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谦之先生

导言：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谦之先生本文中的个别地方，如书名等，为了与文后的"朱谦之学术年谱"一致，而作了改动，特此说明。——编者注

黄心川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生于一个数代从事医生职业的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姑姑抚养成人。民初入福建省立及时中学学习，在中学时熟读我国的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论》等小册子。17岁(虚岁19岁)时以福建省及时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亲聆学界名师的教诲，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先后发表了《周秦诸子学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文。

1919年中国大地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朱谦之满怀革命激情投入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编辑杂志，撰文抨击时弊，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在北京大学及时次贴出大学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翌年又首次在国内报刊上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等口号。主席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曾与朱谦之讨论过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同年10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方获得释放。

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佛教学者欧阳竟无求教，因不满意佛门的腐化、偷安生活，复断绝关系，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越3年，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1924年辞职再度隐居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逋(和靖)故居，悉心从事著述。1929年获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潜心历史哲学的研究。两年后归国，任暨南大学教授。从1932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历史学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需要，曾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出资筹办《现代史学》，对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中山大学历史系成为一个著名学系和研究机构，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理论干部。1949年广州解放，朱谦之以无比欢欣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朱谦之回到了久别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8年后又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对我国的东方哲学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4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全体人员并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朱谦之担任了研究员。尽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有时卧床不起，但仍著述不止，致力于宗教学研究。1972年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4岁(虚岁)。

朱谦之在学术界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是因为他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还属于开拓性研究。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誉："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者，均交口称道。"早在大学读书时，朱谦之就以善读书闻名。当时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先生因朱谦之借书特多，而担忧图书馆内所藏的社科书籍会被他全部读完。他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善于用脑和手，每读一书，必不停地用朱笔圈点和摘录。在着手做课题研究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的书目。他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外国文字，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十分注意，所以能够尽快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研究成果，步趋世界学术研究的潮流和开拓国内研究的新领域，充分体现了时代感。他的国学底子深厚，对我国的经史子集都有一定的了解或研究。他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早上4点闻鸡声而起，埋头写作，至晚饭后始辍笔。下笔极快，一两万字的文章经常一气呵成。有人说他用笔千言，如江河倾泻，素不注意词章修饰，这是一种误解。试看他所写的《老子校释》序言，其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殷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朱谦之一生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给后人留下了庞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据不统计，有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哲学研究是朱谦之一生成果最丰的内容之一。其研究著述既有中国传统哲学，又有西方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东方哲学和中外比较哲学等，学贯中西，博通今古，蔚为大观。他早年发表的《革命哲学》充满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青年理想，主张"政治革命不如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至无政府革命，再进至宇宙革命"。这种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批判说："名为`革命哲学`而实际所谓宇宙革命，不过证明了宇宙的究竟为寂灭，所谓用革命的方法，也不过一种寂灭论罢了。"以后又发表了《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等著述，在这些著作中，他批判和摒弃了过去的虚无主义主张，宣称宇宙人生都是浑一的"真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间上即可实现，从此转向了信仰主义为特征的真情或唯情主义哲学。1929年朱谦之东渡日本后，历史哲学开始成为他的主要研究课题，以后几十年一直未断。特别是对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做了大量的和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历史哲学大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孔德的历史哲学》等著作。他在日本期间首次接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学说不加歧视地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他还写作了《文化哲学》，强调："文化哲学不但有他独特的在哲学中较高的地位，而且更为其它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所凭依，而为研究文化历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教育学者所必经的路径。"甚至认为"将来的哲学，应该是文化史的哲学，换言之，即为文化哲学"。他反对当时世界学术界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重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讴歌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发明，并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撰写了《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对欧洲的近现代思想家产生过深刻影响。此书一出版，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给予了此书极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的哲学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取得丰硕成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凭着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很快写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大纲》，满足了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后，又转为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早期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庄子哲学》等著述的基础上，新撰了《老子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提纲(汉—清)》、《中国哲学史简编》(约200万字，待出版)等一大批著作，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的阐明，尤其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其中《中国哲学史简编》最早注意到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列有专章研究，在很多中国哲学的传统问题上，他有很多新颖的、独特的见解。他整理的《老子校释》搜集之丰在已有各种版本中是最多和好的一个，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全球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的研究，获得特殊的荣誉。另一本《李贽》也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好评。

1958年后朱谦之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斯洛伐克的研究生从事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古代之部)》和《日本哲学(德川时代之部)》，另外指导朝鲜留学生完成了《程朱学对朝鲜的影响》的研究。朱先生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散失，但仍保留在我国的珍贵文献和资料，阐明了中国哲学和宗教与我国周边国家朝鲜、日本和越南等的相互关系。这些开拓性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苏联和日本研究机构都曾提出要与我国共同合编日本哲学史的资料等。越南科学院提出要派人来中国跟随朱先生学习、整理越南哲学史的资料。与此同时，他还将过去发表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进一步作了修订，扩大了篇幅，改名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此书是朱先生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前后搜集资料和写作达三四十年之久。例如在"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就有190处引文和注释，可见搜集之多和用力之勤。该书连同早期的版本，在日本、英国、美国、苏联学界引起重要反响，苏联的一些学者虽然不同意该书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但也承认它是一本有科学价值的著作。

