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滦京第1程——从健德门到皂甲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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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半，健德门桥上桥下六个方向都已排满了汽车。这是6月24日，天气晴好，很适合作为“走向金莲川”的启动日。阳光开始震慑行人，街树、高楼和粗笨的桥身只能抵消它部分的威力。我在健德门桥下，请一个向我问路的年轻人帮我拍了一张背对立交桥的逆光照片。健德门是元大都北边两个门中偏西的一个，东边是安贞门。从大都的健德门出发，走到上都的明德门，就构成“走向金莲川”的路线图。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的第1首说：“今朝健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1程。”我因他这句诗而绕到花园路旁边的元大都北土城遗址公园，向那群青铜骏马致意。为防游人攀爬，管理者过去常在马背上堆放烂泥等污物，现在干脆架上围栏了。

古人出门都是起大早的，所谓披星戴月，乃是走远路的常态。前往上都的人，若要早早出发，就得提前24小时出健德门，住在城外，以免浪费时间等候城门开启。胡助有诗《同吕仲实宿城外早行》，开头就说：“我行得良友，夜宿健德门。”陈秀民有诗云：“晨出健德门，暮宿居庸关。”24小时走了上百里，虽然骑马，也必是很早就已上路。提前24小时到城外，也和要办理车马租赁有关。胡助自己“百千僦一马，日行百余里”，和陈秀民所说的日程一样，前提是必须早起，“未明即戒途”。胡助出发前夜还在下雨，然而雨水并不影响日程，所谓“晨征带残雨”。路上也是如此，每日早早起床赶路，“五更睡醒又催起”，旅行中不可能睡懒觉。

元朝皇帝zui后一次出健德门前往上都，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368年9月11日。据刘佶《北巡私记》，出发时间是“漏三下”，也就是凌晨三四点：“车驾出健德门，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从者只有百余人，即便加上侍卫军队，也是元代历史上zui单薄的北巡辇乘。因为是“仓皇辞庙”，永别大都，如逃命一般，速度奇快，当天就到了居庸关，没有了历来两都巡幸的雍容气派，要知道这段路过去皇帝车驾通常要走四五天之久。据《北巡私记》，他们经半个月急行军所抵达的上都，已遭明军焚掠，“公私扫地，宫殿官署皆焚毁”。不止上都，顺帝一行北逃所经的大多数地方，都被明军攻陷过。到居庸关时，关城空无一人，自然也没了往日那种“供张”接待，这么多人的吃喝都成了问题。元顺帝太息道：“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古今中外，每一个末日统治者都有类似的感慨。

“龙虎台前暑气深——从昌平到居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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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旅行都是朝圣”，这是旅行作家Don George的话，他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他这样总结：“旅行是收集全球拼图板片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拼图整体；旅行是使世界变得神圣的朝圣行为，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为和思想。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用。他说：“我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全凭道路的慈悲。不过我开始信任。结果是，无论到哪儿，我越是把自己开放给他人并且仰赖他人，我就越是得到他们的热诚拥抱与协助。”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朝圣，你不必旅行到耶路撒冷、麦加和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或其他那些知名的圣地。只要你怀着敬畏和好奇去旅行，以天生的、珍贵的生命感受力去感触每一个时刻、每一次遭逢，那么，无论去哪里，你都是走在朝圣的路上。

照他这样说，前往金莲川也可以算是一种朝圣，只是这一朝圣性质的获得并非由于那早成废墟的上都，而在于行走本身。从酝酿计划以来，已经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徒步呢？灵活一点，有的地方坐车，有的地方走路，不是效率更高、更安全吗？我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统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衡量。

“边关何处龙门所——从长伸地村到龙门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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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夏天是适合旅行的，除了气温高一点、阳光毒一点，一切都是好的，特别是满眼绿色，在别的季节简直不能想象。我读过近代日本人类学先驱、以探险和献身精神著称的鸟居龙藏的传记。他在1906年春从北京前往内蒙古的喀喇沁王府，那是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相当于我从北京走到正蓝旗的距离。虽然他搭乘王府派来的毡篷马车，并非一路步行，但那时的包铁车轮还没有胶皮轮套，道路坑坑洼洼，可以想见是多么颠簸摇晃。春天的冷风夹带着沙尘，连驴马都睁不开眼睛。除了天空，一路所见都是灰和黄，只有偶尔出现在山坡上的喇嘛庙装扮得五彩缤纷。靠近喀喇沁王府所在的王爷店时，一队蒙古妇女骑马来迎，骑在zui前面绽开着笑容的，竟然是他那身穿蒙古服装的妻子，先他一个月而来的鸟居君子。鸟居龙藏这样描述喀喇沁王府：

喀喇沁王府位于阴山山脉中、英金河的支流西伯河畔，在众多蒙古王府中，这里的地势zui高。古时候这一带有森林覆盖，松树很多，zui近砍伐过度，树林减少了很多，但是现在还留下昔日是森林地的痕迹。比起其他王府，喀喇沁王府的建筑是zui豪华的，前临河岸，两岸都有整排的树，后倚山丘，山上栖息着虎、鹿之类的野生动物。拨给我们夫妇的宿舍靠近围墙，墙外常有狼群出没，附近有石人石马。

