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基本权利的意义

享有基本权利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标志。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纳为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不断认识、不断保障的历史。从最初与“物”无异，到一部分“人”获得人权理念上的认可，再到成为基本权利的主体，人的价值实现方式经历了由理念宣示到宪法保障的提升。在宪法塑造的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获得自由的发展。

尊重基本权利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根本价值。基本权利的实现程度，表征了“人”的完整程度。当人身自由、生命权、财产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平等权、政治参与权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诸种基本权利得到充分实现的时候，国家中的“人”才是一个有尊严的、独立的、自主的“人”。当这些基本权利不受尊重、不受保障、无法实现的时候，“人”就只是一个僵化的名词。“只有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才可使人基本上成为‘人’；只有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宪法没有规定的人权，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对基本权利的尊重、保障和实现程度，表征了国家的民主法治程度，表征了个体意义上的“人”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

如果说宪法是民主法治时代最重要的制度，那么宪法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尊重、保障和实现基本权利，基本权利理论也就成为宪法学上尤为重要的学术命题。

一、 权利与基本权利

所谓基本权利，以实证主义角度观察，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那些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理解基本权利，我们需要从权利谈起。

(一) 权利的产生与内涵

1. 权利的时代景象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人自主的张扬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底色。诸如“这是我的权利”之类的话语，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乃至下意识的表达。人们越来越愿意并擅长从权利视角思考问题，以权利话语提出主张，用权利方式处理争端。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 1931—2013)认为，权利是立于公共福祉(general welfare)之上的王牌，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相应的，很多过去不曾有的“权利”被不断发现出来，隐私权、环境权乃至食物权、住房权甚至阅读权便是例子。人们习惯于在一项诉求后面加上权利的后缀，以使其更具正当性与神圣性。

随着大量新兴权利的出现，权利的主体从人扩展到自然界，动物和植物的权利也进入权利话语的场域。比如就动物权利而言，世界动物保护运动的倡导者、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的澳大利亚学者彼得 辛格(Peter Singer，1946—)提出《泛人猿宣言》，呼吁赋予一个由大猩猩、猩猩以及两个亚种的黑猩猩组成的“平等群落”以三项基本权利：生存权、个体自由权和免受折磨权。国内也有不少动物保护人士呼吁保护动物的生命权，认为“一切生命都需要尊重，一切动物都不能吃”。

权利的主体还从人扩展至地区、国家等高度抽象的拟制主体。比如和平权，它是各国人民要求制止战争、实现国际社会长期安全的权利。又如发展权，“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这些权利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人，而是超越一国一地的范围，带有突出的集体性、连带性色彩。

与权利话语高涨相对应，在学术研究中，有关权利问题的讨论早已成为哲学、法学中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的论文与著作堪称汗牛充栋。可以说，权利是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法学实质上就是“权利之学”。在法学的价值基础上，“权利本位论”被广泛认为是当前法学研究中的基石性范畴，成为“法学领域最为耀眼的理论景象”，“为权利而论证”构成了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

当然，任何一种事物发展到都容易放大其负面后果。膨胀了的权利话语也带来新的问题。“为权利而斗争”在赢得个人自由、自主的同时，也会导致“最剧烈、最恶意的冲突”，因为，“在每一件事上都坚持自己的利益的人，会使得生活对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都难以忍受。某种程度的忍让是和睦交往的一个的前提”。有学者认为，凡事都诉诸权利是一种“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会引起“权利间的相互对峙”，从而形成法律僵局，“责任话语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变成陌生人的乐土，“对传统的背离”则将政治言论演变为一场不负责的脱口秀，从而扼杀普遍对话的机会，损害有序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石。这一反思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那么，什么是权利？

这是一个深具哲学含量的问题。古往今来，诸多学术大家作出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解读，很难用几句话完整概括。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表示：“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我们只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它，尽可能地丰富“权利”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