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二

耶稣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在十字架指引下为主而战，并只为主一人及其世间牧首——罗马教皇，尽职尽忠"。与之相应，耶稣会在一般修会三愿(即守贫、贞节、服从，或曰绝财、绝色、绝意)之外又加上"服从教皇"一大愿。只有发过第四愿才可以真正进入耶稣会。"服从教皇"在当时是极不合时宜的，因为16世纪中向欧洲正值教皇形象和地位日趋衰落之时。中世纪晚期的公会主义，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动摇了教皇的形象。②以康斯坦茨公会(1414-1418)为高潮的公会主义自高主教团力量与教皇权力对峙，它在解除西方教会大分裂、恢复罗马教会统一中起到积极作用，但间接造成的后果是削弱了教皇微信。以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其各宗均以反教会为目标，而教皇又为教会之标志。但从教团修会法来看，正是这第四愿为耶稣会与其他修会根本区别所在。耶稣会一切活动及其命运沉浮也皆系于此。

"服从救皇"与梵一公会提出的"教皇无误论"之教义中的"教皇"相仿，易令人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解。其实它并非指某一作为教皇的个体，而是指主耶稣会所服从者是有明确修饰语规定的："时刻准备着，毫不迟疑地听从为拯救灵魂和传播信仰所发出的旨意。"耶稣会这一基本思想决定了基本使命是维护罗马教皇的权益，恢复基督教在欧洲的统一，这样，它从客观上自然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姿态。

在天主教内部，耶稣会对教皇的教忠也必然引起它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各民族国家都把效忠罗马的耶稣会当做自己民族统一的分裂力量和政治中央集权的羁绊。从耶稣会成立至今的四百多年历史里，它经历过辉煌，也遭受过迫害和洗劫。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耶稣会的存在威胁到王权或政权独立时，它就在世俗权力的影响下被禁止。比如在18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俾斯麦统一时的德国，每当教皇与世俗对抗，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信仰力量时，它就被重建，尤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世俗化之后的第二次设立最为明显。

耶稣会服从教皇的基本特征和充满张力的基本性格源自依纳爵《神操》中基督中心论的思想。他在文字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到过三位一体，他信仰的出发点是耶稣，也因此他命名修会为耶稣会。教皇作为耶稣基督在世间的代表，对教皇的服从也由此演绎而来。《神操》转向教会中的基督耶稣，面向了属于耶稣的"尘世"。因为"耶稣生平"使得人们能够认识上帝意志的存在，这种可及性给世人以安慰。对于依纳爵来说，精神与世间的教会是统一的整体。正是这种无可避免的辩证关系塑造了他特殊的灵性精神，也解释了耶稣会服从与个人意志自由、冷静与勇武、强力与从容隐忍、清醒与激动等充满张力的基本性格。

编后记

在《国际汉学》第九辑的《汉学研究三题》中，我曾试图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变中揭示汉学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 就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来说，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已经从知识层面转换到整个理论体系的创新，杨念群实际美国中同学范式的转变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的转变放在一个整体中考的《中层理论》、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就是美国中国学理论学术互动的有力见证。

本辑侯且岸的《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一文就表现了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关切和焦虑，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学术研究如此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不从学术史的角度搞清国外汉学、中国学的来龙去脉，将直接影响中国学术规范的重建。侯且岸的郑重建议，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国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们的普遍想法。

美国中国学只是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一部分，由于英语具有"话语霸权"，从而美国中国学的中文译著在中国出版最多，但我们从整体上分析和研究域外汉学和中国学日寸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美国中国学这一维度。任大援对韩国鲜文大学中国学系李宣徇教授的采访和李梅对捷克汉学家，藏学家高马士的采访可以使我们对东方和西方两个不同国度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有一个新的理解。汉学所具有的。跨文化"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我"的文化背景不同，"他者"的知识和形象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对汉学或中国学的成果是不能拿来就用的。按萨义德的说法，整个西方近代以来的东方知识都是沾着血的，是他们"东方主义"的表现。因而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国外汉学和中国学，以解释学来分析国外汉学和中国学是必要的，国外汉学和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不仅仅是个知识交换问题，更是一个方法论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必要立场就是比较文化的视野。钱林森的《艾田蒲和他的》一文从这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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