鸟居龙藏到喀喇沁是搭了妻子的顺风车，因为王府聘请君子担任女学堂的教师。而君子之所以勇敢地应聘，是因为她深知丈夫早就盼望着去蒙古做人类学田野调查。鸟居龙藏在蒙古，名义上是到王府所办的崇正学堂兼任教师。在崇正学堂，他一方面教日语，另一方面学蒙古语，“教师与学生双方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教学之余，他和妻子一起练习骑马，踏查附近的史迹，采集石器时代的标本，还收集民谣和童谣，用他带来的计测器测定蒙古人的体质特征。从春间抵达到冬季大雪纷飞，他们没有离开过王府。年底时他给朋友写信，说起在蒙古的生活情形，感慨道：“我可能如愿永居于蒙古。下次回东京，我会尽量把所要的书及其他东西全部打包带回蒙古。我已觉悟，当蒙古人，过蒙古人的生活，这样做反而让我快乐。”

“梳妆楼下金莲肥——从五花草甸到沽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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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的故事是历史研究的常规模型：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用来还原真相的证据(证言)却指向多个彼此难以重叠的过去。通常我们相信，未来是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因而也是无法预估的。没有人敢说自己能看到未来。同时我们也相信，过去是已经发生的，因而是确定的、的、不可更改的。然而当我们试图重建过去的真相时，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真相的确定性和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也许这就是历史与历史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相的信念与热情，相反，却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开放性。在这个基础上，历史学建立和积累学科内普遍遵守的规范，发明、改进和提升从业者都接受的技术与语言，以此探讨历史。我们站在罗生门的门楼下，向过去看，向未来看，看到的都是多种可能。

“紫菊金莲绕滦京——从四郎城到上都遗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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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pek把旅途中的梦想之地比作上都，意味着英语文学中的Xanadu对他影响不小，那么他很可能会走到上都，即使得绕路。三个月以前(4月6日)，刚刚进入哈萨克斯坦时，他在阿克陶写了一篇《徒步世界21000英里我学到了什么》，谈到这个惊世骇俗的步行项目带给他哪些影响—

接下来的六七年，我要徒步穿越全世界。

我这个名曰“走出伊甸园”的洲际漫步，是一个讲故事的项目，目的在于重寻石器时代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中那些zui早迁出非洲者的足迹。我正慢慢地走向(美洲南端的)火地岛，那是我们这个物种所殖民的大陆中zui后一个角落。一路上我写作故事，记录我所遇到的人。这场21000英里(33600公里)的晃晃悠悠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我在中亚时随口对一个咖啡馆老板说，我刚从埃塞俄比亚溜达过来。

无法相信、震惊以及笑乐之后，是那个不变的疑问：你疯了吗？不是，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特别是今天—全国步行日—坐着才是有毛病的。我们坐得太多了，这使我们变得病态且不快乐。只消问问美国心脏学会。科学家把GPS绑在世界上zui后的狩猎－采集者—比如坦桑尼亚的Hadza人身上，结果发现一个典型的男性采集者每天要走约七英里(11.2公里)—如今美国人只走大约三分之一。Hadza人每天的行程是一个生物学基准：我们二十万岁的、经过进化的身体，正是为此设计的。计算一下。一年要走多于两千五百英里(四千公里)，或者说，就好比每年要从纽约走到洛杉矶。这也差不多正是我这几年所走的距离。正是“正常的”。

自2013年从非洲之角出发以来，很自然地，步行使我的腿和心脏变得更强壮了。而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变得更柔软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徒步跨越国家、大陆和时区，已经改变了我体验地球生活的方式。

比如，我了解到，全球zui贫穷的地方偏偏zui适宜徒步旅行。在埃塞俄比亚，很少人拥有汽车，人人都步行。即使非常幼小的孩子也能指引我走过地形复杂的地方，人类的足迹依然在那里交织穿梭。相反，在富裕、汽车普及的国家，人们不仅失去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而且也失去了与世界形态本身的连接。汽车抹杀了时间与距离。闭锁在金属与玻璃的泡泡里，束缚于狭窄的沥青道路上，我们患上了速度与空间的毒瘾。在迷恋汽车的沙特阿拉伯步行时，我发现询问方向已毫无意义。

徒步穿行于地球上，我重新学习了出发与抵达的往昔礼仪(扎营与拔营，装载与卸载，一种古老且熨帖的仪式)。我通过自己的味蕾，通过捡拾农夫的丰收，理解了山山水水。 我重新与人类同胞建立了连接，以一种我过去作为乘坐飞机汽车纵横于地图上的记者所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步行在外，我总是遇到人。我不能无视他们，也不能从他们身边飞车离去。我跟他们打招呼。我每天与陌生人交谈五次、十次、二十次。我在从事一种每小时三英里、穿越两个半球的漫步式谈话。这样行走，我在任何地方都建造起家园。

三年多前，为这个悠长缓慢的旅程做研究时，我拜访了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梅芙 里基(Meave Leaky)。记得有天早上我们出发去附近的某个村庄，我傻傻地问里基：“是在步行距离内吗？”她盯着我，很吃惊，回答道：“一切都在步行距离内。”

我笑了，举步走进沙漠。行走已开始呈现给我一个新世界。

研究电子化和全球化时代传媒理论的学者指出，在21世纪的媒体革命中，时间一方面在加速，另一方面又变得缓慢，世界在坍缩的同时也在膨胀。为此，与大众沉醉于速度加快、空间变小不同，他们提倡一种“慢新闻”(slow journalism)。Paul Salopek所做的，正符合他们对“慢新闻”的种种设想。岂止新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日益迷失在速度与空间的激烈变幻中。作为人类本能的行走竟然被专门提倡、组织与研究，正是时代焦虑的产物。有意识地慢下来，回到人本来的速度、节奏和韵律，也许是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