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 7月 20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坐在了沙皇的旁边，这二位一起坐在皇家游艇－亚历山大号尾部。

自俄国之行的最初时刻起，表面上是政府总理维维亚尼在制定和领导政府政策。而实际上俄国政府则把国家首脑－普恩加莱当做自己的谈话对象。

即使普恩加莱努力站在维维亚尼一步之后，他用自己话语中的坚定语气使俄国人更坚定自己的立场。

他非常高兴能够成为法兰西之声。

他得意地发现，从他们谈话的开始，他就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及他的外交部部长萨宗诺夫面前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维维亚尼的无能，还有他的烦躁情绪迫使普恩加莱高声谈话，主导着谈话，有时还打断沙皇的话。

“我很肯定，”大使巴莱洛格这样吐露道，“在所有穿着华贵的达官显贵中，许多人都认为：这正是一名独裁者说话应有的方式。”

至于维维亚尼，“他低声抱怨、咕哝着，咒骂着，以至于大家都注意到他这一点，”普恩加莱如是记录。

巴莱洛格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不过却是徒劳。

沙皇非常专注地听着普恩加莱的话语，然而很快他看上去就筋疲力尽了，尽管他不过才 46岁。

但是，他似乎被“命中注定”所折磨，听任自己屈服于神的意志。

大使向普恩加莱解释这点时，补充说俄国皇太子阿列克谢患了血友病，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也就是德国公主阿历克丝 海伦 露薏丝 贝娅特丽丝听信于“占星师”拉斯普京，后者断言自己能够在神的帮助下治愈皇太子。

尼古拉二世身边的人被外交部部长萨宗诺夫所掌控。萨宗诺夫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他是1911年被刺杀而亡的首相斯托雷平的岳父。

1905年的回忆笼罩在俄国宫廷，那一年俄国与日本的战争失败，还经历了国内革命的地震。

与法国的结盟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拱顶石，普恩加莱保障双方相互结盟是实实在在的。

7月 21日，在与尼古拉二世面对面的觥筹交错间，普恩加莱高声说出他对这个立场的肯定。

这使得战争支持者们异常兴奋，他们中有许多都是皇室宫廷中的要员。

沙皇叔叔的妻子，女爵安娜斯塔西，在 7月20日沙皇举行的晚宴中正坐在法国大使巴莱洛格的身边。她对大使宣称：“战争即将要爆发了……奥地利不会再剩下什么了，你们也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了。我们的军队将在柏林会师。德国将被毁灭。”

那四天俄方同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见面的情况就是如此。

7月 21日，他们穿过圣彼得堡市。然而，他们忽略了让整个城市陷入瘫痪状态的大罢工行动。地形学家、有轨电车司机立起了路障，使得城市的全部街区都被隔离开来。哥萨克骑兵在街上冲锋，成功地让示威者远离政府队伍。

工人抢走了三色旗，要将它们撕碎，他们要将这做成红色的旗帜！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并没有见到这样的俄国。

7月 21日，在由法国大使馆举办的，于圣彼得堡开展的诸国大使接见会时，普恩加莱仿佛受到他与沙皇和俄国众大臣谈话时所享受到的主导地位激发，他对奥匈帝国大使弗雷德 扎帕利伯爵说了如下一番话，警告奥匈帝国不要对塞尔维亚采取一种侵略性的政策：

“塞尔维亚在俄国人民中，拥有一些非常热血的朋友。而俄国呢，它有一个盟友，那就是法国。有什么难题能让塞尔维亚害怕呢！……”

普恩加莱坚定地表达出，他作为国家首脑对自己力量的确信。他参加了 7月 22日在红村进行的十分壮观的军队阅兵式，这让他确信法国无懈可击。俄国能在德国边境部署近一百万兵力！

身着白制服的步兵，头转向主席台，他们给人一种刀枪不入的印象，浩浩荡荡的骑在马上的炮兵队列亦如是。这正是“俄国压路机”，它已准备好出发前行。军队在经过沙皇面前时，大声喊道：“我们非常高兴能为尊敬的陛下服务！”军乐队演奏着《法国洛林进行曲》和《桑布尔与默兹进行曲》。法国记者都兴奋不已。他们忘了 1905年俄国的战败。唯有《人道报》的通讯员对他所听到的“这些揭示了一种封建时期才有的精神面貌的奴颜卑膝的顺从话语”感到气愤。俄国人因普恩加莱的决心而深感安心。他们有种感觉，“历史性的日子、神圣的日子”临近了。

