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十年，季羡林正值七十至九十岁，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和冲刺阶段。在此期间，他的著述颇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篇幅最长的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以下简称《糖史》)。

季羡林为什么要写《糖史》呢？这与他所研究的印度古文字有何关系呢？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季羡林曾经发现，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几大语言中，“糖”这个字几乎都是转弯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arkarā”。中国的“糖”字，英文叫“sugar”，法文叫“sucre”，德文叫“zueker”，俄文叫“caxap”。一看便知这个字同属一个来源。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接受外来的东西，最初把外来的名字也带来了，有的后来改变了，有的没有改变。糖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本地没有，就会把外来词也带入本地。英文的“糖”字来自印度，是从梵文“arkarā”转借来的，仔细一比较就知道了。这说明英语国家原来没有糖，糖是从印度传去的，否则为什么用印度字呢？中国最早也没有糖，从前有个“餳”字，不念“易”，也不念“阳”，念“糖”。中国糖最初是甘蔗做的。甘蔗的原产地在中国，《楚辞》中就提到当时人们吃甘蔗，也喝甘蔗浆；而甘蔗浆变成糖则用了一千多年。于是，季羡林从中领悟到，在糖这种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用品中，似乎隐含着一部人类文化交流史。

无巧不成书，季羡林真正开始研究糖的历史，原来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引起的。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里。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发现卷子两面都有字，正面内容写的是佛经，背面内容与制糖有关，当属十分罕见的科技资料；但是内容并非一目了然，敦煌残卷有错字漏字，并有一些难解之处。

于是，季羡林决心啃开这颗硬核桃。

季羡林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弄懂残卷中的一个词——“煞割令”。他对照上下文反复琢磨，忽然想到，这个“煞割令”就是梵文“arkarā”，就是“糖”。正如胡适所说“发现一个字的字义等于发现一颗新的行星”，季羡林一下子豁然开朗，信心倍增，立即写了一篇《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从此，他便开始了研究糖史的工作。

季羡林想起青年时在德国读书时，在汉学研究所翻阅过大量的中国笔记，里面颇有一些关于糖的资料，可惜当时脑袋里还没有这个问题，就视而不见，统统放过，今天只能从头做起。那时，电子计算机还很少，而且技术也没有过关，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进来。季羡林只能采取笨办法，自己查书，然而古代典籍浩如烟海，穷毕生之力也难以查遍。本来，季羡林收集资料向以“竭泽而渔”著称，不肯放过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于是他利用北大图书馆藏书在高校首屈一指、查阅方便的条件，以善本部和教员阅览室为基地，搜断枯肠、绞尽脑汁地收集资料。当时季羡林已经八十多岁了，老伴又得了重病，两度住院，可是他却开始拼老命了。每天他从家到大图书馆，走七八里路，除星期日闭馆外，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坚冰在地，从未间断过。在1993年和1994年将近两年时间内，他终于翻遍了整个书库，包括查阅了《四库全书》中的有关典籍，特别是医书。

从大量的资料中，季羡林发现了一些规律。首先，中国最初只饮甘蔗浆，用甘蔗制糖的时间比较晚；其次，同古代波斯一样，糖最初是用来治病的，不是调味的；再次，从中国医书上来看，使用糖的频率越来越小，以致后来很少见了；，也是重要的一点，把原来红色的蔗汁熬成糖浆，再提炼成洁白如雪的白糖，这种技术是中国发明的。季羡林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制糖技术的相互学习，表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不是什么单行线。

在学术研究中，季羡林勤于思考，善于收集新材料，发现新问题。他想，《新唐书》里讲到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这是中国正史里的记载。汉字“糖”出现在六朝，说明唐太宗时中国已经能够制糖，但水平不高，派人去印度学习，这是历史事实。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印地文中有个字叫“cīnī”，意为“中国的”，并有“白糖”的意思。“中国的”，英文叫“Chinese”；“中国”，英文叫“China”，法文叫“Chine”，德文叫“China”，都是从“China”变来的。印度自称在世界上制糖水平较高，历史最悠久，因此“arkarā”这个梵文字传遍世界，但为什么又把“白糖”叫“cīnī”(中国的)呢？1985年，季羡林去印度参加《罗摩衍那》国际讨论会，一次他当大会主席，问在场的印度学者：“‘cīnī’怎么来的？既然糖出在印度，那‘白糖’为什么又叫‘中国的’？”结果没有一位学者答得出来。

