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第1、2卷（套装）》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华语世界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要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国际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孙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重构世界通史，旨在改变华语世界此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为华语世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更新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丰富国人的人文知识结构。

新世界史》堪称首部由华人学者专为华语读者著述的全球通史，将零散的世界史知识贯通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历史图像，是今天的读者重新认识世界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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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史》(第1卷)

(书号：978-7-5086-4117-1 定价：58)

第1卷总结和分析了人类起源的诸多说法，驳斥了“大河流域摇篮”说，批判了“四大文明古国”这一对古文明格局的传统概括，重新探寻人类古典文明发展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图景，并就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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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史》(第2卷)

(书号：978-7-5086-6488-0 定价：68)

第2卷重点讲述了几大文明地区在中古时期的发展和变化：秦汉帝国、东西罗马帝国、阿拉伯人缔造的伊斯兰国家、斯拉夫世界以及印度独特的发展脉络等，为我们梳理了多种文明模式，提出“正是丝绸之路使得汉与罗马互称‘大秦’”、“匈奴是古代世界的殡葬师” 等众多创见，从根本上纠正“日耳曼人攻灭罗马乃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的谬误印象，颠覆传统印度史诠释，具有颠覆意义。

编辑推荐

1.传奇作者，毕生积累：孙隆基先生是华语世界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早已家喻户晓，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

2.专为华语读者打造的全新世界通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在其多年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孙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重构世界通史，旨在改变华语世界此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为华语世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更新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知。

3.全球史视野颠覆传统世界史叙事，跨学科方法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一部充满真知灼见的典范佳作：《新世界史》突破民族国家窠臼，摒弃西方中心论，立足全球宏大视野，重谱世界历史进程，进而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本书为数十年来华语世界世界史作品中的典范佳作。

4.赶走陈旧的世界史知识盲点，更新你的世界观：孙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重构世界通史，旨在改变华语世界此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为华语世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更新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丰富国人的人文知识结构。

5.《新世界史》 “新”在哪里？

◎新视角：摒弃以“民族国家”历史为中心、由点到面连缀成世界史的固有思路，以全球视角对各文明的有机联系与互动进行跨区域的总结，呈现三维立体的历史图景。

◎新史观：驳斥目前占据世界史写作主流的“西方中心论”，用“多中心论”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

◎新方法：超越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思路，用跨学科的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学、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新材料：丢弃传统说法和过时材料，在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基础上进行全新解读。

◎新写法：摆脱史实的简单罗列，每章由问题引出，采用申论的写法，逻辑性强，引人入胜。

6.《新世界史》精彩创见：

◎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打破20世纪的陈说

◎重新定义“古典时代的希腊”

◎正是丝绸之路使得汉与罗马互称“大秦”

◎基督教与大乘佛教乃同一个希腊化文明的产物

◎从根本上纠正“日耳曼人攻灭罗马乃上古与中古之分水岭”的谬误印象

◎匈奴推动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雪崩效应，是“四大帝国文明带之解体与古代世界之终结”的殡葬师

◎首度将欧亚大陆上四个古代帝国——秦汉、贵霜、安息、罗马——贯串成一条文明带，作为古代世界的终也是格

◎颠覆传统印度史诠释——佛教非但不是革印度教之命，而是国教地位被后起的印度教结束，在地域上则是北印度平原的“中国”终于压倒东方的“大摩揭陀”(佛教的诞生地)

◎将印度史“世界史化”的是它的外部联系——世界史“后匈奴时代”在印度表现为帝胤族的兴起、伊斯兰从西北角的侵入、密教化的佛教从孟加拉传入西藏、南传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南半岛。

作者简介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并亲自教授“世界史”通识课程长达数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新世界史》(全三卷)便是孙隆基穷尽毕生积累的呕心沥血之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深刻启蒙了一代学人，孙隆基也成为千百万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阐述，至今仍让这本经典著作熠熠生辉。

其他主要作品有：《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

说；(2)人类二度走出非洲重新洗牌说；(3)二度走出非洲局部洗牌说；(4)无重新洗牌但发生相互交配说。本章征引了近期的认知考古学，探讨人类在何时何地首先跨过符号思维的门槛。不能忽略的是古气象学与历史生态的互动：是冰河时期结束促成旧石器往细石器的过渡，但冰河时期终结后又有回马枪，距今1.28万至1.15万年前发生一次急剧降温的副冰期，即“新仙女木期”，降低了地中海东海滨的环境承载力，使该地区的旧狩猎与采集者不得不发展驯植(农业)与驯养业(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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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

