己有经商的头脑。当时在学校，和我一样想办法赚钱的人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在等着毕业后找个老师的工作混吃等死，剩下的百分之十，一半经商，一半从政。这段经历为我以后的人生也埋下了伏笔。

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学生活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学生时代是很幼稚的，一个班级，八九十条枪，头皮凑在一起，能吃一个盒饭，就是兄弟。但是踏入社会，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几个同为中文系的校友，大学里开始谈恋爱，小鸳鸯成双入对。毕业后，随着打工潮一起去了广东，身无长物，听到昔日同窗有发迹者，赶去投奔。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自然要拍些马屁，反而为发迹者所不齿。我曾听一个混的比较不错的同窗，很得意地跟我讲这些事，反问我："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求我的吗？"

然后一脸鄙夷地说："就像狗一样。"

我观察过一些大学毕业后"飞黄腾达"的校友，之前在校园里，我认为校园是一块净土，而且是人的一生中的那么一块。在校园里遇到的善良人、好兄弟，到了社会也许会变；在校园里遇到的极品，几年之后也许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外打拼那么多年，我这才意识到，一个人以前是什么样子，被社会浸染、熔炉，他还是什么样子。

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助力。

新西兰《奥塔戈每日时报》网站曾经刊发一篇文章，原文标题为《中国未来的举止仍难预测》，语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戴维?香博先生在新西兰奥塔戈大学发表过一次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全球身份认同：精神分裂的超级大国"。演讲中，戴维?香博先生不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事实上，他将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

我的同学，昔日的大学校友们，和这个国家一样。他们在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尖酸、刻薄、冷漠、温情、善良、不温不火，等等，十年之后，他们还会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还会加倍。

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梦想，缺的只是追求、坚持以及珍惜梦想。只有在你不停的去主动靠近它的时候，它才有可能照进现实。

日记(一)：

2000年1月1日晴

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

少时，老师曾在课堂上提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抢答，老师颔首期待。我说："我想在山坡上放一群羊。"话音未落，全班已是咯咯哈哈笑得一片狼藉。老师用纤纤玉指点着我的前额，恨铁不成钢地呵斥道："别人都想当科学家、工程师，偏偏你想当个羊倌儿！"我又不知轻重地反驳道："老师，要是人人都不放羊，哪里有羊肉串吃？"全班再次笑倒。老师气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你，你，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真的，我当时真想在山坡上放一群洁白的羊，骑一匹高大的白马，在蓝天之下，绿草之上，绕着羊群畅快地奔跑，把牧羊鞭在空中甩得叭叭作响……

后来，我当然没能当上羊倌儿，故乡已没有放牧的草地，也没有像白云一样飘来飘去的羊群。我在城里谋到了一份平庸的工作，过着虫子一样的生活，交着一群虫子一样的朋友。更不可救药的是，我爱上了虫子们。

居家时，常透过隔壁敞开的门，艳羡地注视我的邻居，一对这个城市再平常不过的中年夫妻。丈夫在一所中学教书，妻子下岗后在家当主妇，的女儿在外地上学。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相互依偎着看电视，目不转睛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看，并且相互讨论，猜测剧情。有时，丈夫看累了，就把头埋在妻子的怀里，香甜地睡着了。有时，妻子轻轻按下丈夫的头，为他拔一根闪亮的白发。有时，他们看着看着，眼睛就很自然地对视一会儿，然后一齐心领神会地微笑起来。这两只虫子的生活细节，在我看来，有着某种神秘而温暖的力量。

也曾遇到一些志存高远的人，其"西北望，射天狼"的英雄气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光荣梦想，"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入仕追求，听起来直让人耳热心跳。然而无论成功与否，他们无一例外地，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复杂不堪，或者奔若惊兔极度疲惫，或者深感失落凄凄惶惶，全不如虫子们逍遥自在。

上天安排了一个村庄，必然要造就一口井，虫子也有虫子存在的理由。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第二章初到广东：睡草地，捡破烂第二章初到广东：睡草地，捡破烂

我是个敢于承担的人，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不当缩头乌龟。有这种精神，无赖也就不再是无赖了，而是流氓。

