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候气“实验”记载概述

关于候气术，现代早已没有任何人能得到候气实验的真传、能够掌握候气实验的操作方法了，而且到现在为止的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也没有特别证据表明某文物是专用于候气实验的。不过，我们仍能从历代典籍的各种记载中一窥候气术的真容。

最早的候气术记载出现在《后汉书 律历志》，其基本操作方法我们在“前言”中已概要叙述，这里只引用其中比较核心的一段话说明：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去。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

所谓“内庳外高”，就是律管要斜放，内低外高。因为《后汉书 律历志》所记是候气术最早的描述，古人一直把这些记录奉为经典，后代各种著作里写到候气时常会引用这段话，比如《晋书 律历志》中的记载几乎就是上文的抄录。

当然，如果所有的典籍全都这么抄来抄去，那么候气术就真成了一个传说，我们看到的就只是它离我们渐去渐远的背影了，我们这本书写到这里也就写不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后汉书 律历志》那段记述仅是候气实验这条大河的滥觞，在各朝各代，典籍中对候气术的记载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补充、演变，有时还提出新的话题、见解，有的还非常生动特别、饶有趣味。比如《隋书 律历志》，记载了后齐的信都芳用轮扇代替律管的实验(“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还有隋高祖驳斥候气与政治关系的对话(“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吹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高祖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以及那时候气实验无果(“灰悉不飞”)、效验(“律又飞灰”)的不同情况。

唐代题为武瞾(武则天)撰的《乐书要录》，对候气术补充了很多有用的史料，并绘有“缇室图”，其中说：

缇谓赤色黄也，染白练为之，三重室者，外室南户，次室北户，中室南户，室皆上圆下方，各闭使密勿得来风，外室之内，以布幔之，复以缇幔之，次室中室亦然，通壁三重，杨子谓之九闭，如此作者，令微风不起，纤尘不形，清净闲居，外无声振，用水平地，是名律室也。

皆从律吕方位，四面置案，人伺居中……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去。

这里对“缇”作了解释，原来“缇”是赤黄(橘黄)色的意思，“缇室”即用染成赤黄色的白绸布覆盖的屋子，每层墙的内壁覆盖布，外壁覆盖缇，算上三层墙，这些屏障共九层，所以叫“九闭”。三重屋的开门位置要交错，不能开在一个方向。书中还对在里面人大气都不敢出的测候状态等作了生动的描述。

到宋元时期，朝廷司天机构的候气实验已经停止，对候气术的记载主要体现在学者们的探讨上，如北宋大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候气飞灰的动力原因、飞灰的显示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猜测和见解。南宋著名律吕学家蔡元定，在《律吕本原》中，详细论述了候气法，将历代关于候气的论述，“采诸说”，取其精要，尽数收入其中，保存了很多史料。

另外，像宋代朱熹，元代的刘瑾、齐履谦等学者，都对候气术做过许多精湛的论述。元代著名天文历算家郭守敬，还曾在晚年搭建缇室对候气术进行实验研究，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也表明了大科学家对先辈遗产的开放和探索态度，给后人留下很多可供研究的线索。

到了明清时期，候气术在朝廷司天机构中又恢复了，成为了一种常规测候活动。《日下旧闻考》记载，北京顺天府有专门的“候气室”，钦天监官员用8支竹管，充以葭莩灰，封在候气室的坑内，到冬至后打开观察，根据飞灰情况来占卜全国八个方位农作物的丰歉。很明显，这种候气术与以往的候气术在操作、功能、目的上已经有很大区别了(详情见第三章)。就是这种候气，在清初卷入历狱之争，被废止，随后支持中法的杨光先等人又试图恢复传统的缇室12管候气术，但始终无效验，终于在康熙八年，候气术被彻底否定终止。

1 早期的相关记载

按一般流行的说法，候气术是东汉时期的京房发明的，但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经可以找到大量的相关记载了，至少可以说有一个漫长的准备期。

这首先要牵涉到律管和音律的产生。《吕氏春秋 古乐》称，最早的律管是黄帝命令乐官伶伦制作的，伶伦到了大夏国的西边(据说离长安万里)昆仑之阴一个叫“嶰谿”的地方，采伐那里质量优良的竹子，裁成适当的律管。伶伦共制得十二支律管，律调则是模仿凤鸟的鸣唱而确定，其中最长、最基本的那支管子吹出的音，就被定为“黄钟之音”。

在模仿凤鸟鸣叫创制十二律的过程中，先人还把它们与阴阳学说结合，兼取了凤凰的雄、雌之音，设立了模仿雄凤鸣叫的律管六支、模仿雌凰的律管六支，前者称为“六阳声”，后者则为“六阴声”。这十二律由长到短名称如下：

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其中单数位的(如黄钟、太簇等)为六阳声，称为“六律”；双数位的(如大吕、夹钟等)为六阴声，称为“六吕”，合称“十二律吕”。

庄子 齐物论》中说：“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凤凰之鸣就是一种“地籁”，人模仿凤凰之鸣所造律管吹出的声音则是“人籁”，但这不是一般的人籁，古人相信，这种律管发出的声音是可以和谐天地的“中声”，它们是反映万物根本联系的阴阳和谐之声。这是一种人籁模仿地籁以达于天籁的高远追求。正因为有这样的来历，古人把十二律看成是一种相当自然化的东西，这也为把它们与纯是自然物的“十二月”对应起来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知道，一组音阶分为“十二律”有着很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物理的、生理的、文化的层面，绝不是上述传说的那么简单、理想。但不管怎么说，音律分为“十二律”与一年分为“十二月”的巧合，在候气观念、候气术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十二”的巧合对古人来说一定是个巨大的鼓舞，古人认为十二律一定是天地之气、日月运行相合而生成的。

那么天地之气、月令、律吕又是怎么结合，创生出“候气术”的呢，这当与古代农耕文明的发达和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有关。在上古时代，官方就有了为农耕“省风察气”的做法，太史官为了顺天时、享地利，在春季的祭祀仪式上需要听风声、察土气，以确定土地、物候、时令适合不适合开始春耕。“省风”是用耳朵辨听风声，以判时节；而“察气”则是用音律学的办法测试地气之发是否应时。

从历法上说，十二个月的划分(有时要补充上闰月)，反映的是回归年的周而复始，表现的是天文学的意义，但同时它又是与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中华文明发源的黄河流域，月份的推移反映着鲜明的季节变化，因而具有显著的物候特征。在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经会把一年的节令与不同的气候联系在一起，并以来自各方的风来描述四季的气候特点，再进一步，就把它们与音律联系了起来。人们在确定冬至、夏至时，除了纯天文领域的观测外(“天效以景”)，古人认为，还有更反映事物普遍联系的效验方法，这就是“地效以响”。具体地说，“效以景”即用圭表测量正午的日影长短，“效以响”便是用十二个月代表的音律来效验节气，这是律管候气术的重要源头，十二律也成为十二个月中每月阴阳和谐的标准音律。

后汉书 律历志》中有一段话，是典籍中对律管候气术最早、也是被奉为最经典的叙述，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如下，这也是古人对候气术起源脉络最概括的论述：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

这段话从音律的出现开始说起，因为音律变化与大自然阴阳之气的升降是相匹配的，所以四时阴阳的改变不但会引起日影的变化，还会引起音律的反响，所以人们可以通过“影”、“灰”等手段来测候节气的变化。于是朝廷逐渐形成一种仪式，天子经常在冬至、夏至亲自到前殿，召集“八能之士”，从事一系列的测候活动，包括吹奏律管、测量日影、用悬土灰法候气等。这些做法终于引出了“为室三重”的缇室律管候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