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

德国人的性格是不和谐的。最能表达这种不和谐情况的是德国成语：“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Er fühlt sich nicht wohl in seiner Haut)。

德国人从来没有满意过自己的命运。他无法知足，一直在寻找超越他所拥有之物的东西。德国人是他自己所谓的“拼命向上爬的人”(Streber)。

在这一点上，他与努力想放轻松的美国人正好相反。

德国人汲汲寻找更多权力，而非金钱，即使纳粹成员也不例外。他们更喜欢从一个低阶职位上对下级发号施令，而不是在大房子里与同事一起寻欢作乐。整体来说，德国人不喜欢快乐。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很认真，认为在工作时放松讲笑话是不对的。甚至在喝啤酒及打保龄球的时候，他们也比较忧郁，并不快活。他们雄心勃勃地不停规划和推动计划，产生的紧张气氛让他们无法安心放松。

历史上及时次出现日耳曼人的记录，是他们在公元1世纪离开自己的家园，南下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在国王或领袖的指挥下，离开原始森林，越过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如今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地区。追随日耳曼人脚步的英国人或北欧人，都没有这么早就开始流浪，而且流浪这么久。日耳曼人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向南方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征服阳光灿烂的地中海地区。最初，他们身上裹着兽皮、头顶戴着野生兽首所做的头盔来到南方；后来他们以艺术家、诗人、思想家等身份再度南下，寻找地中海的美景和快乐。

所有中古世纪和现代的文献都证明他们的流浪仅有部分是因受到权力欲的激发和对奴隶的需要。日耳曼人被内在的不安定驱动，离开了自己的森林。

一种奇特的缺乏自信感让日耳曼人渴望拥有凌驾他人的权力，而且要受到他人的尊重。日耳曼人眼中的“他人”，是指居住在地中海地区的民族，他们拥有更富足的家园和较高的文化。雅典人建立卫城一千年以后，日耳曼人还在追赶着野熊进入原始森林；他们仍是野蛮人，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在日耳曼人最早出现于欧洲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主要特质已经发展出来，至今仍然存在：他们的方法是制服比自己富裕的邻国，建立一个以主仆为主的阶级结构，训练自己的青年人勇敢，并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

一个有自信的人不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如何。无论是在何种领域，或在德国人的整个历史上，向来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德国人一直在问：“其他人怎么看我？”就像是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即使没有人看着他，他却不断地拉着领带、调整背心。 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

德国人 的性格是不和谐的。最能表达这种不和谐情况的是德国成语：“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Er fühlt sich nicht wohl in seiner Haut)。

德国人从来没有满意过自己的命运。他无法知足，一直在寻找超越他所拥有之物的东西。德国人是他自己所谓的“拼命向上爬的人”(Streber)。

在这一点上，他与努力想放轻松的美国人正好相反。

德国人汲汲寻找更多权力，而非金钱，即使纳粹成员也不例外。他们更喜欢从一个低阶职位上对下级发号施令，而不是在大房子里与同事一起寻欢作乐。整体来说，德国人不喜欢快乐。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很认真，认为在工作时放松讲笑话是不对的。甚至在喝啤酒及打保龄球的时候，他们也比较忧郁，并不快活。他们雄心勃勃地不停规划和推动计划，产生的紧张气氛让他们无法安心放松。

历史上及时次出现日耳曼人的记录，是他们在公元1世纪离开自己的家园，南下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在国王或领袖的指挥下，离开原始森林，越过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如今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地区。追随日耳曼人脚步的英国人或北欧人，都没有这么早就开始流浪，而且流浪这么久。日耳曼人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向南方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征服阳光灿烂的地中海地区。最初，他们身上裹着兽皮、头顶戴着野生兽首所做的头盔来到南方；后来他们以艺术家、诗人、思想家等身份再度南下，寻找地中海的美景和快乐。

所有中古世纪和现代的文献都证明他们的流浪仅有部分是因受到权力欲的激发和对奴隶的需要。日耳曼人被内在的不安定驱动，离开了自己的森林。

一种奇特的缺乏自信感让日耳曼人渴望拥有凌驾他人的权力，而且要受到他人的尊重。日耳曼人眼中的“他人”，是指居住在地中海地区的民族，他们拥有更富足的家园和较高的文化。雅典人建立卫城一千年以后，日耳曼人还在追赶着野熊进入原始森林；他们仍是野蛮人，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在日耳曼人最早出现于欧洲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主要特质已经发展出来，至今仍然存在：他们的方法是制服比自己富裕的邻国，建立一个以主仆为主的阶级结构，训练自己的青年人勇敢，并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

一个有自信的人不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如何。无论是在何种领域，或在德国人的整个历史上，向来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德国人一直在问：“其他人怎么看我？”就像是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即使没有人看着他，他却不断地拉着领带、调整背心。