我有自己的信念和操守，在广州这种地方，想要生存下去，你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惟独不能丢了人格。你可以像一条狗一样被踩在脚下，但不能下跪。初到广东，我是带着大学里卖电脑赚取的"及时桶金"去的。数量比较可观，所以没什么危机感，也不懂未雨绸缪，再加上及时次到广州这么繁华的城市，及时件事就是潇洒，花天酒地，许多著名声色犬马的场合都留下了我的身影。这样玩了一段日子，有24小时，发现身上只有五块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幸好在广东，我还有一个本家的亲戚，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他。

寒暄是避免不了的，客套话也说了不少，表面的热情让你非常感动。亲戚说，走，带你吃个饭吧。来到饭店，亲戚说，不干净，我带你去健身算了。来到健身房，亲戚说，器材太旧，我带你去晒太阳吧。领我去了公园，在一块草坪上呼吸免费空气，顺便教育了我一顿，等于给我上了一堂思想课。我呼吸着免费的空气，听着亲戚的谆谆教诲，肚子饿得不像话，就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揣摩着亲戚言里话外的意思，我的自尊心告诉我还是要靠自己，无论多苦多难，都不能想着依靠别人了。说到后来，没等亲戚赶，我就走了。

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晚上只能在公园里睡，长凳被本地的乞丐霸占，只能睡草地，幸好广东的天气还不是太坏，睡的还算凑合。

00虽然身上只有五块钱，但日子还得过，就想办法赚钱。广东人有个习惯，生活垃圾都放在室外，就放在门口，袋子很大，乱七八糟破铜烂铁什么都有。我们几个，就拖这种垃圾袋，走了一晚上，捡到的袋子越来越多，整个人累的都快虚脱了。当时想，忙了整晚，"战果"也这么卓著，至少能挣个二三百块吧。等废品收购站的门一开，我们冲进去，结果只换了二十几块钱。

钱虽然很少，但至少能买很多馒头和榨菜，我们就把馒头纵向切成几片，中间塞上榨菜，像个土制的汉堡。

这样捡破烂捡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攒了几百块钱，终于可以不睡公园了。能给自己找个住处了。

住的地方是广州的城中村，我的一个同学开始在那里住，房租是三百块钱一个月，我一去，房租就涨到了三百五十。房子很小，几乎只能盛下一张床，进屋就是床，下床就到了室外。也很潮湿，墙上常年挂着水珠，角落长满绿毛，长期居住会得风湿。而且窗户的位置也不太好，正对着房东的空调扇，一打开，热风就刮进来，邀请你洗免费桑拿。即便这样，房东也不太友好，暗地里叫我们"死北佬"。

在广州，"北佬"的地域范畴很广，北方就不必说了，连湖南湖北这样的地方也被一视同仁。而且因为某些原因，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在广州不太受欢迎，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去找工作，投简历，往往开始很好，后来一看我的籍贯，就露出非常不屑的眼神，说："不要。"我问他："为什么不要？"人家就烦了，说："不要就是不要！"

这样的遭遇多了，就长了心眼，不敢说自己是哪里人。"我是河北人"，我说。河北？广东人还是不太了解。我就给他解释，河北是天子脚下，这才收下应聘的个人资料。

检查身份证的时候，又问："怎么不是河北？"我说："我是河北人，但是在那里读书。"对方狐疑地看着我，眼睛里有着被蛇咬过的农夫的那种晶莹的小东西。

所以说，我们那里的人在广东不好混。

在广东打工生存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因为世事艰难，所以总体来说已经失掉了其本色，都已变质。淮南和淮北的橘子，到了这里都会成为水果罐头，而绝少有本质上的差别。当然，细微上的差别还是会有，比如南方人比较胆小，比较安于现状，只敢拿比较小的回扣，即使出了事，也是浮皮蹭痒的买卖，不会撼动根基。北方人通常性格爽朗，会意气用事，胆子很大，一旦捅了篓子，都是很致命的问题，所以用起来非常有风险。换句话讲，南方人不可能卷了你的钱跑路，即便跑了，也能找到他的家，人赃并获；北方人就不同，要么不搞，万一搞上一票，四海为家，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