7月 23日晚上，普恩加莱在“法兰西”号进行接见会时所作的演讲，也就是共和国总统俄国之行的几个小时里的那场演说，坚定了俄国人的这种信念。

那晚的暴风雨，如注的雨水不能抹去普恩加莱所说的话语。这位总统逐字逐句地强调道：“将两国联合在一起的协约牢不可破。对于每天出现的各种问题……总能达成一致，并将继续达成一致……两个国家有相同的，在力量、荣誉和尊严上的和平的标准。”

是事先商定好的演说词？一些外交官这样认为。

不过，他是以强有力的口气在“法兰西”号装甲舰上说出的话。在这个时刻，已有传言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通牒，这样使得战争的威胁再度出现。人们曾以为已经摆脱战争。而战争却突然强势地徘徊在附近。

7月 23日的夜晚，“法兰西”号松了它的缆绳，离开了喀琅施塔得。它驶向瑞典。普恩加莱计划于 7月 25日到达斯德哥尔摩。

7月 23日，《人道报》发表了一篇饶勒斯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摘录被通过无线电报发给了普恩加莱。

“四处几乎都在开展着革命运动，”社会主义评议委员会委员如是写道……“如果沙皇引起欧洲战争或放任欧洲战争的发生，那就是非常不谨慎的行为。”对于奥匈帝国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所有压迫和特权制度统治下，土壤都被侵蚀， ”饶勒斯继续道，“如果战争的震荡发生了，那时一定会有崩塌、塌陷。”

7月 23日，当奥地利人确定“法兰西”号起航后，便将通牒传达给了贝尔格莱德。

维也纳要求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向它传达有利的回复，也就是 7月 25日周六 18时。

战争抓伤、撕碎了和平的大门，现出了它的獠牙。

在 1914年 7月 24日周五的拂晓，暗淡的日光同被装甲舰“法兰西”号船头破开的灰色的海混淆在一起；浪花拍打着舰艇的甲板，普恩加莱、维维亚尼和外交官马士里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法兰西”号的舰长交给普恩加莱一份无线电报。而海底电报则带来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通牒的内容。奥匈帝国在德国的同意下，趁着确保“法兰西”号已在海面上时，奥匈帝国才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这份电报。而此时，法国人再无法同俄国人进行商榷。

这恰是奥匈帝国想要粉碎塞尔维亚的证明。通牒全文的暴力条款也论证了这点。不过奥匈帝国和德国还是对俄国与法国的反应有所担忧的。他们是否希望，人们又能否将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普恩加莱，头向前倾，双手背在身后，迅速向维维亚尼和马士里瞥了几眼，重复着：“在通牒的要求中，对塞尔维亚来说有一部分是难以接受的。俄国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奥地利又会做些什么呢？”

马士里建议向奥匈帝国要求给予贝尔格莱德一个额外的延期。维维亚尼补充说，还必须进行一次国际会议，恳请英国进行调停。这三人草拟了一份稿子，通过海底电报向不同国家的首都发去。然而，俄国部长会议早已研究过发给塞尔维亚通牒的内容，并宣称：

“为了俄国的荣誉、俄国的尊严还有俄国的历史使命，如果俄国想要保有它在欧洲的地位，它就必须要支持塞尔维亚，而这在必要时，要诉诸战争。”

在巴黎，报纸出版了奥地利发出的牒文。一时间，焦虑攫住了那些最最明智的知名人士。饶勒斯向所有他遇到的人表明他的忧虑。

“气氛极端地沉重”，他这么说，通牒的牒文令他惴惴不安。

“它似乎盘算好了，要彻底羞辱塞尔维亚人，或是将塞尔维亚粉碎……人们可以想想，奥地利的神职人员和军国主义者的反应。人们思忖这些人是否不期待战争，不致力于让战争变为可能。这实在是罪行中最最可怖的一种。”

