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概述

中东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中央地带，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导致中东人口分布的复合结构和多元色彩，闪含语系、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诸多分支在中东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不同文明的汇聚与冲突，构成中东历史的鲜明特征。

中东地区的古代文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最初的城邦文明。继苏美尔人之后，闪含语系的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和迦勒底人分别先后征服诸多的敌对势力，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带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统一国家。与此同时，闪含语系的古埃及人崛起于尼罗河流域，吉萨的金字塔和卢克索的神庙群构成古埃及文明的集中体现。埃兰人、克塞人、喜克索斯人、腓力斯丁人、腓尼基人、希伯莱人、赫梯人亦曾粉墨登场，角逐于中东的历史舞台。至公元前6世纪，称雄中东的闪含语系诸多分支日渐衰微，印欧语系的重要分支波斯人异军突起，成为主宰中东命运的统治民族；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鼎盛阶段，波斯人一度控制西起尼罗河、东至阿姆河的辽阔疆域。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自希腊起兵，东征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寿终正寝。此后数百年间，波斯帝国的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领有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同为印欧语系分支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相继控制东地中海沿岸，进而在中东地区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

阿拉伯半岛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虽为三大古代文明发源地所环绕，却在相当长时期内彷佛被喧嚣的文明社会所遗忘。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百余年间，为了夺取有限的生活资源和必要的生存空间，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互劫掠连绵不断，血族厮杀旷日持久，部落战争遍及整个半岛。公元7世纪初，地处阿拉伯半岛西部荒漠的麦加和麦地那犹如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着“两洋三洲五海”世界的古老大地。610年至622年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以安拉的名义传布启示，遭到古莱西人的抵制，初兴的伊斯兰教面临夭折的危险。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地那的居民订立一系列协议，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温麦”在麦地那建立。徙志标志着伊斯兰国家的起点，温麦构成伊斯兰国家的最初形态。徙志是早期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它开启了伊斯兰教历史的新纪元。伊斯兰教摆脱了濒临夭折的境地，文明的萌芽开始植根于麦地那绿洲的沃土之中。先知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文明的缔造者，成为伊斯兰国家无可替代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发动对麦加古莱西人、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以及贝都因人的圣战，伊斯兰文明在阿拉伯半岛初步确立。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与世长辞。经过穆斯林核心人物的协商，麦地那的穆斯林共同拥戴阿布 伯克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担任教俗合一伊斯兰国家的领袖，伊斯兰世界从此进入哈里发国家的时代。哈里发国家历经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三个发展阶段。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632-661年)以麦地那为首都，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地区是国家的政治中心。麦地那哈里发国家采用共和政体，四位哈里发均由选举或协商产生，新兴伊斯兰贵族的统治是共和政体的实质所在。阿布 伯克尔当政时期，“里达”风波得以平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遂成定局。新兴的伊斯兰文明一旦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便开始以不可阻挡的迅猛势头冲击半岛周围的广大地区。阿布 伯克尔于633年正式发动了震撼世界的军事扩张运动，将圣战的矛头首先指向富庶的叙利亚地区。穆斯林战士兵分数路向东西两个方向进军，分别攻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与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争。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是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位奠基人，他继续推行军事扩张政策，并为哈里发国家确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即伊斯兰教神权统治与阿拉伯人的民族统治合而为一。欧默尔在麦地那设立称作迪万的财政机构，统一管理国库收支，并且根据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缘关系和宗教资历，实行年金的差额分配。他还颁布法令，将先知穆罕默德徙志之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的纪元，以阿拉伯传统历法的该年岁首(即公元622年7月16日)作为伊斯兰教历元年的开端。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统治前期，哈里发国家的征服和扩张运动达到高潮。阿拉伯军队在西部攻入马格里布和努比亚，东部横扫伊朗高原直至河中地区。奥斯曼当政后期，哈里发国家的攻势逐渐减弱，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矛盾对立开始出现。奥斯曼成为圣门弟子和部族势力的共同敌人，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反对奥斯曼统治的浪潮，阿拉伯战士发动叛乱并进入麦地那围攻哈里发奥斯曼。哈里发奥斯曼的死亡揭开了穆斯林内战的序幕，他的坟墓埋葬了穆斯林国家内部的和平。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即位之初，哈里发国家核心政治集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原本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政权一度三分天下。一些伊斯兰教贵族不承认阿里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于是聚集到巴士拉与阿里分庭抗礼。“骆驼之战”在伊斯兰历史上首开穆斯林内战之先河，近万名阿拉伯战士和众多圣门弟子阵亡。此外，倭马亚氏族领导人穆阿威叶拥兵自立，并以为奥斯曼复仇的名义，与阿里抗衡。661年阿里在库法遭到暗杀，标志着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结束。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是一个充满虔敬安拉之宗教激情的时代，浓厚的平等色彩和强烈的民主倾向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圣战的旗帜下走出贫瘠的家园，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以武力征服建立了一个地域广阔的阿拉伯帝国。

