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文明起源的一般特点

在世界几个著名的古老文明体系中，作为持续时间最长，并且

从未有过中断的中华文明，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根源和发展过程，

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有关文化起源的重要问题。面对在经济建设

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这一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凸显而出。

作为人类传承自身全部经验的重要机制，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塑造自

身的性格与品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有关

文化的解释达到数百种之多。而迄今为止，对于“文化”的解释尚

未有普遍认同的定义。

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是从德文“kultur”一词而来，

是德国人在18 世纪提出来的概念，内容包括宗教、道德、艺术等，

主要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性价值系统。而现在一般而言，文化的内

涵已经指向人类其他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创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

果的总和，有时也专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

机构。

“文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早出自《周易 言》：“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尚书 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包含着光明、

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用“文明”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

用于表述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在此之前曾经存在过的所谓的“野

蛮”相对。文明有时也常与文化互用。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文明，

是指其价值体系里所呈现出的的背景性抉择，正是这种背

景性抉择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内在模式与发展方向。

“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选择的目

的的能力。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选择其目的的

能力的就是文化。”

在一种文明的形成阶段，其形态愈是原始，则对环境的依存程

度愈高。此即文化地理环境或文化生态环境所指的文化物质景观在

特定地域和时空条件下的分布规律和演变过程。而背景性抉择的含

义是：当一种文化发展到趋向成熟的时候，其自我意识从自发状态

上升为具备了可以做出内在决断的能力，这种清醒和自觉的内在决

断一经完成，便构成了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特性。在一种古

老文化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便会面临决定其未来发展取向的内在

抉择，这也是这种文化(比如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

古埃及文化，以及两河流域文化等)有资格将自己提升到成熟阶段

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期以来，有关文明起源的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

尤其近年来世界各文明主题的交流日益密切，这种紧密的联系较以

往漫长世纪里那种相对的隔离或孤立状态而言，不同文明之间的差

异性更加明确，有时甚至强烈地彰显出来了。有学者如美国的享延

顿便提出，目前正进入一个不同文明体之间互相冲突的世界。这

论题的提出，显然有一个世界性的思考作为背景，同时也在昭示

人类在文化意识形态乃至终极价值等根本性思考与取向的重大抉择。

因而从根源处探寻不同文明体的演进模式和发展方向，对于人们从

更为深广的领域加深自我认识和完善自我认同，并回答有关文明形

成“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着近年考古的广泛发现和深入研究，中国文明相对于其他古

代文明，其特性正日渐突出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一、庞大的文明规模

中国文明在世界较大的陆地——亚洲大陆东部，是世界较大陆

地所孕育出的超大型规模的一种文明。考古学文化区域类型将中国

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分别有面向海洋的三大体系和面向

欧亚大陆的三大体系，这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的发展打下了

牢固的根基。

在亚洲大陆东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文明的曙光早已升起并光

辉四射。从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巴蜀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到遍

布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仰韶文化系列群，以及长江流域各地区的诸

多文化系列，中国大地自北到南、从西到东仿佛一个文明之火多源

纷起的巨大温床，照耀了一块又一块古老的土地。经过一步步艰难

而漫长的发展，形成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和良渚文化，

以及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等几个大的文化发展丛系。“从超百万年

的根系，到万年前的文化起步，从五千年前后氏族国家到国家的发展，

再到早期古国发展为各个方国，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 与

其他古文化发祥地如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等相比较，中国文明的活动

舞台更广阔，有一个极其广大的纵深和发展空间，这一点对其文明

的规模和特性都有着深刻影响。中国整体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

错落杂陈，形成了巨大的三级阶梯。及时级阶梯是被称为“世界屋脊”