1914年 7月 24日周五，战争扼住了欧洲的喉头，也扼住了饶勒斯的喉咙。在巴黎，舆论继续牵挂着卡约夫人的案件审理，卡约部长老练的辩护，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利用证人陈述扭转了陪审团的意见，并因此他的妻子被宣告无罪。不过，所有的旁观者都知道 1914年 6月 28日在萨拉热窝点燃的导火索已经十分靠近火药桶了。

7月 25日周六是一个“灾难性的、令人焦虑的24小时”。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下船到了斯德歌尔摩。他们在自省中，参加完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接待活动，离开去参加另一个国家的访问接待活动。

他们是否还要按照原先计划的步骤，继续他们去丹麦和挪威的行程。又或者，他们是否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法国？

马士里得知威廉二世已经终止了他在挪威峡湾的巡航，他已经回到了基尔。

普恩加莱犹豫了。

回去的话，难道不是加剧了国际紧张的形势？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将这场冲突局限在“区域内”？

不过，也许已经太迟了。

海底电报昨日，7月 24日，报告称德国大使已经要求司法部长、临时外交部长比安弗尼 马坦接见他。

冯 肖恩男爵用暗哑的嗓音表明，德国政府认为这场冲突应该“只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间解决，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行为都有想要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的嫌疑”。

普恩加莱注视着维维亚尼。

政府总理从一个决定又转向另一个，然后，在恢复他的焦躁不安、激动和踌躇状态前，进入了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状态。

在 25日这天的尾声，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拒绝接受所有通牒中的条款为由，断绝了所有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刚刚才离开塞尔维亚的首都。维也纳打算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战争让塞尔维亚投降。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决定终止他们计划好的中途停靠的行程，并返回法国。

饶勒斯，7月 25日那天在昂市的维兹区。他来参加一次局部选举的选举集会。许多人们开始被焦虑情绪所压抑，在白炽灯灯泡强烈的灯光映照下，他们的脸庞紧绷着，脸色煞白，如同面具。他们走向主席台，饶勒斯同他们紧紧握手。他知道就在半小时前，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他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便是刺耳的满是焦虑的喘息声。

饶勒斯拆开这可能发生的普遍范围战争的齿轮：

“四十年以来，欧洲从未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悲剧性的境地，我们正身处这个境地之中……”他这样开始。“每一个民族似乎都手举小火炬穿过欧洲的街道，如今火灾要降临。”

整个厅室寂静无声，感到恐惧。大家都知道和平受到了威胁，他们无法想象和平已经濒临灭亡。

“公民们！”饶勒斯继续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相当绝望的。

在这个我们深受凶杀和野蛮威胁的时刻，我们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所有的无产阶级者聚集他们所有的力量……众人心跳的节拍一致能够驱逐这可怕的梦魇。”

人群的欢呼声彼此相通。人群散去，再度被 7月沉重的夜晚所俘获。

必须要行动起来，必须用言语以外的力量掌握住这人群，让这些听众变为积极参与者。在《工团主义斗争》中，人们在 7月 25日周六呼吁在周末军队游行的时候进行示威活动。确实，人们在军乐队经过的时候喊道：“共和国万岁！”“打倒战争！”“卡约万岁！”“打倒三年兵役条款！”。

在大道上，示威活动初露端倪。

人们感受到工人们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沸腾的态势还在不断升温。

就在 1914年 7月 26日这个周日的巴黎，数百名民族主义者在大道上游行，他们穿着三色旗，叫嚷着“军队万岁！”“法兰西万岁！”“占领柏林！”，甚至是“战争万岁！”。

饶勒斯正搭乘从里昂回到巴黎的火车。在第戎时，火车出了故障。为了查阅电讯，他着急地跑到当地报纸《第戎的发展》编辑部。他在那儿口授并编辑了给《人道报》写的文章。

随着他读到越来越多近期的新闻，仿佛被人们挤压他的身体一般，他蜷曲了身躯。

塞尔维亚颁布了全国总动员。它可能也已经邀请俄国参与到抵抗奥匈帝国的运动中来。

这些流言皆从圣彼得堡流出，尽管还未经证实，但对于饶勒斯而言，谣言已经反映了沙皇政府所采取的决定。谣言提到了军队的调动、俄国军队的局部动员。局部动员不过是想要掩饰俄国参谋部认为可行且不可

