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科学和历史哲学区分开来，因而增加了思考这个问题的难度。如果对过去的考察是由现实利益(即一些价值体系)所激发和引导的话，所有历史解释中难道不都有某种哲学吗？事实上，看出大历史学家未言明的哲学是可能的，而且已有了例证。一部历史著作，不论讲的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政治单位或经济体制的相对重要性，观念相对于社会基础的依赖或独立性，还是不同历史因素的相互影响，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一种理论，研究本身可能体现了它的一部分，但它也有一部分可能先于研究而存在并指导研究。往这个方向思考，我们倾向于消除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分。前者发现，只有与哲学交融才能实现完满，而后者则发现，只有与事实接触，它才能取得具体的真理。

不过，这种同化在我看来严重忽视了一些差异性。所有历史著述中确实都有某些历史哲学的成分，但作者并没有言明这些成分。在实践中，这些成分往往会化简为研究工作的假设、探究的主题。相反，一种哲学则试图将这些成分尽可能清晰地抽离出来，从而可以将它们系统化。历史学家将这些成分整合到对过去的一个片段的解释之中，哲学家倾向于将它们用于解释整个过去。对于前者而言，真理也许现身于他们通过这些主导观念所获得的成果，但这成果同时也高于主导的观念。对于后者，观念也许是真理的实质、支援和保障。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对立的研究和思考方向。追根溯源，这种对立在我看来是双重的：一方面，对立在于对象的广阔性，哲学家总是指向整体，学者通常针对部分。另一方面，即使历史学家书写了一部普世的历史，并因此也向整体进军，他不大会超越事实，他努力从材料本身获取他写作的重要主线，他追求的不是确定人类演进的真理，而仅仅是过去的真相。

为了使这些抽象的评判更易理解，让我们跟随历史认识渐进的步骤，从部分一直走到整体。这些步骤彼此之间相似。我们通常说历史哲学是在解释整个人类过去的意义。不过，不论是研究一个事实的片段(如坎尼会战)还是一个庞大的事实(如一个文化的演进)，两个本质的和互补的步骤——“整体构成”(constitution des ensembles)和“意义决定”(détermination du sens)——都发生着作用。

讲述坎尼会战的历史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在及时阶段，罗马人的步兵猛攻迦太基军队的中央。但他并不仅限于描述一个运动，也就是步兵的冲击；他为这事件附加上两种意图，使我们能够理解它：一个是汉尼拔迫切地希望包围罗马军团，另一个是罗马人急于冲破敌人的阵线。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把握一个行动或一个历史事实的意义，也就是去重新发现行动者的意图(或者更进一步，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他们过去经验的意识内涵)。

上面所选的例子尤其简单。行动者(至少汉尼拔如此)意识中的意图基本上每一步都和战争的发展相吻合。这个巧合的原因首先在于军事首领的意图具有十分理性的特征。军事首领严密地安排一系列手段，就是为了实现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操纵自己的军队夺得胜利。巧合的原因其次在于一种意志战胜了另一种，也就是迦太基人的意志战胜了罗马人的意志。让我们假设所解释的行动是战前对牺牲品的献祭：那么我们要寻找的意义，也许就是这种仪式在信仰体系中的意义，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仪式。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意义的多个模棱两可之处，仪式本来的意义和现在的意义，真实的信仰或对其重现的怀疑等等。历史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更新这些暗含和叠加的意义，清楚地解释各种意识对它们的行动所包含的含义所持的态度。社会活在传统之中：历史学家则努力理解这些传统。

另一方面，一个行动者的意图被纯粹地、原封不动地展现在现实之中是很少见的。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的意图会因与抗力接触而发生偏差(人们常常缺乏应对的必要手段)，它受到其他行动者的意图影响(作战计划并非只有一份，而是有两份)，而非理性的冲动让行动者自己忘了他们真正的目标和所要采用的手段(恐慌控制了军队)。简言之，事件和意图相吻合是特例，相互不一致是常态。政治或军事史注意意图的交错，有些意图联合起来，另外一些相互对立；现实满足了一些，也让另一些失望。政治或军事史通过参照行动者曾经的思考来理解过去，它通过重构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下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历史遗留来理解他们所思考的东西。

在这个低级的层面，我们就已经觉察到意义和整体的相互联系。实际上，战争并不是一个以物质次序排列的时空整体。行动者或观众为其赋予的意义才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体。就坎尼会战的例子而言，我们非常容易看出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战争可以任意分解为无限的个人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1914年的边界战争或是1941—1944年的俄罗斯战役，我们就可以证据确凿地看到，事件是一种精神的建构，或多或少都铭刻在历史真实之中，因为无数行动者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这个事件，但是事件的边界是飘忽不定的，可以依观察者的兴趣而进行修正。

如果整体是根据意义而得出的，意义则也是根据整体而得出的。每个具体躯体的活动，正是被置于战争的整体中，我们才得以理解。正是通过将这场战争放到布匿战争的进展当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其缘起和后续。正是通过将布匿战争放到整个古代历史的进程中，放到争夺地中海世界霸权、放到帝国的动荡和权力均衡的背景当中，我们才得以理解布匿战争本身的意义。在各个层次上，不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事件的片段，受战场或日期的限定，抑或是一个庞大的事件，如罗马帝国或者地中海世界，历史学家设计了各个单位，抽取出一些意义，这是重构过去典型的双重步骤。