本章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打破20世纪的陈说。在近东，农牧革命最早发生在有一定海拔的环两河山侧地带，乃旱作农业，待其迁至大河流域，变成灌溉农业，为“城居革命”奠基，已隔了4000年，中间还经过“次级产品革命”，即从纯食用功能发展出副产品：牛与羊可以提供奶与乳制品、皮毛，牛可以犁田，牛与驴可以拉车，驴也可以骑，狗可以协助放牧，家畜的粪便可以肥田。农产品的多样化使它们越出了温饱的考虑，朝消费品与商品的方向发展，例如干果一类。因此，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新石器革命至城居革命的模型已经过时，“山侧说”亦取代了“新月形的沃土说”，文明起源于四条大河流域之说极为肤浅，“大河流域摇篮说”对古美洲基本上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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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古印度文明之二度奠基

印度河流域古文明的最早遗址是梅尔嘎赫，处伊朗高原的东侧，与同一个高原的西侧扎各罗斯山脉之组成环两河的“山侧地带”异地同功：梅尔嘎赫面对的也是一个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印度河与萨拉斯瓦蒂(已干涸)。如果以伊朗高原为中心左右开弓，古代近东与印度河流域即成其两翼，前者之作为西方文明初祖的系谱学遂沦为片面的。古印度之“二度奠基”，历来指雅利安人取代印度河流域古文明造成的断层，但今日已陷入“雅利安外来说”与“本土说”争论的泥沼。本章另辟蹊径，指出源自伊朗高原山侧的“麦与羊的文化”被来自长江流域的“米与猪的文化”予以补充，后者亦更适合季候风带的印度次大陆，此“二度奠基”亦与文明朝恒河方向的发展平行——先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则更为接近阿富汗与伊朗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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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

本章是以古代近东与古印度为参考来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自民国以来就用“仰韶”“龙山”等文化来界定中国史前史，但这些文化在自身站不住脚后，反而腾空成了“时代”，变成用“中原”来界定“全国”史前时刻表的中央时区。此后又添了一个二里头作为青铜早期的中央时区，近来已受到文明起于中南地区说的挑战。中国文明起源论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必须参考古代近东的考古，同时又得避免拾人牙慧。近东的农业革命主要是驯植麦类，从山侧的旱作农业转变到大河流域的灌溉农业，断层很分明，从旱到湿，亦必经品种改造，其发生地点无所遁形：两河流域的三角洲与尼罗河流域。但中国农业的水稻诞生于小河谷交错之乡，近东的例子又告诫我们：诞生农业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诞生文明的地方，那么，在大河流域于稻作无关紧要，还要在一个比古代近东和古印度加起来更广大的地区亟亟索求一个文明“中央”，就是试图用别人的模版来勾勒自己的文明起源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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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南美洲的古文明

本章处理西半球的文明突破。人类进入西半球已过了旧石器时代，但哥伦布之前的美洲顶多走到冶金的门槛上，因此整部前哥伦布美洲史只有一个囫囵的“石器时代”(Lithic Age)。古印第安文明亦处于文字的门槛上，因此整个地被当作“史前”，虽然曾建构中古世界的六大城市之一，而其历法之精准中古世界无出其右。人类从非洲发展至寒带，捕猎技术已越来越精进，殖民西半球乃从北杀向南，大型动物被杀光，造成古美洲缺乏载重家畜的困境，以及轮子的付诸阙如。美洲垂直的地形与旧大陆横躺的地形相比，亦相对不利，盖任何文明因子的传播都得穿越不同的气温带。在安第斯山南部驯植的马铃薯，在16世纪以后传遍全球，导致旧大陆人口在1700—1900年间陡增1/4。然而，同样是这个马铃薯，在前哥伦布的美洲，却从未曾北传至中美洲与密西西比河流域，使这地处北温带最宜人居住的大河流域冲积平原在古美洲文明事业上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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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洋洲的文明

本章处理的是人类如何填满大洋洲，亦即是填满地球。它由南岛语系是朝着大洋爆开的花蕾开始，途经已有来自非洲的先住民之新几内亚，混合成一个新的文化，然后向未曾有人类的波利尼西亚移民。这个在太平洋上逆风的航行是一个谜，但南岛语系可能抵达南美洲外海，才顺风折回至的殖民地新西兰。本章修正了20世纪流行的南岛语系向外移民全从台湾出发之说，而采用近期的遗传学研究成果，指出另外一条移民路线是从中国大陆通过越南走廊走向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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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两河流域古文明的明暗面

本章是继第二章古代近东的文明突破后，追述原农牧革命诞生地的山侧之西翼之日趋干旱，形成“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并与灌溉农业带的两河三角洲与尼罗河流域产生互动，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这个“复合带”成为闪语系的原乡，两河古文明除了早期的苏美尔之外，其后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迦勒底都是闪族入主的帝国。历史上，从“复合带”喷发出来的最晚近一波即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两河之闪族化在时间观上造成的反响是日月合历、年周期和月周期并重，盖有春耕秋收的农耕民方需要年历，游牧民观月之朔望即可，两河文明的月神辛重要性压倒日神，其60进制的计时法(今日全球通用者)亦具月周期乃30天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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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古埃及：向往冥间的太阳国