少的未能实现的全民动员行动罢了。

英国和法国报纸在圣彼得堡的通讯员报告说，圣彼得堡发生了爱国主义者的示威活动，在车站、在月台上，人群聚集。

“火车上全是军官和士兵。这早已像是动员。”

这就是记者们所看到的景象，而外交官们和德国搜集情报者同样也见证了这些。

如何能阻止德国参谋部从那时起也进行他们的全国总动员呢？

饶勒斯无比焦虑，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第戎的发展》的记者们都带着敬仰之心，聆听饶勒斯在若干分钟的思考后口授的为《人道报》写的社论。

其后，他要求《人道报》的编辑不对他的这篇社论做任何修改，他力求突出法国军事上的弱点。

然而，他作出了反对行为。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在这些危急的时刻总是缺席。外省记者听到他口授了以下的句子：

“然而我们，我们法国人，我们可能在试图沉入漩涡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拥有一个为我们服务的政府？”

在饶勒斯眼里，没有什么比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的圣彼得堡之行更具有双重象征性了。圣彼得堡，这个战争之都。如同普恩加莱通过此行确认了法国的从属地位，使得巴黎权力变得真空(第二重象征)。

战争的大门已经打开。只剩下一个希望：希望冲突只是局部的，将一直只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其他的大国不因盟约产生的规则或战争逻辑而猛地扎进这趟浑水中。

天色已晚，而此时希望仍断断续续地同绝望在角力。

饶勒斯，每当他提起战争，他总是用非常具体、强有力的表达恐惧的词汇来形容：犯罪、凶杀、杀戮、伤寒、暗杀、屠杀、血。这个政治先知并不为他所说的话讨取报酬。这些画面如同真实的伤口般流着鲜血。

但这受启发的具有预示性的现实主义，与一种因人们常常未经历过却将它表达出来，使得战争更具传说意味的景象所带来的敏感相反，而这类人早已明白他们会继续充当他们预报者的角色。

在这决定欧洲命运的日子里，法国驻汉堡领事保罗 克洛岱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7月 26日周日，这个要去做弥撒的早晨，白色的大布告贴在街道角落烟草商的店里，释放性的、冒险性的美丽词藻：战争！(德语) ”战争的颂诗：人们喘不过气，人们被包围，人们在这人挤人的拥挤澡堂中筋疲力竭……突然，一阵风袭来，帽子飞走了……从工作中解放，解放妇女，解放孩童，摆脱被各种规定束缚的地方，是冒险。同一时间，在欧洲所有的大城市，汉堡、柏林、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还有圣彼得堡。三分之一的海洋都化成了血海(《启示录》)。

“……好哇！那沐浴在油与巨大火焰的池中的大炮。又一次，人们将互相抱住，重逢、感受彼此的怀抱、相认。”

在巴黎，编剧亨利 伯恩斯坦过去曾游行示威反对《法国运动》,因为他做了逃兵。现在，他摆出姿态，用另一种更加粗俗和政治化的语调来表达战争同样的吸引力。

亨利 伯恩斯坦同约瑟夫 卡约进行论战。他在民族主义者舆论掌声中宣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做出荒唐之举，我曾当众表示过后悔……我请求过再度让我入伍……而我也被核准了。我是一个作战的武器……我在动员令后的第四天出发，而动员令很可能就在明天。我不知道卡约哪24小时出发，不过我要告诉他，在战争中，人们不能让一个女人代替自己，人们必须自己开枪。”

7月 27日周一，在几个小时内，想要将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内的意图似乎实现了。英国外交部大臣，准男爵爱德华 格雷先生提出让奥地利和俄国进行直接协商，法国支持这个提议。

