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突变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

中原扮演了中华文明大熔炉的作用，这里不仅占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而且经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对外扩张，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化、龙山时代的再度崛起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对外具有海纳百川般的胸襟，对内较早形成了一整套与神权有别的所谓“礼制”的统治理念。从地理上讲，这里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居天下之中，八方辐辏之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的大熔炉，是其他各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还有一个环境的原因，是气候的突变，给夏王朝的诞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据研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范围的气候事件，也成为中原文明诞生的催化剂。传说中的大禹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领袖的威望，加强了权利，以至于大禹对诸侯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夏王朝诞生了，从而揭开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帷幕，中国文明正式形成。

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文化基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千百年来流传着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三皇”或出自于推想 “五帝”可能实有其人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历史。这些内容后来被后来才发明的文字记录下来，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中有些可能是关于远古时代的朦胧记忆或想象，也有些则属于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信以为真。当然，这些古史传说中毕竟含有真实的历史素地，更不会是古人无端的捏造。在我国流传的三皇五帝当中，所谓三皇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不过，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各家所说不尽相同。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只是后来人们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盘古开天地的说法是我国先民对世界形成的看法，其所云“天地混沌如鸡子”“元气鸿蒙”之类的描述倒与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某些相近之处。

武王克商究竟在哪一年

西周利簋铭文拓片。其文意为，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了商。

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种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而从文献学的研究来看，整个西周的时间也不过四百多年，这样大的误差难以让人满意。武王克商这件事，是商、周两代的分野，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启动，这个问题就成为整个工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和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缩小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年代。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公布，将武王克商的之年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及时位重要的思想家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及时思想家。经他之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

春秋战国——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提出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秦国崛起——预言家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较周初(公元前11世纪)便分封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王莽是位社会主义者吗

新莽铜诏版，出土于甘肃合水县，为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汉而立，创建立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败，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说，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和谐的社会，社会至上，但是建立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制度来支撑。所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向现实妥协。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及时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我们现代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人口的激增的结果是流民数量的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损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是，也许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垦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命运无法承受的。

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做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真的干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

平心而论，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他曾经是平陈之战的统帅，又曾不辞辛劳巡幸漠北与陇右，为国家统一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过很多贡献。与此同时，他实行的许多措施和制度，如创设进士科、开通大运河等，都在后世影响深远。隋炀帝的许多未竟之业，几十年后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连导致隋王朝倾覆的征辽之役，也在唐太宗时期再次发动，直到高宗时，才最终得以完成。

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隋炀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暴政。毕竟，民力是有限的，虽说隋炀帝的许多政策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对于当时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为，经过数百年割据战争后的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仍然是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国强而民不富”，这是隋王朝留给后人的一个深刻印象。隋王朝聚集了巨额财富，即使经过了隋末农民战争，其国库残留的粮食与布帛依然数量惊人。然而，老百姓却在一次次的劳役与兵役的征发中困苦不堪，民怨沸腾，最终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溃。如何藏富于民，而不是滥用民力，至今仍值得世人思考。

西藏史料中的吐蕃攻陷长安

763年十月，吐蕃调集20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惶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 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 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从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演变过程。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国传统政治所特有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为宋朝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宋代农业、货币、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

宋朝虽然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商业、货币、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国外的汉学家常把宋代经济出现的巨大进步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并归纳为农业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从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对开明，并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鼓励经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宋太祖颁布《商税则例》，表明宋朝从建立伊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税法规。同时，政府的商业管理机构也日趋完善，对商税的征收进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

卡特万会战——伊斯兰教史上较大的会战

盛极一时的辽朝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来自东北的女真族灭亡。契丹贵族们并没有甘心失败，仍妄图重整河山“以光中兴”，耶律大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西走中亚，以虎思斡耳朵为中心，建立了西辽王朝。

西辽建国后，与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在萨末鞬以北的卡特万展开了战斗。这是中亚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也被认为伊斯兰教史上较大的会战。战斗中桑贾尔军死伤惨重，桑贾尔仓皇向西逃跑，从此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了河中地区。

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长期以来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的庞大疆域。而高昌回鹘、东喀喇汗、西喀喇汗、花剌子模以及葛逻禄诸部都成为西辽的藩属国。

金海陵王迁都——史上最野蛮的拆迁

海陵王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贞元元年(1153年)他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样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及时次成为王朝首都。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将始祖以下的十个皇帝的坟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埋葬，同时命令会宁府毁掉宫殿宅第，把原址夷为平地，让百姓耕种。这样破釜沉舟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回到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元朝就是“大朝”

1271年，在汉族儒臣的建议下，忽必烈取《周易》正式“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宣布建国号为“大元”。

实际上，就蒙古人而言，大元国号的产生，并无特别的意味。所谓大元，就是大蒙古国(Yeke Mongol Ulus)的汉式表达。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大朝”的称谓。元本身也是大的意思。“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与此同时，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至元”，取的也是相同意思。此后，蒙古语官方文书在书写国号时，常常将二者叠加，出现了“大元大蒙古国”的称谓。

海军军备差导致忽必烈征日失败

从1266年到1273年，忽必烈先后5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1274年的及时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

及时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1281年五、六月间，两只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及时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4万人，战船900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10万人，战船3500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及时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战争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战机。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嘉靖皇帝称王阳明心学是歪理邪说

十六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因此也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 皇帝的态度无疑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白银资本使明朝社会贫富悬殊

英国历史专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中人们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明朝社会由明初静谧的冬季，逐渐过入到喧嚣的春季、疯狂冲动的夏季，并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1609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