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5000 米；第二级阶梯由内蒙古高原、

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盆地组成，平均海拔约在1000—2000 米之间；

第三级阶梯是东部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

海拔在500 米以下。

在世界较大的亚欧大陆东部，这个巨大的三级台地上分布着若

干不同走向的山脉：有顺台地蜿蜒直下的东西走向的山脉，如位于

北纬40°—43°之间的天山—阴山—燕山，位于北纬32°—35°之间

的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位于北纬24°—25°30′的南岭山脉等；

也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如大兴安岭—太行山—吕梁山—巫山

等为一系，长白山—千山、东南武夷山等为另一系；还有南北走向

的山脉，如北方的贺兰山、六盘山和南方的横断山脉。此外，祁连山、

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则为北系走向的山脉。

这些山脉将中国大陆分割成若干网络，使各大河流水系纵横其

间。康有为先生这样概括过中国的地理大势：“天之营中国也，自

昆仑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北自天山分脉，南行为祁连、

太行，东走医无闾门，绕而为泰山。南聚自岷山、川、黔、闽、粤

而环抱于江浙。前则高丽、日本横为案焉，后则藏地重岭作护。雅

鲁藏布江分印度、中国之界，龙沙江、槟榔江汇为潞江为一重，澜

沧为第二重，鸦龛 、金沙为第三重，皆万数千里，横亘南北，独流

无支，在川藏千里内，横水横岭，重重护之，崇山树其域，大海面

其前，……”

在地理环境中，除地形地貌外，气候和资源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气候方面，中国南北纬度跨度很大，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亚寒带等数个温度带。完备的气候带提供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地理基

础，如秦岭—淮河以北在新石器时代为以粟类谷物为主的旱作农业

区，秦岭—淮河以南为以稻米为主的水田农业区，北方草原为畜牧区。

拥有这样广阔而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国文明以后的超大规模发展奠

定了的基础。

二、 多源多中心

巨大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中国的古典文明一开始产生

便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便有以渭水为

中心的大地湾—老官台仰韶文化系列群和太行山东侧、华北中部的

磁山—裴李岗、后岗、大司空仰韶文化系列群，以及以泰安—沂蒙

山为中心的北辛—大汶口文化系列群。而长江中游有彭头山、大溪

屈家岭文化系列群，长江下游有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系列群。

这几个平行发展且距今七八千年的考古文化系列群，都已具备了相

当程度的农耕种植技术和农业发展水平。

中国北方作为旱作农耕文化区的发源地，很早便有对粟、黍

作物的栽培和种植。如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及时期的窖穴中就发

现有黍的遗存，其年代距今七八千年。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中的

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沙窝李遗址中都有粟的出土，其中磁山遗

址中储藏粟的窖穴达80 多个，两期总储量达10 万余斤，距今亦有

七八千年。

中国南方的稻作农耕起源也很早，长江中游的澧县彭头山遗

发现水稻遗存，距今8000—9000 年。这不仅在中国，也是目前世界

上最早的稻作农业保存之一。 严文明先生认为，“既然适合于栽培

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

也就有可能不是只起源于一个地方，中国也未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

源的中心”。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外来说的

影响，在农耕起源上也曾流行过从西亚传至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西

来说”和从南亚、印度传至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南来说”。随

着20 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取得新的考古进展，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相继发掘的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遗址里都发现有粟黍和稻谷遗存，

使人们对中国农耕起源问题产生新的认知和看法。农业是世界各古

老文明产生的共同基础，而且中国农耕起源的原初性和发展方向更

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随着农业的起源，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从六七千年前的仰韶

文化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各地形成了十多个大的文

化区域中心，北方旱地农业文化有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甘青

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南方稻作农业文化有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

文化区、闽台文化区、粤桂文化区和云贵文化区。另外，还有狩猎

采集经济，东北文化区、蒙新文化区、青藏文化区。这其中，苏秉

琦先生还认为，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发挥过作用的主要是中原文化

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和燕

辽文化区。

三、 多源而一体

各文化区域之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早期相互间便发生了交

流和影响。比如黄河流域中游的仰韶文化与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相

互间的影响便非常明显。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曾在大汶口文

化刘林期遗址中多次出现，这种显著的彩陶影响是考古学界所熟知

的。反过来，大汶口文化对半坡类型的影响也很具特色。鼎的发明

创制和使用本是东部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杰作，在仰韶文化半坡时期

尚未见釜鼎的使用，但到了庙底沟时期，“开始出现颇具特色的折

腹釜及釜形鼎。这种折腹釜及釜形鼎在半坡类型中找不到祖源，那么，

它是否与别的文化传入、影响有关呢？考察早于庙底沟时期和与之

同时的文化类型——后岗、刘林，我们发现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虽说

也有被称为釜的炊器，但其造型为圆罐形，与庙底沟类型迥然有别；

后岗类型虽也有鼎，但亦为罐形鼎。而早中期的大汶口文化，无论

北部兖州王因，还是南部的邳县刘林，都流行折腹的釜形鼎”。

不仅黄河流域各区域文化之间交流显著，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远在新石器时期的交流也是广泛的。在鄂东长江之滨的黄冈螺蛳山