本章指出：与两河文明对比，尼罗河的年泛恰好是年周期，因此埃及用的是纯阳历。埃及文明对太阳神的崇拜举世无双，其国门外恰好是现眼报：月神辛之地西奈半岛，但“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对埃及的突破唯有中王国与新王国之间的希克索斯入侵，只占领了三角洲。埃及境内并非全是耕作地，后者极狭长，其他尽为不毛之地，反映在神话中，即为不毛之神塞特与尼罗河神奥西里斯及其子太阳神霍鲁斯的斗争，塞特将奥西里斯肢解，好比月份对年份之分割，但塞特并非是月神，埃及的月神微不足道，奥西里斯却是年神，因其在地上，故不是太阳神，但尼罗河周期与太阳周期都是年周期。霍鲁斯对塞特的抗衡则是象征埃及境内两类生态的并存，故后者并非基督教意义的撒旦，甚至有香火。同样道理，由奥西里斯主持的冥间亦非基督教意义的地狱，反倒似天国。冥间崇拜在前王朝时期已存在，先于用太阳历统一全域的王权，乃民间共同信仰；古王国时代的法老“龙驭上宾”是回到太阳神那里，而金字塔正是太阳神化了的冥间崇拜；至古王国以后，法老生前是霍鲁斯，死后变成奥西里斯。埃及的太阳神光芒后来化身为基督教的十字架，但今日近东一带插满的却是伊斯兰的新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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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青铜器时代中后期的古代近东

本章涵盖老巴比伦帝国的衰落、印欧语族群之来临，建立了赫梯、米坦尼、加喜特巴比伦等王国。驱逐了希克索斯人的埃及进入“新王国”，成为一个战车帝国，为了国防考虑将势力伸入亚洲，面对来自亚洲的新挑战，先是叙利亚的米坦尼王国，然后是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加喜特巴比伦则是两河史上较收敛的时期，对埃及与赫梯两个大国的争霸列旁观席。埃及在第十八朝发生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另建新都，在此出土的外交档案有助于后人重建当时的国际秩序，在赫梯之西已出现爱琴区的邦国。这个国际秩序后来毁于“青铜时代总崩溃”，乃古代近东朝铁器时代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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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爱琴海古文明

本章从特洛伊战争的回忆追溯至前希腊的克里特岛文明。较近期发现的还有爱琴海东北角的岛屿文明与爱琴海中部的基克拉泽斯文明，前者属特洛伊文化圈，与特洛伊一般被毁，但没有与后者一般重建。基克拉泽斯文明有自己的特色，但晚期朝克里特的文化霸权靠拢。公元前第三与第二个千年之交，希腊族群开始进入爱琴海地区，其中一波迈锡尼人取代了克里特的霸权，但也吸收了克里特的文化，这整个时代毁于“青铜时代总崩溃”，它是否与一波希腊人“多利安入侵”有关，则未有定论。反正，这里出现一个断层，在此之前是宫殿经济，在此之后是城邦政治；在此之前，希腊文用克里特的线形文字书写，在此之后用腓尼基字母；新的神祇也出现了。希腊朝古典时代过渡期间亦进行对地中海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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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古代近东进入铁器时代

旧教科书中认为赫梯帝国最早发明铁器之陈说已落伍，其实经“青铜时代总崩溃”从历史记忆中消失得最彻底的正是赫梯。这个总崩溃过程，除了被埃及拒之于国门外之“海民大侵袭”，就是以色列子民的“出埃及”，以及又一波闪语系的民族大迁徙狂潮：阿拉米人与迦勒底人，两河文明地带除了亚述之外，全遭灭顶。亚述为了突破大围困，成了铁器时代早期的及时强权，统一了古代近东，包括占领埃及。它将阿拉米人集体流放各方的结果，造成阿拉米语成为近东的通用语。腓尼基人的第二波地中海殖民潮也是为了逃避亚述之锋芒。亚述更如一把悬在以色列子民头上的夺魂剑，令他们生活在漫无止境的危机感中，成为先知运动的时代背景，没有这一段历史，以后也不会有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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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波斯帝国与波希战争

本章指出波斯人灭亚述、接收古代近东，帝国的首都群除了巴比伦，都在伊朗这一方，但紧贴扎各罗斯山背，为了便于控制山另一方的古老文明地带，仿如元朝以大都、上都、和林这个铁三角组成的、背后有广大蒙古部落为后盾的塞外权力集团楔入并宰制中土文明。波斯史的重头戏却都在帝国西部，那是因为该地古国林立，并和兴起中的希腊长期夹缠不清之故。本章一改旧教科书的成见，改用波斯帝国的角度看波希战争：导火线乃波斯治下的爱琴海城邦的僭主称乱，求助对岸的雅典等独立城邦，后者却深入内陆，将波斯西部的一个省会洗劫了。这是“痞子国家”行径，因此当波斯遣大军征讨雅典时，斯巴达不拔刀相助，雅典幸能退敌。波斯二度来犯时，希腊的两强倒是组成统一战线，但胜利后从波斯底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却落入雅典帝国的奴役中，遂导致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是波斯资助了斯巴达战胜雅典，此后的局面是多角混战，希腊诸城邦联盟间互斗，皆需竞逐波斯的资助，但亦以盟友和雇佣兵身份卷入波斯西部众太守和王子夺位的叛乱，已没了泾渭分明的“波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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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重新定义“古典时代的希腊”

