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很重要，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可塑性强。如果不教育年轻人正确处理国家、人民和个人的关系，他就会学不好的东西。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小要把品行修好，学会尊重别人，把家庭搞和谐，把社会关系理顺了，再去考虑治理天下。这就是我的感受。

那时候中国人对放射化学很不了解，还真闹过笑话，"Radio"不就是"无线电"吗？因此有人就望文生义，把"放射化学"硬译成了"无线电化学"。因为我很喜欢无线电，这也增加了我的好奇和兴趣。所以就抱着对"Radio Chemistry"的向往，去学习放射化学了。那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以后会搞原子能、原子弹。

我打定主意，不能与汉奸合作，也不愿意与他们接触。这与郑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系。前面说了，在北京的时候，郑先生的舅舅王揖唐是华北伪政权中的大官，他要郑先生做教育部部长，可是郑先生拒绝和汉奸合作，冒着危险，和夫人一起来到上海。他就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心里，做人要有人格，不与汉奸为伍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候有个说法，当然是开玩笑的，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原子高"。但它确实反映了那个时候，全国上上下下都是重视原子能的。因此我们研究所的工作，院里抓得特别紧。1954年初，我们所一部分从东皇城根旧址搬到中关村，当时是一片农田。我们在中关村新建的大楼是中关村及时座科研大楼。因为样子是方方正正的，北大的几个先生就笑我们的楼是"火柴盒子"。

科大刚刚下迁合肥时，本地人并不大欢迎我们，一是认为科大人花钱太冲，抬高了物价，给当地增加了负担。二是认为省、市领导对科大总是另眼相看，给科大照顾太多，尤其买任何东西都需要凭票、凭证供应的物品短缺年代，上边给科大的任何优惠都会在老百姓中迅速传开，称我们为"科老大"，说是"`科老大`惹不起"。为此，我们也用自己的知识尽力，做一些稳定人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