大约在阿里遇难的同时，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并定都大马士革，开始了倭马亚王朝(661-750年)的统治，叙利亚地区是倭马亚哈里发国家的政治中心。阿里的长子哈桑放弃争夺哈里发权位，穆斯林内战结束，伊斯兰世界恢复了统一。穆阿威叶即位以后，适应哈里发国家大多数臣民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社会现实，改变麦地那时代信仰至上和神权统治的原则，着力淡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实行非伊斯兰教化色彩的世俗统治。穆阿威叶统治时期，哈里发国家的内部恢复了和平和秩序，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679年，穆阿威叶宣布废除哈里发选举产生的传统原则，指定其子叶齐德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从而开创哈里发家族世袭的政治制度，穆阿威叶因此区别于麦地那时代诸哈里发，成为伊斯兰历史上的及时位君王。680年，穆阿威叶病逝于大马士革，其子叶齐德承袭父职，出任哈里发。叶齐德即位后，反对倭马亚人的社会势力拒绝承认叶齐德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并迎请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前往库法出任哈里发。侯赛因在卡尔巴拉遇难导致伊斯兰世界内战再起。希贾兹传统势力的代表阿卜杜拉 祖拜尔以“圣族保护者”的名义在麦加被拥立为哈里发，公开反对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出现两个哈里发并存的局面，伊斯兰世界处于分裂的状态，倭马亚王朝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692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马立克派遣军队攻击麦加，双方对抗达半年之久，最终阿卜杜拉 祖拜尔战败被杀，穆斯林内战得以平息。阿卜杜拉 祖拜尔的失败，意味着圣门弟子政治势力的衰落和共和政体的彻底崩溃。马立克的胜利，不仅重建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而且标志着君主制排斥和否定共和制之历史进程的最终完成。君主制明确了权位的继承，避免了内战的隐患，有助于和平的实现，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倭马亚时代的君主制取代麦地那时代的共和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马立克统治时期，完善国家的官僚体制，强化哈里发对行省的控制，组建了哈里发国家的常备军。马立克还实施语言改革和币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化进程，为伊斯兰世界各地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马立克当政期间，穆斯林内战平息，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哈里发国家随之开始发动新的扩张。至韦里德和苏莱曼当政期间，倭马亚王朝的军事征服达到顶峰。穆斯林军队向东攻入中亚和印度，向西征服西班牙并挥戈进入法国。倭马亚王朝进入鼎盛的时期，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统治着西起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半岛、东至锡尔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伴随着倭马亚王朝疆域的拓展，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至倭马亚王朝后期，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等被征服民族中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在数量上已经超过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倭马亚王朝沿袭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历史传统，强调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政治原则，实行阿拉伯穆斯林对于非阿拉伯血统异教人口的统治。非阿拉伯血统的异教臣民改宗伊斯兰教以后，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利和地位。他们不肯长期屈居阿拉伯人之下，柏柏尔人和突厥人屡屡反叛。此外，与先知穆罕默德具有亲缘关系的阿拔斯人指责倭马亚哈里发抛弃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背离伊斯兰教的准则，否定倭马亚人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要求重新确立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神圣权力。743年哈里发希沙姆死后，倭马亚哈里发国家进入动荡时期。倭马亚人相互倾轧，哈里发频繁更替。倭马亚王朝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往日辉煌的基业只剩下断壁残垣。同时，阿拔斯家族在呼罗珊建立了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根据地，发动了以“归权先知家族”和实现穆斯林平等为宗旨的大规模起义。750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麦尔旺二世在埃及被阿拔斯人杀死，倭马亚王朝灭亡。倭马亚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斯兰历史上阿拉伯人统治时代的结束。