本章详述了雅典与斯巴达各自走上不同道路：一为 “直接民权的盆栽”，一为“军营国家”。除了这两个中心，本章比传统教科书更多顾及爱琴海亚洲一岸的希腊区，并指出它们首先进入“古典时代”。希腊世界亦涵盖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在波斯进犯希腊本土期间，迦太基亦进攻西西里的希腊城邦，被认为是波希战争的西战场。但无论如何“去中心化”，都无法动摇雅典的中心地位，盖集中在雅典一地一时迸发出的创造能源，在人类史上仅限于少数几个场合，但不应忘记该黄金时代乃雅典帝国剥削其“盟邦”的资源所使然。雅典的盛期因战败于斯巴达而告终，斯巴达的霸权不久让渡给忒拜，继忒拜而兴的则是马其顿。与其视马其顿终于统一了希腊，然后和波斯算账，不如说它终止了希腊诸城邦联盟之间以及它们与波斯之间既勾结又混战的局面、把它们一并给收拾了。古典希腊人多不以马其顿人为同胞，并视其君主制度与波斯为一丘之貉。然而，正是这个被边缘化的蛮邦将世界史带入“希腊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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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人类史的“枢轴时代”

古典希腊的思维从神话的宇宙论出发，经物活论(被误称朴素唯物论)、至分判现象的殊相与共相，到了后一步，则是对不变法则(科学的规律性)的寻求或对不变的理念界(宗教的永恒界)的向往。约莫同期，人类思想的突变也发生在其他几个中心，至今我们仍笼罩在它们的辐射底下——此话题构成本章。前辈是伊朗的祆教，其原始教义乃一神教，后演变成善恶二元论；无论如何，它把全人类统一在一个历史进程里，此进程则是善恶对阵的神剧。这出神剧后来影响了基督教，后者脱胎自希伯来的先知运动，它从狭窄的“选民”观出发，也演变成历史一元论：“选民”目前的灾难，是神借其他民族对他们的鞭笞，期待他们成为天下万邦之光。待古希伯来信仰经希腊化的洗礼，即演变为灵肉对立的基督教，这是后话。此“亚伯拉罕系”之外另一世界宗教大系是“法相系”，它从古印度后期《吠陀》的轮回、业报等观念发展出世界只是因缘和果的暂时组合，以及人从其中解脱之道。相对这两个追求超越的大系，中国先秦的思想发展了人间性；孔子将世俗人伦神圣化，老子则将自然神圣化(但这个自然仍然是人事化的)。与上述各系都不同，中国思想不以永恒而以变易为宇宙本体。对人事的成熟乃中国枢轴时代的强项，但过于早熟地压抑了超越性与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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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代

马其顿灭亡波斯帝国，将希腊文化广被于近东、伊朗、印度，甚至中亚，是人类史贯通欧亚大陆的首尝；它只走了半途，另一半有待汉帝国在两个世纪后由东端出发，与希腊化世界接上轨。亚历山大死后，“继业者”瓜分了这个天下，形成塞琉古、托勒密、安提柯三大王朝与各色王国、城邦联盟与庙宇邦，都披上希腊化色彩。塞琉古王国几乎囊括故波斯帝国全域，但印度孔雀王朝的崛起与安息人之复兴波斯将塞琉古局限在叙利亚，其被隔绝在内亚的大夏太守则独立建国，并往印度发展，将印度亦纳入希腊化世界。这个时代的特色是公民已对所属的城邦失去控制，王国的统治者多被神化为“救主”；文艺题材从臧否时政流为挖苦小市民；宗教则各地的秘仪杂陈，多关乎个人得永生，命运神的香火日盛；哲学家奢谈世界公民，实质上提倡调整内心不为外界所扰；科研独立于哲学，在亚历山大里亚一类的中心开花结果，却与哲学的原子论分家，后者反而被宿命论哲学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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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罗马的成长