7月 27日周一的晚上，从 9时到午夜时分，数万的示威群众，可能有十万到二十万人，在巴黎林荫大道游行示威。他们从歌剧院走到共和国广场。他们喊着“打倒战争！”。

由于需要战胜大量的敌人，庞大的警察队伍“疯狂地向人群扑打”，《小巴黎人报》这样写道：“林荫大道被一场渎神的示威所污染，”《时代日报》感到无比愤怒。人们指控饶勒斯“没敢对反对军国主义者集团说出一点点的责备话语”。

这些文章于 7月 28日周二问世。

奥匈帝国外交部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告知皇帝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塞尔维亚人已经对着奥地利人开火了。而事实上，恰恰是奥地利人对着塞尔维亚那岸射击了！

贝希托尔德伯爵是否故意撒了谎，或者，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前线上的人们是否只彼此开了几枪，他们无意发动战争，而各大国却因此为他们行为引发的后果深表担忧？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注意到若塞尔维亚接受了奥匈帝国发出的通牒的主要条款，事实上就已经表示投降了。而这样，“所有的战争理由”便就此消失。

然而已经太迟了。

7月 28日周二，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了。

那24小时，卡约夫人被宣告无罪。虽然民族主义者短暂却暴力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巴黎立法大楼前发生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片段的结束，而形势的发展变得不合时代。

7月 28日，饶勒斯去往布鲁塞尔参加第二国际的办公室特别会议。

这个会议以阻止战争的蔓延为题。

“诸多繁杂的事件都冲着一个黑暗的、十分恐慌的世界奔去，”饶勒斯对陪他到巴黎北站的莱昂 布鲁姆这样说道。“今日的世界从未有过，混乱、盲目和粗暴与这般悲惨的尽人皆知的事一起出现过的情况……人们思忖是否还值得活下去，是否人类并非命中注定的受苦受难的生物，因为人类对于服从于其动物天性，和同从天性中解脱同样无能为力。”

在布鲁塞尔，饶勒斯住在希望酒店……

第二天，7月 29日周三，他要在民众之家同第二国际的代表们碰面。

7月 28日过渡到 7月 29日的那个晚上，20时 45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给他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一封电报。这二位君主也都是英国国王的表亲，他们用英语交谈。

“带着最最担忧的情绪，”威廉二世在电报中如是说，“我得知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的行动是你的国家先挑起的……”

为了给这项“行动”正名，他这样提到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可憎的……可恶的刺杀事件”。必须要惩罚这出双重谋杀的始作俑者。

“另一方面，我极为明白，对于你和你的政府来说，对抗公众舆论的推力有多困难……”

“考虑到我们二人长久以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诚的、温情的友谊，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利用我所有的影响力来促使奥地利直接地同塞尔维亚协商，以期能和你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协议……”

“你真挚且忠诚的朋友和表兄弟。威利 1。”

7月 29日周三早上 1时，夜色正浓，沙皇给威廉二世发了电报。

“我很高兴你已经回到德国了。在这个危急时刻，我请求你帮助我。一个弱小的国家接到了一场卑鄙的战争的宣战。在俄国国内存在的愤慨，这我也能感受到的愤慨是非常骇人听闻的。我预见不久后，我可能在被逼无奈之下，采取一些会引起一场欧洲大战的极端措施。为了尽量避免欧洲大战这场灾难的发生，我请求你，看在我们绵长友谊的份上，尽一切

可能阻止你的盟友们做的太过分。尼基。”

一场区域性的战争还是一场欧洲大战？

7月 29日周三，这是这个早晨伊始就要遇到的难题。威廉二世和英国人盘算着一个“区域性的解决方法”：让奥匈帝国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实施所有奥匈帝国的通牒中所包含的条款，然后退出塞尔维亚首都。

然而此时“军事”机制已经启动，这能成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提议吗？

7月 29日周三的 8时 30分，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走下了“法兰西”号装甲舰，在敦刻尔克上岸了。

气氛十分沉重。

来迎接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的主管外交事务的副国务秘书阿贝尔 菲瑞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两位政要急急匆匆赶回巴黎的场景。

“他们刚在敦刻尔克上岸，”菲瑞写道，“无论是维维亚尼还是普恩加莱都不愿意相信战争开始了。在乘坐总统专列的三个小时里，我为他们朗读、评论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