阿拔斯王朝(750-1258)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入崭新阶段。阿拔斯王朝营建新都巴格达，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重心逐渐东移，伊拉克成为哈里发国家的中心所在，呼罗珊地区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拉伯人垄断国家政权的时代宣告结束，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贵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政治势力。信仰的差异逐渐取代民族的对立，成为哈里发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进而导致伊斯兰神权政治的重建，国家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国内局势尚不稳定，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铲除政治隐患和排斥异己势力。倭马亚家族的80余人悉遭杀害，库法的哈希姆派首领被处死，阿里家族的成员也遭到追捕和迫害，起兵反抗的阿里家族成员全部被处死。阿布 阿拔斯在位期间，哈里发国家的政治格局表现为东西分治的倾向。格罗斯山的东西两侧分属呼罗珊总督阿布 穆斯林和哈里发阿布 阿拔斯统辖。哈里发曼苏尔击败阿卜杜拉 阿里领导的叙利亚叛军之后，又处死了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阿布 穆斯林，从此以后，哈里发一统天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曼苏尔的励精图治为阿拔斯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业。哈里发马赫迪强调阿拔斯人与先知穆罕默德的血亲关系，进而奠定了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马赫迪还采取安抚的手段，极力缓解什叶派与阿拔斯人的对立。哈里发哈迪即位以后，以武力镇压了什叶派在哈里发国家腹地发动的一次起义。哈里发哈伦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进入伊斯兰帝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哈伦致力于征讨拜占廷的圣战，统领庞大军队远征小亚细亚，攻陷赫拉克利亚、泰阿纳、伊科纽姆和以弗所等地，迫使拜占廷皇帝尼斯福鲁斯纳贡乞和。阿拔斯王朝与欧洲西部的法兰克王国交往与合作，双方多次遣使互访，互赠礼品以示友好。哈伦还曾接待过来自印度的使团，他们向哈里发赠送了许多贵重的礼品。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的集权统治借助于教俗合一的形式达到顶峰。哈里发俨然成为国家权力的化身，通过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四通八达的驿政体系实现对中央和地方的控制。日益完善的税收制度为阿拔斯王朝前期的集权政治提供了重要基础，行省权力分割的制度则是哈里发集权政治的重要保障，职业化军队的建立是哈里发集权政治的重要工具。

哈伦之子艾敏与马蒙之间的战争，是阿拔斯王朝政治嬗变的重要分界线。9世纪以后，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势力开始涉足哈里发国家的政坛，土著政权相继割据自立，阿拔斯王朝的辖地日渐缩小，阿拔斯哈里发的集权统治日渐衰微，教俗合一的权力体制趋于废止。外籍新军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展，逐渐威胁到哈里发的地位。穆台瓦基勒是及时位被外籍将领谋杀的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是一位领有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西部诸地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嘎希尔当政期间，哈里发所领有的疆域只剩下伊拉克中部一带。936年，哈里发拉迪正式赐封瓦西兑守将穆罕默德 拉伊克“总艾米尔”的称号，赐予他兼领艾米尔的军事权力与维齐尔的行政权力。总艾米尔的设置，标志着哈里发国家教俗合一权力体制的结束。此后历任哈里发仅仅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其原有的世俗权力丧失殆尽。