意大利半岛东岸少平原，隔海是希腊西部较落后的文化陋巷，南端与西西里却是文化昌盛的“大希腊”，希腊字母亦由此传入。罗马位于半岛西边的拉丁平原，其成长过程也是顺序统一拉丁平原和意大利半岛，扩张至其南端则必须摆平希腊势力，顺势下一个“生存空间”是意大利西岸面对的第勒尼安海，势必与控制西西里西端、撒丁岛与科西嘉岛的迦太基作战。待罗马将第勒尼安海变成内海后，迦太基为了补偿东山再起，拓殖了西班牙；待罗马再度击败这个宿敌，遂囊括了西地中海；再回头收拾东部颓败的希腊化诸王国则是时间问题了，结果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帝国。这是从地缘政治去理解罗马的成长，从其政制与法制去理解，则必须做出两个纠正，其一是罗马帝国的建立不是秦汉帝国的“削平群雄、混一宇内”，而是公民权的延展。罗马初建邦时，阶段落后于壁垒森严的希腊城邦，反类似存在于希腊史早期的近邻同盟，故罗马除本邦的公民权外，还可以与拉丁同盟交换“拉丁公民权”，从此形成一种制度，以亲疏、叛服、建殖民地时间之先后将公民权排次，内核的公民权分罗马与拉丁两等，外围是同盟、殖民地、属地——它们都是“罗马公民”的候补。至公元三世纪初，由一位皇帝一纸政令，全帝国除奴隶外皆升为“罗马公民”。另一个谬见是将罗马共和国等同雅典一类希腊城邦，后者的平民斗争目的是支配公民大会；罗马平民即使拥有高于一切的罗马公民权，仍无法与元老阶级平权；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分离、另立国家，贵族的妥协则是让他们成立与元老院对立的平民会议、与执政官对立的保民官。，罗马帝制脱胎于保民官，执政官则是一度被共和制推翻的古代王政之遗留，如今真正成为盲肠，而罗马帝国则是背负沉重的共和制包袱的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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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章节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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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横贯旧大陆的文明链带：四大帝国与丝绸之路

首度将欧亚大陆上四个古代帝国—秦汉、贵霜、安息(第二波斯帝国)、罗马—贯串成一条文明带，作为古代世界的最终也是较高格局。在此带上，亚历山大开拓的希腊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不同程度地笼罩了罗马、安息和贵霜，后者因是中国边境的产物，故与中国的影响交叠，中国此时则置身于希腊化之外—张骞通西域，却与希腊人的大夏王国失之交臂。本章着重比较了东西两端的秦汉与罗马帝国，不同于前者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帝制，后者是背负沉重的共和制包袱的帝制。罗马帝国的扩张同时是公民权的延展，基本上不同于秦帝国的“削平群雄、一统天下”。丝绸之路中段的贵霜是曾与秦国为邻的月氏人所建，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将中国人打造成“秦人”(Chinese)。然而，中国人将该带另一端的罗马亦称为“大秦”，似乎视作自身的一个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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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弥勒与弥赛亚：普世救主型宗教的诞生

前章已替一个欧亚文明汇通的新时代提供了背景，本章处理的正是这个改变了的世界，已异于前卷第十四章《人类史的“枢轴时代”》各文明各自为政的精神创造。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希腊化推展至中亚。希腊化在地中海替“希罗文明”铺路，从波斯到内亚与印度一带则与各地因素融合为“希亚文明”。希腊化时代盛行救主论，中亚与印度的希腊化政权融合希腊、波斯与印度的影响，将原始佛教转化为弥勒崇拜。在另一端，一个期待“弥赛亚”的希伯来信仰在罗马帝国内经柏拉图化，永生秘仪化，并逐渐被纳入帝国经历“3 世纪危机”后建立的国教框架，成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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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帝国毁灭：匈奴乃古代世界的殡葬师

本章处理的是四大帝国文明带之解体与古代世界的终结，论证匈奴为其殡葬师。中华与罗马同在第3 世纪经历了一个“三国时代”，罗马较中华修复得快，其短暂的后续生命也较长，但总的来说，罗马到后来却彻底散架，中华帝国的框架则延续到现代。颓败的古中华帝国头顶蒙古草原，故首当“五胡乱华”之冲，耐人寻味者是下一个轮到离欧亚大草远最远的罗马帝国。究其因，在4 世纪末来临的匈人推动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雪崩效应，亦将未迁徙的哥特人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山北大帝国(却非草原帝国)。哥特人自3 世纪以来即成罗马之大患，匈人既统合之，亦约束之。453 年匈人帝国瓦解，哥特人的约束顿失，西罗马亦于476年收场。造成世界史上匈奴行踪成谜者，乃因历来对四大帝国链带中段的忽略。迟在5、6 世纪，“白匈奴”犹危及第三波斯帝国(萨珊)与贵霜的后继者笈多帝国，它造成笈多的覆灭，萨珊则与突厥人合击而终结此患，欧亚大草原的匈奴时代遂让渡于突厥时代。萨珊与东罗马该两“古代残余”则留待阿拉伯征服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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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非洲自身的古史形态与后古史途径