我们在德国艺术里可以发现这个基本特征的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舒伯特的著名艺术歌曲《流浪者》(Der Wanderer)，一句歌词是“你不在的那个地方，那里有快乐”(Dort wo Du nicht bist，dort ist das Glück)；另一个则是歌德所写的《浮士德》(Faust)，描述一名得到世界上所有知识的魔术师，他一生到处寻觅幸福和宁静，但无处可得。“去寻觅那一瞬间”，这个想要超越最幸福时刻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德国人在一生中所有的痛苦与经验。他想要荣誉，被尊崇；要权力，可以展现自己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实力。荣誉和权力，这两样东西对他灵魂的影响力比金钱更强大。安静地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一向都不是他的目的。

即使是现在的希特勒青年团 也不梦想得到更好的车、更多食物，或银行账户里有更多钱，他们梦想的是伟大、力量和征服。

这些基本的感觉已成为德国人的信条、一个神秘的信仰。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在历史上是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国外寻寻觅觅，找到他们的顶峰。近千年来，德国皇帝挥军南下寻找罗马，后来的德国知识分子更循路去寻找精神上的伟大。

尽管德国人从未承认，但缺乏天生的自信表现在两个渴望上：征服比较快乐的邻居，接着将征服之举理想化。因此，残暴行为和神秘主义混在一起，使得德国成为一个征服者的民族和一个音乐家的国度。俾斯麦是最出色的德国人之一，他曾对朋友说：“音乐总是唤起我心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渴望：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田园诗般的宁静。”德国最出众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将这两种渴望结合起来，让他成了一名伟大的征服者、诗人，以及学者。

另外，在贝多芬的音乐里，田园诗般的慢板之后总是胜利的进行曲。尽管程度较弱且较不真诚，瓦格纳音乐的元素则是这两种气质的危险混合。发人深思且非常值得非德国人注意的是希特勒是一名瓦格纳迷，他不追求放松，但追求灵感。

王位与祭坛

德国的傲慢和自负与他们对服兵役的热情同出一源。一方面，缺乏自信让他们发展出指挥、命令他人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发展出服从他人的狂热。

德国人视他们的国家为一座金字塔，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的一块石头，在他的肩膀上背负着另一块石头；他很有耐心地扛着石头，因为他可以将全部的重量压在他下面的人身上。这是他们发展出服从热情的方式，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理解德国人立正站在长官面前的喜悦程度。

条顿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所以很容易被训练成高效的战士，而且强壮又听话。不论是在今日，或是这两千多年间的任何时刻，身为一个战士总能让德国人满意。他喜欢被敬畏、喜欢受尊敬，但他缺少其他人都有的内在和谐感。他无法放松，因为他缺乏自我满足；即使他并不需要，也总是在寻找一个更高的头衔或职位。他小心翼翼地盯着法国这个富裕邻居的边境，并不是觊觎不属于他的法国水果和葡萄酒，而是他不喜欢看到法国人和平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却不理睬莱茵河对岸德国地区发生的事情。

这个金字塔的想法并不局限于公共生活和政府。它从军营开始，然后进入平民生活的各领域：公民的、学生的、工人的、公务员的生活。

因此，德国人在潜意识里变得猜疑，表现方式是不断地抱怨，也就是法国人所谓的“德国式争吵”(querelles Allemandes)。德国人的国家——金字塔——在构造时必须非常，伫立在金字塔上的神必须是公正的。如果有任何一块石头认为自己不在应在的位置，或是认为自己扛的负担过重，他会马上抗议：这既不是因为自由的缘故，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要确定不能让稳固阶级秩序以外的人抢走任何一点好处。

服从和迂腐互补增强。德国人在他们的组织里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公平，就像其他国家的人看守着他们的自由一样，这样宏大的组织使得任何热诚和友好气氛都无法存在。这造成的压力随处可见，在每个办公室、公共交通工具里，甚至在电梯内，如果有人认为一个人占用了太多空间，盯着他的眼光甚至能让他丧命。世上任何一座城市都难像柏林一般，会在每天日常生活中遭遇数千个小小冲突，不论是在旋转门或在停车场上，因为在理发店使用护发液而起，或是午餐账单上有10芬尼 的差额无法交代而起。即使是多年前，远在及时次世界大战的焦躁紧张气氛来临之前，我就注意到周遭频频发生这种情况。就像两名董事在银行办公室里互不信任，或像是邮件室的那些14岁的送信小弟，他们猜疑地监视着彼此，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午餐时间多出五分钟。

这解释了一个仅见于德国的奇特现象。只要政府当局与人民之间发生任何争论，围观者总会站在当局那一边。“团队精神”集聚在国家身上，据此可得到“上帝是对的”这样的结论。因此，证人在法庭上总是谨慎恐惧，他们说话的方式是为了博得法官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