复合的政治结构和多元的政治基础，是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区别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和倭马亚哈里发国家的重要特点。阿拔斯时代，包括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塞加西亚人在内的非阿拉伯人中皈依伊斯兰教者日渐增多，尤其是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政治势力迅速膨胀，中东伊斯兰世界随之出现群雄逐鹿的分裂局面。阿拔斯王朝从建立之初，其管辖区域与伊斯兰教区域就是不相吻合的。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阿卜杜勒 拉赫曼在伊比利亚首创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伊斯兰教政权后倭马亚王朝(756－1031年)。后倭马亚王朝在第八位艾米尔阿卜杜勒 拉赫曼三世当政期间达到鼎盛状态，北起比利牛斯山区南至直布罗陀海峡尽属其地。909年，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后裔的伊斯马仪派首领赛义德 侯赛因被起义军拥立为哈里发，法蒂玛王朝(909－1171)由此建立。法蒂玛王朝自建立伊始便公开反对作为正统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巴格达哈里发，否认阿拔斯家族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继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采用哈里发的称号之后，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艾米尔阿卜杜勒 拉赫曼三世亦于929年改称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与东方的阿拔斯哈里发、西方的后倭马亚哈里发三足鼎立，分庭抗礼，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分裂。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法蒂玛王朝处于鼎盛状态，从大西洋沿岸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阿拉伯半岛都是其属地。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肩负着对拜占廷帝国圣战的重任，保护着希贾兹的两座圣城，阿拔斯哈里发和后倭马亚哈里发的相比之下黯然失色。

穆斯林诸民族之间的对抗和伊斯兰教诸派别的差异，成为助长伊斯兰世界政治格局多元化和导致哈里发国家解体的深层社会背景。穆斯林的政治分裂，开始于伊斯兰世界的东西两端，逐渐波及哈里发国家的腹地。十世纪中期，白益家族三位王公分别据有伊拉克、法尔斯和吉巴勒，形成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信仰什叶派的白益家族称雄伊斯兰世界的腹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巴格达的哈里发成为白益王公任意摆布的玩偶，不仅世俗权力丧失殆尽，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威严也荡然无存。11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进入塞尔柱苏丹国统治时期。塞尔柱人一度实现了西亚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恢复了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尊严。然而，阿拔斯王朝的根基已经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阿拔斯哈里发依然处于他人的摆布之下，苟且偷生。11世纪末开始，伊斯兰世界相继经历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的浩劫，日趋衰落。1258年，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灭亡。

13世纪的蒙古西征，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之历史长河的重要分水岭。巴格达的陷落标志着哈里发国家的覆灭和哈里发时代的终结。定居社会的衰落、游牧群体的泛滥、部族势力的膨胀和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成为此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普遍现象。自14世纪起，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借助于圣战的形式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结束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降服阿拉伯世界，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奥斯曼苏丹以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教圣城的监护者自居，东南欧与西亚、北非广大地区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属地，红海和黑海俨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多瑙河、尼罗河以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则被视作奥斯曼帝国横跨三洲之辽阔疆域的象征。然而，奥斯曼帝国对于中东诸多地区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势力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关系。奥斯曼帝国的北部即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构成苏丹统治的重心所在，南部阿拉伯人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奥斯曼帝国沿袭哈里发国家的历史传统，采用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奥斯曼帝国采用君主政体，苏丹的权位遵循奥斯曼家族世袭的继承原则。奥斯曼苏丹自诩为信士的长官，俨然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继承人，兼有世俗与宗教的较高权力。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苏丹的首要职责。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甚至远在苏门达腊诸岛和伏尔加河流域的穆斯林亦将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视作伊斯兰世界的保卫者。

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兴起于伊朗高原，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官方信仰，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分庭抗礼。17世纪上半叶，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达到顶峰，其疆域北起里海，南至波斯湾，西部边境与奥斯曼帝国接壤，东部边境与莫卧尔帝国毗邻。萨法维王朝衰落以后，诸多游牧群体相继入主伊朗高原，政权更替频繁，局势动荡。恺伽王朝建立后，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部落政治的泛滥，伊朗高原由此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18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近代欧洲崛起的巨大压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威胁促使奥斯曼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的新政举措以及19世纪中叶的坦泽马特运动，始终围绕着完善中央集权的鲜明主题，旨在强化奥斯曼苏丹的专制独裁和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进而维持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诸多被征服民族的封建统治。1800年前后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衰落征兆逐渐显现，对外战争屡遭败绩，依然统治着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自19世纪开始，西方的冲击挑战着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秩序，奥斯曼帝国成为西方殖民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伊朗则是英国与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呈逐渐衰落的趋势，财政岁入枯竭，对外战争接连失利，地方离心倾向增长，王权日渐式微。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丧失传统时代的自主地位，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而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的衰落并非意味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衰落，而是包含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新旧思想的冲突、民主与独裁的抗争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体现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长足进步。