这是我在以后组建公司和培训人事方面总结的南北方特点，但是当时没有这个觉悟，只简单归结为一种地域歧视。其实，小到一个集体，大到一个单位，如果想做成事情，这两种人都要用，分别驾驭。

当时的生活很苦，已经不能叫作"生活"，定义为"生存"比较一点。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和房东"斗智斗勇"，电表的线是经常拔的，房东来了再接上。即便如此，我们每个月的电费居然有五百元，你说房东黑不黑？

比房东还难缠的是蚊子，咬的你睡不着，而且城中村的蚊子特别有战斗力，蚊香就是它们的"香水"，屁用没有。实在熬不住，就在屋里烧把火，外面滚滚红尘，里面狼烟滚滚，然后用电扇吹出来。这个法子管用是很管用，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比较容易引起火灾，毕竟是一把火的买卖。后来还真烧了一次，把房东的床单烧出一个洞，把头套进去，刚好就是一件袈裟，居然成了抵御蚊子的"天然利器"。

广东很大，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打车是想也不敢想的，的就是坐公交车了。但眼下的形势明摆着：没钱。只好蹭公交车，当一个"无赖"。其实是没办法，有钱，谁愿意占公交车的便宜。刚开始，蹭公交车的手段很土鳖，就是用游戏币。一枚人民币放在上面，贴着的就是游戏币，公交司机要顾两头，上车和下车，就趁这个空子蒙混过关。开始还挺顺利，后来就不能用了，因为我们是好几个人，有几个比较蠢的家伙，连必要的伪装也给节省了，两枚用的全是游戏币。

到当然被发现了，那几个很蠢的家伙一看形势不对，溜了，只剩下我。我说："大哥就通融一下吧，咱确实是没钱。"公交司机看看我，穿的比乞丐还不如，有着一股子无赖的无敌气质，也就放虎归山了。这事儿虽然小，但你能看出来我是个敢于承担的人，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不当缩头乌龟。有这种精神，无赖也就不再是无赖了，而是流氓。

等这个游戏币的法子不能用了，我就改变了策略，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把公交卡刷卡时的一声"滴"给录了下来。然后捡了一张废卡，上车时对着机器一照，怀里录音机的声量放到较大，以便让司机听到"滴"的一声响。

司机只听到声音，但机器没有反应(有反应才见鬼了)，问怎么回事。我就故作镇静，说："卡肯定是刷了，你也听到声音了，可能是机器出了毛病。"司机将信将疑，也就混过去了。

交通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还有吃饭的问题，天天吃"土制汉堡"也不是办法，偶尔也要想办法打打牙祭。这要感谢各大商场的"试吃活动"，往往有新产品，为了推广，设个柜台，用牙签挑着食材，供来往客人试吃。我们对产品是不挑剔的(也没法挑剔)，一般是把好的衣服穿上(至少不能像洪七公的徒弟)，然后"组团试吃"。吃完了，小嘴一抹，不错不错，接着转战下一个超市。

遇上好日子，黄历翻的准，祖坟冒青烟，也能遇上啤酒试喝，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那可真是一段十分悲催的岁月，整个人与生活，猥琐到了极点。

美国的《外交周刊》曾经有一期，专门探讨"失败国家排行榜"。美帝是很万恶的，他们在这个双月刊上对"失败国家"的定义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困扰。一个国家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大幅的经济衰退，另一个国家的问题则可能是人才的缺失。"该刊编辑特别开列出失败国家的十二个关键词，依次为：人口状况、难民、不合法政府、人才流失、公共服务、族群怨愤、人权、经济衰退、安全部队、分裂的实力集团、外部干预。

我提《外交周刊》的用意是，如果除去"国家"这个概念，而全部转化为"个人"，专门开列出"失败个人的十二关键词"，我最少能符合十个。

谁都不愿意当无赖，但是为了生存，我的确过了一段无赖的生涯。工作也找，能赚钱的小生意也做，路边摆几本破书叫卖什么的。和我一起混的还有两个同学，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都是无赖，但是无赖和无赖还有区别，区别在于：我是个比较有理想的无赖，觉得这种日子太惨，总想改变现状。但他们不同，他们是那种一包花生米一瓶二锅头就能喝24小时的人，人生理想就是能钻钻网吧，找个录像厅看看黄色影碟，时间长了花五十块钱找个鸡婆打一炮。