没有什么比严谨地分析(从较高到较低的层面)整体的不同类型更有助于同时推动科学逻辑和历史哲学的进步。也许整体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如马拉松战役和中世纪，但是要具体指出这些差异并非不可能，差异更在于程度而非本质。

我们说，“马拉松战役”这个整体是将某24小时在一个空间十分确定的地点所产生的事实进行归类的手段；“中世纪”这个整体是将这期间数个世纪的历史组织起来的手段，而不是将具体事实和整体关联的手段；它允许我们强调这段时期的某些特定方面，从而摘取真相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忽视其另一个部分，或者至少是不让次要的部分喧宾夺主。换言之，及时个整体可以用于归类，第二个则用于选择和确定方向。但是这个对立并不是的。在那个著名的日子，希腊或波斯士兵的意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已经不见记载了；我们是根据战争、各方的计划、军队的对抗、雅典公民的胜利来记住这些事件的。换言之，选择和取向同样存在于整体之下的各部分当中(虽然它们对其影响有所减弱)。

我们会说，行动者即是如此思考这场战役的，而中世纪是追溯过往才得出的概念。确实如此，但是，对希波战争的思考已经不那么清楚，而且，如果中世纪不能如此设想(因为它是由它的未来所定义)的话，那么罗马帝国之后的时代的观念，会使那些在帝国实体消失许久以后，仍然与帝国的观念牢牢联系在一起的意识烦扰不已。因此，历史学家确实是时而记录整体、政治构成或历史时期同时还有他所重现的过去的名称，时而将这些投射到已逝去者的存在之上。但是他从不会研究甚至未曾被过去的人草拟下来的整体，他推敲的总是那些为他提供文献的整体。

在这个例子里，静态整体和处于发展中的整体之间有本质上的对立。只有理解其前人和来者，理解古典世界和现代，才能够理解中世纪。一场战役，一种类型的国家组织，一种经济体制，我们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的原理来理解它们本身。此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细分。人之间、观念之间、物质力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经济体制的统一性，而这些关系既不能在一个政治整体，也不能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找到。一种纯理念的整体，例如一种宗教，拥有的是另一套结构，另一种持久和转变的模式，而与真实的整体(如资本主义体制)不同。

从我们所处的角度，也就是从为了找到科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边界的角度看，本质问题即最为广阔的整体的问题，也即文明(或者用斯宾格勒的词汇“文化”)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家在试图抓取人类过去的整体时，描述了一个包罗各种极端不同的现实、各种未曾有过有效联系的文明的统一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们仅局限于现代西方文明内部时，我们有种未曾离开某种历史统一性的感觉。这种统一性可能是含糊的，其边界可能是不明确的，古典世界向中世纪，或中世纪向现代的变迁可能难以觉察，历史学家也许可以随意地将分界向前后推移——这些是每个人都承认的。这些不确定性与现实以及历史认识不可分离。克服这些不确定性，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于所考虑的时期或文明的内心，并步步追溯，直到有区别的特征消失，我们能够觉察到另一个迥异的整体为止。

但是，当历史学家倾向于一种全球史或一种不同文明的比较史(或社会学)的时候，两个新的困难出现了。如何限定斯宾格勒命名为“文化”的高级统一体？我们当如何定义“文化”？我们能数出多少个“文化”？另一方面，我们是要仅限于将诸多“文化”并置起来吗？而如果我们试图将它们整合到一个独特历史的整体之中，我们将从何处取得进行这种统一的原理？

在此层面上，精神似乎易于进入两条有分歧的路线。或者，它试图从真实本身之中抽取统一体、其演进的节奏、每个统一体的根本性质。或者，它试图通过从过去获取一种有关人类的整体哲学来捕捉过去的真相，而正是这个哲学的真实性确保了它就过去所提出的解释的真实性。前者是斯宾格勒的做法，后者是黑格尔的做法。要么，整体(也许有多个)是真实的，要么，整体首先是真相的整体，即便真相不断在历史中变动。

也许，我们会观察到，即使是以反映真实为目的的普遍历史，也有哲学抉择的介入。什么东西会在这种历史中找到一席之地？帮助我们解释“文化”的最为具体的那些不同体系意味着哪种抽象的价值体系？某一种哲学暗含于所有普遍历史之中，而且这种哲学总是既由文献所暗示，又投射到文献之上。尽管整个斯宾格勒式的普世历史或者不同文化的比较史，相比一种历史哲学而言既雄心勃勃又谦虚谨慎。更雄心勃勃的地方在于它试图在事实本身中读出过去的主线；更谦虚谨慎则在于它并不明确地想要触及有关人类的真相。

有待思考的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是否比伪装在经验外表下的这些哲学更为诚实且更有教育意义。为了让人类的过去成为一个整体，为了能够解释其意义，历史学家—哲学家难道不应该认识人类及其过去的真相吗？正是与精神的自由(它是自觉的)，或者无阶级的社会相比，过去才构成一个整体，城邦和帝国荣耀而血腥的前仆后继才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