政治学的研究是朱谦之早年关心的问题。在轰轰烈烈的和大革命时期，朱谦之以年青人所具有的活跃思想，饱含激情的情绪，曾经探讨过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除了宣传无政府主张和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的口号外，还撰写过《大同共产主义》、《到大同的路》等著作，提出："宣传中国政治之传统精神，以人性为基础，以大同为门户，以美的社会组织为匡廊，以礼乐为妙用，以游艺为依归，意在拨乱反正，以跻斯世于永远太平而止。"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宣扬儒家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

朱谦之兴趣广泛，对音乐和文学也有较深入的爱好和研究。1927年他撰写了《凌廷堪燕乐考原跋》。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又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以后又扩大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这种把音乐和文学联合起来研究，在我国还是首创，因此获得了国内外好评。该书出版后，日本中村嗣次就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此书。另一本著作《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也有重要价值，已由音乐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先生曾受著名剧作家洪深先生之托，整理中国古代各种戏剧、戏曲等古籍，他搜集到的剧种和数量要比过去已知的多好几倍。

历史研究是朱谦之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曾先后发表过《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概论》、《历史科学论》、《历史论理学》、《历史统计学》和《太平天国史料及其研究方法》、《史略》等数十篇著文。他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和《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外，代表作还有《扶桑国考证》和《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等文。《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一文在国内外学术界曾引起强烈轰动。美国、墨西哥、古巴等国的学者都十分赞同他的结论。例如墨西哥的柏尔曼(MPalmer)教授来信说，他掌握了192个考古学区域的记录，证明美洲原住民是和中国人有密切关联的。当然这个问题在国内和苏联也有着强烈的反对意见。鉴于他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郭沫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我国研究中外交通史方面两个最重要的学者。

此外，朱谦之对文化问题也有过精湛的研究，撰写过《文化类型学十讲》、《中国文化之命运》、《世界史上之文化区域》、《文化哲学》等著作；对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涉及，发表过《历史学派经济学》、《经济史研究序说》、《中国经济学说纲领》等著作。总之，无论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抑或中国对周邻国家的文化关系，他都有精湛的研究。

朱谦之受教于旧式的传统教育，儒家的"修、齐、治、平"入世思想和老庄的淡泊无为，以及佛家的禅逸出世思想在他身上都得到体现。五四时期他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于革命救国的斗争，提出种种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这时"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的集中地……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因此他的革命哲学追求"虚空粉碎，在地平沉"的虚无主义理想，实受禅宗《高峰语录》的影响。朱谦之最终没有接受佛教，他通过对佛教的了解，做了不少佛教研究工作，他早年撰写了《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等文，在几本阐述他的世界观和未来理想的著作中都渗透着佛教禅观和空观的思想。""前夕，朱先生调到宗教所工作后，即着手翻译日本著名佛学家忽滑谷快天所著的《禅学思想史》和《朝鲜禅教史》。从他的译稿题笺来看，朱先生想写一部禅宗史，但是因种种条件限制，他最终没有完成这个心愿，只是留下了这两部译著。

朱谦之与基督教的因缘始于中学时期。他17岁(虚岁19岁)时，在基督教会办的格致书院专修英文，常常批评基督教教义，著《宗教废绝论》。以后他在做哲学研究，特别是西方哲学文化的研究时，对基督教及其神学有了更多的认识，意识到神学在历史文化阶段里的重要性以及对哲学史及科学史的作用。其所著的《文化哲学》一书指出，西洋的宗教"是从世界大宗教发生地的东方来的"(第203页)。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对耶稣会的历史性质和传教士来华的动机、经过及其作用等做了详尽的分析。调入宗教所后，朱先生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搜集了许多景教史资料，撰成《中国景教》一书。

由于朱谦之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他的文集与著作，其中也包括他的选编本。为了不与其他选本重复，本书挑选了朱先生的代表作，有些文章文字不长，但在当时影响很大，例如他发表的《劳动节的祝词》，是次提出劳动大众神圣的思想，影响了后人。他的《反抗考试的宣言》在当时北京大学的影响很大，一度形成过思潮。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曾经受到同志的注意，专门与他进行讨论。他的唯情哲学思想更在当时风靡一时。他的景教研究和中国哲学对外国的影响两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

，朱谦之先生的学术年谱曾经由张国义博士编纂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上，本书将其移录，不再新编，特申致谢。感谢曾经为朱谦之先生著作收集与出版的个人与单位。

总之，朱谦之先生用深邃的智慧构筑了精密的学术殿堂，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为纯洁的学术论坛增添了一块丰产的沃土，改写了中国学术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