后来，有个丹麦学者知道季羡林在研究糖的历史，寄来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不知是哪国人写的，只知道他的名字叫Smith，论文正好是讲“cīnī”及其来源，季羡林看了感到作者自己也解释不通，自相矛盾。论文说“cīnī”的意思是“中国的”，而白糖却和中国没有关系。在中古时期白糖很贵，当药来用，非皇家贵族、大商人是吃不起的。可是，为何又把“cīnī”叫作“白糖”呢？因为中国有几件东西在世界上很有名，如瓷器，英文“China”当“中国”讲，也是“瓷器”(china)的意思。中国的瓷器也传入印度，印度的阔人才用瓷器。中国瓷器是白色的，于是自然把中国瓷器的“白”和白糖的“白”连在一起。印地文中的“白糖”应该是“cīnīarkarā”，后来因为字太长，便简称为“cīnī”。总之，论文作者断然认为，无论如何“cīnī”(白糖)和中国没有关系，中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白糖，也没有向印度输出过白糖。

在季羡林看来，这是无知妄说。他认为，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应该是，首先要确定“cīnī”这个字在印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即上限在何时，其次要确定它在印度什么地方出现的，然后再来确定中国什么时候生产白糖，又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传入印度。可是，问题之难就在于不知道“cīnī”在印度何时出现。季羡林问过许多印度学者，他们也答不出来。而上述Smith的论文结论虽然是荒谬的，但却有可资借鉴之处。因为，他查了印度的文学作品，发现“cīnī”出现在公元13世纪；他又把当今印度许多种语言中表示“白糖”这个意思的词基本上追踪清楚，总的情况是在西部语言中，都来自梵文“arkarā”；在东部语言中，都来自“cīnī”或者“cini”，孟加拉文就是这样。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白糖是大约公元13世纪由印度东部进入印度的。

季羡林认为，如果把印度白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再来研究中国到底有没有生产过白糖，输出过没有，输出到印度没有，这样问题就会容易解决。

公元7世纪唐太宗在位时确实派人向印度学习过制糖技术，说明那时制糖水平并不高。但学习以后制的糖，其颜色、味道都超过印度。《新唐书》说“色味逾西域远甚”，说明一方面引进了，另一方面改进了，这是唐朝的情况。到了宋朝仍然制糖。到了元朝又来了一个变化，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有一段记载：在福建尤溪有一批制糖工人，他们是蒙古大汗忽必烈从巴比伦抓来教中国工人制糖的，炼白糖。巴比伦这个地方有人说是现在的伊拉克，有人说是埃及，埃及开罗的可能性大。上述记载说明印度制糖技术传到波斯，从波斯传到埃及。埃及当时很多手工业占世界经验丰富地位，而蒙古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蒙古大汗抓了一些制糖工人，送到中国的福建尤溪，尤溪出甘蔗，在那里教中国人炼糖。到了明朝末年，很多书里讲炼糖，其中有一段记载说，原来糖炼不白，有一次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倒了一堵墙，墙灰落入糖中，发现制的糖变白了，这在化学上讲得通，灰里有碱，因此糖炼白了。明朝末年中国的白糖在国际市场上成了抢手货，而且有根据说，在郑成功时代白糖已经出口了，郑成功家里就做白糖生意，从中国运货去日本，货物中有白糖，这证明公元13世纪中国的白糖开始向外输出。那么，中国的白糖是否输出到印度？书上记载印度人派船到新加坡去买中国的白糖，而没有记载中国直接出口白糖到印度。但也有一种可能是，从福建泉州运送白糖到孟加拉，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世界上著名的港口，那里有穆斯林和印度教的文化遗迹，福建尤溪制的白糖运到泉州，然后由停泊在泉州港的印度船运到印度东海岸，那里人正好讲孟加拉语，管白糖叫“cīnī”。

因为季羡林查阅了大量资料，所以以上的分析和判断都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他认为，从“cini”这个字的例子就能看出文化交流绝不是直线的，而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印度还有一个字叫“misrī”，意为“冰糖”，但“misrī”也是“埃及的”意思。印度的制糖技术虽然是先进的，但不能否认也向别的国家学习过。东面学中国，“白糖”叫“cīnī”，西面学埃及，“冰糖”叫“misrī”，从语言现象分析，只能得出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