进入20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和恺伽王朝的寿终正寝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内容，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崛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之新生的开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半岛和埃及，继而向新月地带和伊朗高原逐步扩展，直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错综交织、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此消彼长、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农本社会的衰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长足发展以及国有化改革与非国有化运动，构成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内容。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贯穿20世纪的中东历史。

伊朗高原是波斯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长驱东进，延续千年的波斯帝国寿终正寝，伊朗高原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9世纪后期，萨法尔王朝(867－900年)崛起于伊朗高原东南部的锡斯坦，波斯人称雄一时。萨曼王朝 (874－999年)统治的极盛时期，疆域北起咸海、南至波斯湾、西起里海南岸、东至怛罗斯，波斯文化在历经3个世纪的衰落之后渐趋复兴。白益家族统治时期，法尔斯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此后数百年间，伊朗历经突厥人迁徙浪潮的冲击和蒙古铁骑的践踏，游牧势力膨胀，部落政治泛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国王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萨法维王朝实行强制皈依的宗教政策，迫使伊朗高原的土著居民放弃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改宗什叶派伊斯兰教。萨法维王朝衰落以后，伊朗相继处于阿富汗人、阿夫沙尔王朝、桑德王朝的统治之下。游牧群体的扩张和定居区域的萎缩以及部落政治的膨胀和官僚政治的衰微，构成18世纪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

1796年建立的恺伽王朝沿袭萨法维王朝教俗合一的统治模式，却始终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政治。恺伽王朝诸多省区的长官和游牧部落的首领各自为政，号令一方。德黑兰是宫廷的所在和世俗政治的标志，库姆则是什叶派欧莱玛的精神家园和宗教政治的象征。恺伽王朝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西方的冲击导致伊朗传统秩序的解体，进而揭开了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最初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军事层面，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形式。19世纪下半叶，模仿西方成为伊朗社会的时尚，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西化倾向则是此间伊朗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在伊朗初露端倪，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伊朗社会广泛传播，贾马伦丁 阿富汗尼(1839－1897年)和米尔扎 马尔库姆汗(1834－1898年)是新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1890－1892年)和宪政运动(1905－1911年)根源于伊朗传统社会的深刻危机，表现为现代模式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共同目标，促使伊朗诸多的社会群体走向政治联合，预示着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与新生。宪政运动将议会和宪法首次引入伊朗政治舞台，赋予民众以选举的权利，对于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加以限制，规定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则，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宪政运动结束以后，错综交织的内忧外患，使伊朗陷入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1925年12月，伊朗第五届议会投票表决，废黜恺加王朝的末代君主，建立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形式与伊朗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两者的结合。礼萨汗当政期间，实行极权主义的统治政策，致力于国家机器的强化。国王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议会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而徒具形式。礼萨汗长期奉行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朗的历史传统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历史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力和尊严，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构成巴列维王朝排斥教界传统势力的重要举措。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1941年穆罕默德 里萨 巴列维即位以后，王权衰微，社会动荡，诸多政治势力激烈较量，进而形成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君主政治多元并存的复杂局面。穆罕默德 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包含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倾向，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诸多社会群体的广泛联盟，却因内部的分裂和国外势力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巴列维国王重新控制国家权力以后，凭借丰厚的石油收入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着力强化极权政治，极力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装备精良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则是巴列维国王实行极权政治的有力工具。巴列维国王于1963年至1971年发起白色革命，主观目的是巩固巴列维家族的权力垄断，客观结果却是经济领域的剧烈变革和新旧势力的消长。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传统政治联盟是伊朗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却因白色革命而趋于瓦解，诸多社会阶层和教俗各界因反对君主独裁而形成广泛联盟。巴列维国王的政治独裁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政治革命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1977年至1979年自下而上的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伊朗君主制度的寿终正寝。霍梅尼时期(1979-1989年)，伊斯兰化是伊朗社会的突出现象，法基赫制度和神权政治具有极权主义的明显倾向。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的宗教领袖，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化身，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行使的统治权力，而议会和总统处在从属于宗教领袖的软弱地位。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继承法基赫职位。后霍梅尼时期，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在于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生活开放化。法基赫制度依旧构成伊朗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然而法基赫的权力逐渐削弱，议会地位提高，民众选举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民选总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法基赫、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