墓中，出土有庙底沟式纹饰的彩陶罐。大溪文化中所见彩陶图案，

与仰韶文化类似。而大溪文化亦曾北上，在淅川下王岗仰韶二期遗

存中，发现有大溪文化的器形器物。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下游，

交流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其中以淮安青莲岗遗址为典型，明显地含

有南北文化互相影响的痕迹。

这种在久远时期的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尚未成型，还在孕

育发展之中，而中国也还远未出现密切的交往与沟通，但这无疑对

中国未来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在黄河、

长江两大流域分别进入龙山时期和良渚时期(公元前3000 年—公元

前2000 年前后)之后，这种交往更趋密切和广泛。从制陶业来说，

龙山时期的陶器制作已达到极高的水准，快轮制陶技术获得普及，

陶窑得到改进，已能采用密封饮窑技术。代表这一时期制陶业较高

成就的是光亮黑陶、蛋壳陶和白陶的出现。黑陶陶胎均匀，陶色纯正，

极富光泽。蛋壳陶陶质细腻，器壁薄如蛋壳，厚度不超过0.5 毫米。

白陶则是由一新发现的高岭土作为陶土，经1200 度窑温烧制而成。

白陶器具色彩亮丽，非常珍贵，和蛋壳陶同为世界制陶史上的创造

性杰作，而这与轮制方法的运用有直接关联。山东曲阜西夏侯、胶

县三里河、历城城子崖、河南路阳西高崖、陕西华县柳枝镇、河北

磁县下潘旺、湖北圻春易家山、浙江吴兴钱山漾、上海青浦崧泽和

马桥、广东曲江石峡等遗址中，都出土了轮制陶器。

最能够代表南北东西各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陶器，当属陶

鬶。“当公元前2400 年前后一段时间里，……陶鬶最终被各地原始

文化所吸收、改造，成了‘龙山期’诸文化共同的新因素。……这

种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独具一格的陶器，在中华大地之外的任

何地区都不曾发现过。从这一意义上讲，陶鬶也可以作为中华史前

文化的一个代表器物。”陶鬶在公元前3500 年左右出现于山东大

汶口文化初期，先传入河南，进入龙山时代后便已传至浙江一带的

良渚，并在江西、广东一些地区也有出土。在长江沿岸的四川广汉

三星堆、湖北秭归朝天嘴和黄河上游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等均出

土陶鬶或由其演变而来的陶盉。“陶鬶及由其演变而来的陶盉发展

如此之快，分布如此之广，说明了龙山时代中国古代各文化之间的

交流频繁，文化传播相当迅速而广泛。这正是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

形成华夏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除陶器之外，玉器在南北文化的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十分重

要。作为形下之器的玉，其实首先承担的不是形上之道(礼器)，

而是中土大地南北两大流域凝聚共同审美品位的独特载体。在对玉

的认知中，中华南北流域的先民们倾注了特别巨大且几乎一致

的情感、情绪和象征力量，这对于中国文明多源一体格局的形成功

不可没，并且也使“玉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特殊现象。远在

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和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村遗址就出

土有璜、玦、管、珠等玉制品。在分别上承河姆渡遗址的良渚文化、

兴隆洼遗址的红山文化中，琮、璧、钺及勾云形器、箍形器、玉猪

龙、山形器、圭形器等玉器更是大量出现，且各自建立起了一套完

备有序的用玉制度和玉礼器体系。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间的大

汶口文化中，邳县刘林、大墩子、泰安大汶口等地都出土有许多环、

玦、管、璜等玉制装饰品，其中大汶口10 号和17 号墓葬所见玉钺

更是同时期的精品。苏北新沂花厅村遗址南区发掘的大汶口晚期(距

今约5000 年以前)的二十几座墓葬中，所出精美玉器有浙江反山和

瑶山良渚文化的人兽纹样。 “史前文化之间联系的背后，一定是不

同部落共同体人们的交往。文化圈的形成和交互作用的出现，不能

不考虑人们因沿河而居所形成的交通网络和交往上的便利条件。”

