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临近尾声之时，移民依然没有通过欧洲精英们的严密审查而得到认可，此并未造就战后格局的重大变化。然而，当移民政策获得通过，多样性又被用来支持此政策。不过目前，随着这种变迁的规模减弱，出现了更为体系化的形式——意识形态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它起源于北美洲，实质上是对语言和种族议题的回应。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目的是试图适应魁北克的法语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也通过增加更多的受官方保护的种族群体以调和这种情况，他们是因纽特人、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亚裔。在美国，黑人对种族歧视和排斥的反抗伴随着多样性的发展，而作为一种种族文化身份以及不愿意像早期移民一样成为单一民族语言使用者的西班牙语群体的表达方式，这个问题更加容易解决。但凡历史上有移民的土地，每个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是新的。多元文化主义诞生于漫长时期——可能是发展——的环境。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我们就更容易在欧盟层面(若非始终是在国内层面)论述这一议题。文化的多样性被赞为一种超越国家层面的共同体的吸引力。当务之急是增强并非在成员国之间而是各国内部差异性的吸引力，以包容最近引入的全新的移民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符合要求：此即无对抗性多元文化。然而，尽管它向把共识视为“共同体方式”的官方思想倾斜，但是却没有倾斜于周围的移民现实问题。此处缘由主要有二：首先，欧盟没有成员国是由外来移民建立的，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是由外来移民建立的，从历史上看，其社群的繁荣和认同归功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者和移民，且至今仍是如此，早期居民则被清除或者被边缘化。其次，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早期，欧洲国家接受了大量移民，其数量有时候和到达美国的移民相当，法国最多，其次是德国。不过这些移民所进入的社会已经拥有多个世纪连续积累起来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他们大多数人来自历史与文化相类似的毗邻地区，而且也不存在政体或者身份的结构上的改变，于是很快就被同化，民众甚至不记得他们是移民。

战后的移民问题不同于上述状况。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全欧洲范围内移民的规模空前之大。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移民并非源自欧洲内部而是源自欧洲外部——实质上是欧洲海外属地以及周边那些半殖民地所谓去殖民地化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欧洲很快就会面临着无异于美国的种族紧张局势。然而，黑人不能被视为移民，他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被如此看待或者对待。然而在欧洲，伴随着英国对来自加勒比地区移民的接受，相对而言，移民问题是间接的导火线；更严重的(尽管种族与宗教事实上几乎不可分离)不在于种族，而是宗教。超过半数的新移民是穆斯林。于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意识在欧洲经历了一种功能性的转变。伴随着从社会风俗到信仰体系的文化寓意的悄然转变，它从根本上成为相通的而不是种族间的多样性价值观的信条。此回归现象几乎毋庸强调：启蒙运动，更不用说激进的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早就期待超自然信仰永远消失，而官方和左派自由主义言论此时却倾向于增强信仰力量，似乎宗教信仰愈多愈好。当然，一般而言，这种价值观的倡导者自身并不依附于任何信仰，而他们却盛赞拥有信仰的信徒们潜在的和谐性，后者通常能够充分意识到其宗教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教义的不妥协性。

多样性意义转变的必然的结果是对欧洲新移民现实状况大规模的管控，对多元文化乏味虔诚的论述几乎与严峻的移民形势毫无关联。据估计，2009年前大约1500万名到1800万名穆斯林移民生活于欧盟较为富裕的人口达到3.75亿人的西方国家，其中大多数集中在法国(约550万人)和德国(360万人)，随后是英国(160万人)、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大约各100万人)。这些数字只不过是粗略估算出来的，从占人口总量的百分比来看并不多。然而，伴随着国内出生率下降，乃至负增长，穆斯林人口比例日渐增加，尤其是大部分新移民定居的大城市。在布鲁塞尔这一欧盟之都，每年超过半数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移民家庭；在阿姆斯特丹，虔诚的穆斯林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要多；在伦敦，穆斯林占据了1/8的城市人口；在德国的主要城市，将近半数15岁以下的孩子如今来自外来移民家庭。每年涌入欧洲的移民总数约1700万人，和涌入美国的合法与非法移民一样多。在这些人里，贫困和失业率几乎始终高于国内平均水准，歧视无处不在，族内婚姻率很高。所有地区的民意都显示人们不欢迎新移民的到来。在相当多的国家，新的政党基于这种排外情绪提出新主张，迄今为止，法国、丹麦、荷兰和意大利始终是最为突出的。全新的多样性并没有培育出和谐一致。相反，它加剧了对立。