暂时打断传统“上古”至“中古”的进程。这其实是西洋史中心的进程，应用在非洲史枘凿不入，唯世界史的通盘视觉有此排序要求。北非是地中海史的一部分，然而古埃及这个角落在前半段属于西南亚史的成分多一些，是希腊与罗马的征服将其转移至地中海史区块。另一方面，古埃及史一直都有朝尼罗河上溯至非洲内陆的流向，这流向遂延伸为努比亚的历史，从努比亚横切撒哈拉南沿走廊可抵西非，但西非的文明发展或许有本地的因素，是从这里出发的班图人南迁将语系扩散至整个漠南非洲，却不排除文明因子(尤其是锻铁技术)也有从尼罗河南下的可能性。史前的黑非洲得天独厚，乃人类的诞生地，但进入历史期，黑非洲生命力之旺盛却发挥在病毒滋生上头，其地理构造亦极端不利其处身于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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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未能走出古代世界的哥特人

从根本上纠正“日耳曼人攻灭罗马乃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之谬误印象。与罗马命运休戚与共的是哥特人，在后世的语言学中被归入“东日耳曼语”，但古罗马人称莱茵河外的异域为“日耳曼尼亚”，多瑙河外的异域为“哥特亚”，泾渭分明。自3 世纪上叶开始，多瑙河防线益形重要，该边防成为帝室与柱国大将军的诞生地，得以“多瑙集团”名之。因边疆之戎狄化，故罗马晚期的中枢已不辨罗马人或戎狄，只辨我方与对方。帝国晚期史上的“匈人插曲”是将罗马的哥特边患统一起来对罗马进行敲诈，待匈人帝国瓦解后，其中枢的哥特分子转移阵地至西罗马的中枢，他们扮演“的罗马人”，将其弥留期撑至476 年。哥特人之未能开创出后来的欧洲，乃因其泥足深陷于古代末期的神学论争，彼等宗奉君士坦丁大帝后期皈依的阿里乌派，但哥特人在378 年亚德里亚堡战役杀死罗马皇帝后，其继任者即独尊君士坦丁大帝前期的尼西亚信条，造成后来的哥特人虽然入主罗马，却与罗马人产生“认同冲突”，还不如后来西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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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新世界史》之“新”

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过去吗? 对象已不在眼前，今人能做的顶多是拼凑过去的一鳞半爪，做“局部”的复原。我们掌握过往时代必定不如当时人，正好比一个外国人不会比本国人更了解其地一般，这难道不是自明之理吗?

我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个庐山中人方识此山的观点是错的。一个古埃及的村民不会知道同代有巴比伦；法国大革命在里昂进行期间，里昂人对巴黎革命的讯息会比今人少。事实上，当时人所知比我们还要“局部”。只掌握了“局部”之不足感只是我们统摄性意向的投射，如追求永生一般，把上帝式的全知当作终极理想，即使拥抱这个理念，比起古人来，今人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族。统摄“古”者是“今”，“今”之不存，“古”将焉附？这个“今”越往后移、离“古”越远，能花在将“古”这张意义锦缎的纹路编织得更精致的功夫就越多，因此，历史(过去)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

在这里，亦必须纠正自然科学已进入范式阶段、史学仍局处每个时代各说各话的前范式阶段的误判。在全球化意识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这也是《新世界史》之所以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开其端，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关键在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形成于农牧革命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之日趋干旱，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这个“复合带”是闪语系的原乡，它从两河古文明之曙光期即渗透美索不达米亚，从“复合带”喷发出来的最晚近一波即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有春耕秋收的农耕民方需要年历，放牧民观月之朔望即可。古代近东出现过世所罕见的太阳国埃及，但今日却是伊斯兰的新月旗插遍近东一代。

将古代近东建构为一个单位之余，本书用“卫星定位”将它定位为伊朗高原的西缘，其东缘则为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于是伊朗高原变成了范围更广的链扣；高原东西两侧是古代近东式的旱作农业，简称之为“麦与羊的文化”，它与印度河流域的关系正如环两河山侧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但古印度文明后来似乎又被多盖上了一层。如今雅利安入侵印度说已动摇，那么一个更稳妥的古印度文明二次奠基说就是长江流域的“米与猪的文化”的入侵；如此看来，印度次大陆成了远古文明的中分线，也是会师之地。

此处显示：不做跨地域的链接，只就地域论地域，那么，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即使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远古的华北不能脱离欧亚大草原的关系，华南的水稻革命可以是中国文明起源论之一环，也可以是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源头。南岛语系则是填满地球的族群，凭的是殖民大洋洲——一部比哥伦布更伟大的史诗。中国文明起源论不该变成画地为牢。

从地貌观之，西半球是东半球的对立命题(antithesis)。后者的文化传播乃横向传播，西半球的传播是垂直型的，需跨越不同气温带，导致文化的传播受到阻滞。这个东西两半球的对立命题后来也被作者用在非洲史上，指出：非洲的北半部是“东半球形态”而南半部是“西半球形态”，但非洲的问题是：北半部地貌虽具“东半球形态”之利，却是世界上较大的沙漠！至于美洲，整体相对欧亚大陆来说是“西半球形态”，但在自身范围，北美洲却是内部的“东半球形态”而南美洲则是“西半球形态”的典范。今日地球的南北对立等同贫富两级化是历史与地理的合谋。