史前交往对于中国文化未来(这个未来指进入国家形成的有史

阶段，即夏商周时期。而“史前”是就中国文明发展史而言，基本

可从被称为“前仰韶文化”时期算起，这一时期距今7000—8000 年，

包括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关中及西部的老官台文化、山

东北辛文化、辽河流域兴隆文化、长江中游流域城背溪文化和浙江

北部的河姆渡—罗家角文化等。直到公元前3000 年之后，黄河流域

和长江中游地区出现“龙山式”考古文化，长江下游进入良渚文化

范畴)一体性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中国黄河与长江

这两大流域，各自都包括非常辽阔的地区，如果与其他文明古国如

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古代玛雅、古希腊克里特岛(位

于地中海，与希腊文明有某种渊源关系)等相比较的话，这种广阔

性极其突出。在这广大地区之内，许许多多个区域文化遍布南北。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无论黄河还是长江流域，史前各考古区域文化

丛体都是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也就足以表明，

中国文明形成初始期的本土性与多中心性。本土性决定了中国文明

的核心价值是原始性的，而不是“摹仿”或移入的(20 世纪三四十

年代有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已被历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是

无法成立的)。从相对意义上讲，多中心性与一体性是相互矛盾的。

如两河流域，从约公元前2900 年的苏美尔城邦到巴比伦时期(公元

前1894 年开始)，以及后来的亚述时期(公元前539 年被波斯帝国

所灭)，在这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在一块并不算太大的区域之

内“城邦蜂起、攻伐不断，即使有很短的帝国统一时期，往往随

霸主(如汉穆拉比)的死去而迅速瓦解，而且在短暂的统一时期里

各城邦仍拥有很大的自治权限”。古希腊的多中心与非一体性则表

现同样突出。古希腊在公元前8 世纪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至

公元前5 世纪盛极一时，狭小的半岛上产生了众多的城邦国家。其

中较知名的有雅典、斯巴达、埃利斯、西居昂、科林斯、麦加拉、

彼奥提亚、阿尔哥斯、米利都、萨摩斯，等等。古希腊人自己在这

块半岛上从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公元前4 世纪希腊半岛

被兴起于其北部的马其顿所征服。有必要提出的是，古希腊城邦的

非一体性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价值观上的。实行寡头政体的斯

巴达废除金银货币，限制工商业发展，认为除了军事教育之外的

切思想文化都毫无用处。斯巴达人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强健和

勇敢就是较大的善良，而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乃至私人生活都是奢侈

和罪过(男子从20 岁开始过正式的集体军营生活，直到60 岁为止，

其间只允许抽空回家)。斯巴达甚至将寡头政体传到了雅典，“伯

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斯巴达不但取得了军事上的胜

利，而且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斯巴达贵族寡头政体占用了长期与

之对立、排斥和斗争的雅典民主政体，雅典出现了贵族寡头专政”。

正是这种城邦之间的非一体性导致两河流域与希腊半岛在长期的发

展史上城邦之间各自为政，被外部力量彻底征服，曾经辉煌

时的文明也都中断了。

中国文明所呈现出的多中心的特征与两河流域、希腊半岛的文

明相较不仅一致，而且因为地域辽阔还更显突出。直到进入夏商周

三代文明发展时期的周代，还时常以“万邦”或“万国”表现邦国

众多的情况：

曰古文王……匍有上下，匌受万邦。(《墙盘》)

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经 小雅 元月》)

曰其自时中义，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尚书 洛诰》)

左传 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

其存者，无数十焉。”《逸周书 世俘解》言武王伐商，“凡憝国

九十有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所言“万邦”“万国”者，

虽非实指，但夏代以前和夏商时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部落纷纷

建邦立国，确实是当时的实情。“文献中所载夏王朝之前即已形成

邦国林立的局面，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

互不统属的格局相吻合。” 中国南北两大流域如此之众的“多中心”

能够走向一体性，以至于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保持连续性发展而

从未有过中断，这一事实本身可以说是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

象，即使说是奇迹也并不过分。

在此，笔者试图探寻的是隐藏在这一特殊现象后面的成因。

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决定了从起源阶段的多中心能够走向一体

性，这决定了中国文明既不同于两河流域、古希腊文明，也不同于

玛雅等其他古文明。毫无疑问，这也决定了中国历史文化自19 世纪

中叶以来不同一般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个“核心价值”究竟包括

什么内容呢？笔者认为，所谓“核心价值”就是背景抉择的结果，

一种古老文明在其形成的初始阶段其实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