在这种快速增长而引起轰动的——有关欧盟内部移民问题的学术著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并非来自欧洲自身，也是来自美国。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借助清晰的历史分析以及犀利的比较视角，其《欧洲革命的反思》没有陷入回避那一议题的伪善泥淖。考德威尔指出，回顾过去的25年，美国成功地整合了其移民浪潮，如今美国有3500万名非美国出生的公民，这有赖于一系列欧洲从未拥有过的环境条件。由来已久而且极为强劲的意识形态同化机制——“移民适应环境的强迫性的压力”——发挥了作用。美国依然拥有大量闲置的生存空间。绝大多数新移民来自拉美国家的天主教社会群体，较之其他地区的外来移民，其文化更加接近标准的美国文化。他们所服务的经济社会已经快速完成了自传统工业向服务行业的转变，而且不断增加了大量的技术含量低的低收入工作。较之当地土生土长的黑人，他们因为肤色或者犯罪活动受到诬蔑的几率更低，因而避免了政府的集中管制，也避免了社会底层的从业者形象。即便如此，由于该国大约1100万名非法移民的存在，对新移民的抵制越来越强烈。

而在欧洲，战后移民始自短时期的权宜之计，以弥补传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这些部门随即减少，从而导致他们陷入困境，不过此时他们至少没有被作为临时“外来工”遣送回家。对他们的同化吸收从来就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或者重要的计划，也从未就长期性的移民需求达成社会共识，伴随着家庭团聚以及寻求庇护者浪潮的冲击，在70年代移民门槛正式抬高之后移民数量仍持续增加。在去工业化之趋势下，新的共同体内的高失业率显示，因外来移民而导致的经济收益时常是稍纵即逝的，而其犯罪率则攀升——法国监狱里年轻的外来移民的比例已接近美国监狱里年轻黑人的比例。尤其是，迄今为止移民队伍中较大的一支来自伊斯兰世界，不仅在文化上与欧洲相去甚远，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两者处于相互敌对状态。考德威尔强调，尽管德国的土耳其人、英国的南亚次大陆移民、法国的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移民等来源地千差万别，但他们深受当前的穆斯林意识形态影响，对西方世界怀有强烈的敌意。而最终结果则是，截至新世纪来临之际，欧洲对这一迅猛增长的政治难题措手不及，这类移民比重的增加使得困难持续突出，将此比重较大程度地减少是欧洲精英们所坚持的观点，不过生活区域与之紧紧毗邻的广大民众对此却不能认同。对于欧盟的人民而言，唯有目前带来强烈打击的的经济危机方为更为重大的问题。

考德威尔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避免委婉说法或者危言耸听。就前者而言，他的确做得很到位。而后者，如同其著作的标题，不是那么到位。其《欧洲革命的反思》类似于罗伯特•卡根的《天堂与实力》，它们均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明晰而实实在在的比较，较之传统的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其对美国和欧盟的比较方式则更为令人信服，以全球化为框架，是对于世界不加辨识的新保守主义式的总体的设想。在两本著作中，最麻烦的地区位于中东，此处被视为恐怖主义危险分子的热点地区以及威胁西方世界的衰败国家，它向欧洲的穆斯林生活区透射出恶意之光。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散是极大的威胁。如果《欧洲革命的反思》构想包含有沙拉菲主义，正如伯克论述另一种“暴力极端主义”亦即雅各宾主义一样，那么部分原因是，就这些论述中的宗教观点而言，宗教在美国作为一种美式信仰的传统得到重视的程度远高于欧洲。考德威尔抛却了那些所谓所有主要宗教基本上一致的正统的虚伪言辞，指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世界长久而血腥的敌对状态，他怀疑穆斯林民众能否顺利地融入欧洲，并且预料到公开的紧张局势将加剧。基于这一观点和这件事的古代信仰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怨恨不是任意的，而是深深根植于教义方面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历史发展历程。

必须将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敌对状态视为当今最为基本的一种对立，事实上它在欧盟的西部阵营内随处可见，也不可能被置之不理以及镇压平息。实际上，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业已取代了阶级对抗。这种取代也是堕落。工人们不再是联合起来反抗雇主及政府，而是将反对矛头转向工友同事；贫困者之间相互辱骂。客观而论，这一认识并无错误，因为自从经济增长放缓以来，移民的流入的确抑制了低技术行业的工资上升且加重了福利发放的负担，如同考德威尔所观察到的那样，此亦与官方的措辞相反。过去数十年间，一种显著的转变是，欧洲工人阶级大幅度地转向了右翼，在英格兰，工人阶层的选民倒向撒切尔，在法国先后倒向勒庞与萨科齐，在意大利倒向极右势力“北方联盟”，这也反映了右翼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它不再处于社会阶级的底层，这是由于移民填补了这一底层的位置；与此同时，较之以前，它却愈发软弱无力且更加没有安全感，如今在社会中，工业产业不再受到重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却在稳步地加剧。

欧洲范围之内，不平等情况普遍存在；曾几何时，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极为突出，移民则加剧了欧洲内部的不平等状态。但是欧洲与世界的不平等状态又推动了移民趋势。这种不平等情况更加严重，导致了数百万非洲、中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为了逃避饥饿、危险与贫困而纷纷涌向欧盟。他们的到来的确是为了逃离饥饿和贫困的威胁，但移民并非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如果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命运真正加以关注，它就应当向移民输出地区投入财力进行无私的援助，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便利而随意地引进又遣返那些移民劳工。然而，这就要求一个群体有规划真正项目的愿望，而不是盲目顺从市场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