全球化的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历来写“波希战争”都站在希腊的立场，波斯变成希腊史的半影部。本书改从波斯帝国的角度透视“波希战争”，也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提供了一个亚洲的纵深度。当时中国还未递秦汉大一统，亚历山大先到达内亚，张骞于两个世纪后方抵此地，把这条欧亚横贯公路接通。到了这个转折点，世界史的全球化视野就开敞得多。

这个尖峰时刻酝酿已久。在公元前6世纪，所谓“人类史的枢轴时代”已进入高速挡，欧亚大陆的几个中心分别原创了后来普世化的思想体系，在这里，还看不出跨地区影响的痕迹，因为它们的基础性设定大异其趣。“枢轴时代”为人类设计了新型号的文明，老一代的文明没有跟上的就被淘汰了。亚历山大开展的希腊化时代将“枢轴时代”的某些因素提炼成普世救主型的宗教。排在第2卷中的《弥勒与弥赛亚》一章分两截来说明此现象：在“希亚文明”项下，它叙述从中国边境迁徙至内亚的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它跨内亚与北印度，融合了原始佛教、伊朗祆教、希腊化时代的救主政权以及人体塑像，发展出贵霜型大乘佛教(即进入中国的北传佛教)；在“希罗文明”项下，则探讨以色列子民对民族救星的期待在罗马帝国的容器内被柏拉图化，同时向个人追求永生的希腊化秘仪模式靠拢，被纳入罗马国教的官僚体制，形成一个簇新的基督教会。与这个精神发酵配合的则是由秦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组成的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链带，以及将它们串起来的丝绸之路。

古代帝国链带受到草原带的冲击而瓦解，乃世界古代史终结的一把统一量尺。这里暗含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historical topology)。它在匈奴、突厥、蒙古这三个草原霸权(也是三时段)的东西流向中勘测其历史走势：一般来说震央在蒙古草原，该地的草原帝国多诞生于对中华帝国的挑战，这类草原霸权较次要的右翼恒以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地区”为中心，它是在蒙古草原的政权失败后退据之处，算是备胎；从七河地区，由东方败退的草原势力可建立次级帝国，亦可进一步越过楚河，图谋“河中地区”，南窥呼罗珊；如遇到伊朗文明带的阻力和来自后方其他游牧族群的压力，会直下印度，或北走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岭隘口，进入欧洲，至匈牙利而抵欧亚大草原的极西端，再往前走就是森林或农田了，故亚洲游牧民在入欧后多以匈牙利为大本营(前后三次是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人，后者即今日匈牙利人)。蒙古旋风将有专章处理：蒙古人并非在中国边界上碰了壁才西窜的，而是主动西征，但其波涛汹涌的河床是同一道。

“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之雄图还不只限于阐述欧亚大草原与南方文明带的互动，而是在世界史的写作中首次探讨北方寒带林木地带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纵观上下数千年，草原早期的霸主是印度欧罗巴族群，彼等乃最早驭马驾车、胡服骑射者。阿尔泰族群原本可能是“林中百姓”，他们走出草原，从印欧人处学得马政，并挟蒙古草原为草原之冠之优势，逐渐将印欧人逐出草原，使欧亚大草原成为阿尔泰语系的同义词。被匈奴驱至欧洲深处的阿兰人与哥特人可能不是的一批，在欧亚大草原中段的残余有可能苟延至6世纪。

这个草原带的换防滥觞于匈奴时代末，匈奴从汉帝国边疆遁走后，音讯渺无，后来猛然如天兵天将般空降在欧洲的地平线。这是由于世界史冷落了萨珊帝国与笈多帝国等欧亚大陆中间地段，付出的代价是使匈奴史成了谜。匈奴在2世纪下半期至3世纪的行踪仍不明，盖2世纪时贵霜帝国仍健在，堵住了草原民族南下之路。至3世纪上叶，在波斯，更强大的萨珊王朝取代了安息，并归并贵霜的西部与北部，匈奴南下更为其所阻。至5世纪末，萨珊与贵霜的后继者笈多帝国双双颓败，“白匈奴”之炽焰遂现于世界史的屏幕，此集团可能包含印欧族的残余，其攻势导致笈多帝国的覆亡，萨珊人唯有与崛起中的突厥人连手始将其解决掉。本书因此纠正了一个视差：匈奴在中国边界上碰壁后，不是一味地往西进入欧洲，他们的活动震撼了整个欧亚文明带北疆全线，“匈奴时代”的落幕不在欧洲，反而是在欧亚大陆的中段。匈奴时代落幕之处，正是突厥人时代序幕之地。