他们对女人很感兴趣，以为乐事，其中有一个，号称"日遍广州"。那小子其实有点能力，刚开始在一个公司搞业务，拿了七千块钱的提成，第二天就花在女人身上，打炮购物，花的一分不剩。他们曾经想拉我下水，但是被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讲，我可以出钱给你们嫖，但不要拉上我，这才脱身。

这也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对生活有自己的追求，不想糟蹋自己。不是我这个人觉悟高，而是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虽然也是来广州打工，但家境比我殷实，出来也只是历练，玩几年回老家，工作房子都会有。我就不行了，他们有退路，我没有，他们混不下去可以回家，我混不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他们有钱就找女人，我有钱了会去买书，学点东西。玩女人的花销很大，所以他们经常找我借钱，说是借，但从没还过。和这些喜欢吹牛的公子哥一起，看惯了他们只吹牛不努力的做派，我当然会有想法。他们对我也很有成见，大家都玩女人，你不玩，假斯文，就不是兄弟了。

后来，他们再借钱，我也不答应了，用一个肉包子打狗不心疼，但是用一笼包子打狗，而且狗还没吃饱，你肯定就会心疼。不同流合污，不给钱借，他们就骂我，说我眼里只有钱。既然如此，兄弟就没法做了，我买了两条烟，送给他们，说，这些烟是我的一点心意，抽完烟，咱们各走各的路。然后我就从城中村搬了出来。不能再和这些人做朋友，大家一起做项目，可以，但他们最远大的志向，也只不过是有朝一日能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赚了钱就能回老家娶个漂亮媳妇，在我看来很可笑。

我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在广州这种地方，没有野心，根本就混不下来，所以也就不会跟着他们一起玩女人。当时，城中村附近都是工厂，住的都是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打工妹。她们白天上班，晚上就站成长长的一排流莺，接客。

初到广州的人，如果能看到这样一排姿态各异，穿着低劣服装的年龄很小的流莺大军，是会觉得非常壮观的。她们的优势在于价格低廉，年纪大而身材臃肿的，三十元搞定。年龄小稍有姿色的，可能会被要价五十。

来这里消费的都是没钱的男人，扛大包的，拉板车的，还有五六十岁的老头。有人从这排壮观的队伍经过，会被挑逗，语言很赤裸。我曾经被一个流莺拽住，问："玩玩嘛。"我说："没钱。"她还不死心，一把抢过我的手表，问："玩不玩？"我笑着说："真的没钱。"她才将表还我，说："电子表，不值钱。"

我当时已经有了女朋友，有一次，还专门带她去看城中村壮观的流莺大军，看得出她很震惊。我说："今天带你来，就是让你看看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大学里谈过的那场"黄昏恋"，我去广州的时候有过一个女朋友。之所以说"有过"，是因为后来分手了。我当时很穷，因为钱，两个人经常争吵，柴米油盐的事情。

我当时较大的心愿，就是给她在广州买一套房。为了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同时打了几份工，但还是不能挣到很多钱。其间，她可能受不了这种穷苦的日子，选择了分手。

我当时的处境很尴尬，进退维谷。工作能找到，但没有技术含量，而且工资很低。一起闯荡广东的朋友分道扬镳，友情没有了。接着和女朋友感情出现裂痕，个人生活从未有过的糟糕。

想起一个"进退不能"的故事：有个兄弟往屋里走，一推门愣住了，在洗澡的大嫂说："你对得起你大哥吗？"这兄弟转身要走，大嫂又说："你对得起我吗？"于是这兄弟待在那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大嫂说了："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不能进，不能退，也不能原地待着，这就是我当时的困境。

那段感情对我打击很大，可以说心灰意冷。我是一个感情不很外露的人，但我对她，是连生命都可以放弃的。我可以为她去死，但她没有选择我，像一个黑色幽默。

我对感情很专一，当时我在一个离异女人的家里当家教，辅导她儿子的功课。她对我很好，并不时表达出不一样的风情。她是个比较有钱的单身女人，离异时分到一处房产，另有一些不动产。我每次去家教，她都会留我吃饭，格外准备些可口的饭菜。我当时为了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