罗马帝国其实离欧亚大草原最远，但除了汉帝国之外，却垮得最早也最彻底。这是因为来自草原的巨浪与罗马的长期边患汇流。罗马在被匈奴海啸冲刷的前后，需对付的边患都是从事农耕的哥特人，匈奴在欧亚大草原西端末梢——牧草面积只及蒙古草原百分之四的匈牙利——建立牙帐，曾一度将这个传统边患组织起来，成为阿尔卑斯山北的大国，它之迅速瓦解，却造成罗马之末运。在罗马末世，是用御用的哥特人抵御北疆的哥特人，残局也是由这些忠心的哥特人支撑的，他们变成罗马的“中央”，罗马从历史中淡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再扮演“罗马人”，并非传统教科书所谓“日尔曼人南下灭亡罗马”,如果还将日耳曼人误认为草原民族，则荒天下之大谬。

至草原史中后期，在西部始有芬匈语系(乌拉尔语系)从寒带林中闯入阿尔泰语系的天下，但未能摇撼后者的霸权，且为时较晚。过了数百年，文明地带亦开始夹“火药帝国”之威对草原甚至林木地带进军，草原带与定居带间之形势对比丕变，意味着前者最终步下世界史舞台。这些议题将穿插在第2、3卷里。

新世界史》的全球视野概如上述。第2卷写作最艰辛的部分是“中古的印度”，比处理陌生的史料更艰辛的是构思：一方面需凸显印度史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用它来纠正传统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框架之滥用所造成的误差，另一方面仍须将它纳入“世界中古史”。古印度河流域文明没有出土铜范，它的青铜器是靠发达的国际贸易进口的，它也具同代文明间的都市规划，却因没发现可破解的文字而被归入“史前”，待早期印度史迈出这个既是“史前”又是进口的“青铜时代”、进入雅利安的“铁器时代”后，因都市的没落，历史分期法反而倒退回新石器时代的以陶器类型为准则。

此后，印度史固然参与了普世性的“枢轴时代”，但印度至公元前3世纪始出现书写，故印度这个“枢轴时代”有一大半是在“史前”进行的。出现于“枢轴时代”的佛教与耆那教等因被套用了西洋史模板，常被曲解成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对婆罗门“国教”的改革。其实它们是替后起的“印度教”铺路。佛教反而首先成为印度及时帝国孔雀王朝的“国教”。古婆罗门教杀生献祭、可吃肉，在佛教与耆拿教的“戒杀生”的攻势面前，转而力主素食，却将荤食者“贱民化”，将原本倡非暴力以扬众生平等的教义用来强化种姓制度，故印度教是一件将佛教与耆那教反过来穿的衣服，而后两者在某意义上乃印度社会种姓化的共犯。耐人寻味者，从笈多帝国(320—550)开始，女神崇拜、性力崇拜、将秽物神圣化的密教渐成为印度的新浪潮，一度经不食人间烟火化的改造，对“尘世”污染极端畏惧的印度教这件衣服又朝身体化方向再度被反过来穿。相对世界各大宗教的轮廓鲜明，印度教倒类似一个各类怪鱼的养殖场，演变为普世性宗教的佛教是“去印度化”的。

印度史的内在逻辑好比一个目前所知的物理定律停止适用的重力奇异点(singularity)，但任何跳脱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模板之重力场的其他地方(包括中国)都是重力奇异点。果真这样，那么我们的“新世界史”不如索性往东一、西一块互不关联的“旧世界史”书写逆退。摆在“新世界史”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尊重印度史内在逻辑的条件下将这段印度史“中古化”？本书的策略仍然是新世界史思维：伊斯兰乃公元后才出现的现象，公元一千年前后，突厥人终于突破阿拉伯征服被长期局限于西北隅的僵局，长驱直入北印度，将公元及时个千年印佛两大系对立局面转换成最近一千年印伊两大系的对立局面。也在公元一千年前后，密教化的佛教在印度本土灯灭前的据点孟加拉传入西藏，成为后者的文化认同；在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开始成为除越南之外的东南亚文化认同。“中古”时段也目睹印度变成一个逐渐组成的印度洋经济的一部分。

传统的世界近代史的重头戏是西方的崛起，《新世界史》将探讨在西方缔造的世界经济之形成期，中国这个先进的超巨型市场有否扮演了压舱物之角色?它能否证实“唐宋变革论”之宋代中国乃世界近代化早春的命题?还是该印象乃20至21世纪之交中国成为美国较大的债主地位的回溯性投射？如果这个修正主义能成立，它将大幅度改写传统西洋近代史的海洋中心论，将其往海洋与大陆互动的方向调整，不再单方面强调西方的尖兵角色，而忽视了中国和印度的诱发、后勤和压舱作用。这个改写是否成功，得视《新世界史》末卷付出的心血。

孙隆基

201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