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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能预测未来吗

在我60 岁生日时，妻子和我带着我妈去旧金山一家非常品质的酒店吃午餐。我们不常去那儿吃饭，酒店有很方便的免下车入口，乘坐轮椅的妈妈还可以使用电梯。尽管我和妈妈一直关系亲密，但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是比较含蓄的。然而在那次吃完饭后，我以一种不常见的、表达爱与感激的姿势靠近她，轻轻地触碰着她的胳膊说道：“要不是因为你，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她立即面无表情地答道：“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吃饭。”

当她97 岁在医院里生命垂危时，我喃喃地说些毫无意义的话，想让她高兴起来：“你很幸运，你的病房正好在护士站的对面。”我妈妈回答说：“是啊，位置决定一切。”没有开玩笑的意味。

据说人类最的特征是心智解读能力，即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在哲学领域中，这被称为心理理论。但是作为一个阅读哲学、研究心智的神经科学家，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妈妈到底是在幽默、讥讽、开玩笑、麻木、专断、异想天开，还是在表述事实。她面无表情的言语常常让她的亲朋好友无从分辨她是在逗趣还是在讽刺挖苦，或者她是真的不知道这是一语双关。，我们把她那特有的评论解释为，那是她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因此她成了我们家的传奇人物，给大家制造了诸多困惑。

暴力、自杀、说谎能通过仪器预测吗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某人是否在跟我们开玩笑，那么我们能地预测行为吗？在1993 年的研究中，匹兹堡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Medicine)精神病学系的师生对市精神病院急诊科的病人进行了评估。在病人准备离开医院时，他们会对病人潜在的暴力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将他们分为两组——暴力组和非暴力组。在6 个月的追踪研究中，被归在暴力组的成员有一半发生了暴力行为，而被归在非暴力组的成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发生了暴力行为。在这个测试组中，对女性病人暴力行为的预测并不比碰运气更好。抛硬币决定暴力或非暴力，与精神科医生的评估具有相同的性。而另一项研究则证明，即使像口头威胁和实施暴力行为这样从直觉上看显然可以用于区分暴力与非暴力人群的因素，也无法地预测研究对象接下来的暴力行为。

精神科医生在预测自杀上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挫折。在艾奥瓦大学医院和诊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涉及1 900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在研究中，精神科医生试图预测出谁在未来有可能自杀。他们没有找对任何一位潜在的自杀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对于高风险的住院病人，预测自杀也是不可能的。”

那能否预测说谎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兼细微面部表情方面的专家保罗 埃克曼(Paul Ekman)录制了一盘录像。录像的内容是对10 个人的采访，以了解他们对死刑的观点。艾克曼让观看录像的人评判哪个人在撒谎。大多数人评判的性和碰运气差不多或者略好一点。那些你认为应该优于平均水平的人，比如警官、法官、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并不比随机选出的公共汽车司机或管道工判断得更(对120 项类似研究进行的综述显示，只有两项研究中被试的谎言侦破率达到了70%)。首法官丹尼斯 钦(Dennis Chin)对判处伯纳德 麦道夫150 年监禁的推理过程是这样解释的：“麦道夫案的9 名受害者说他彻底毁了他们的人生。麦道夫站起来说了很多道歉的话，并说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他转过身面对受害者，再次致歉。”钦继续描述着麦道夫如何显得很难过，就好像他在哀悼。但是钦说：“我不相信他是真心悔过。”大多数人会赞同钦的看法，但不太鼓舞人心的是，我们可能都错了。如果有的方法来判断麦道夫是在法庭上表演，还是在为自己感到悲伤，或者是感觉很糟糕但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又会怎样呢？

鉴于这样糟糕的判断力，难怪我们会求助于科学。或许神经科学能够帮你发现那些造成各种行为的心理状态的神经相关物。事实上，一些神经科学家认为我们要么已经实现了心智解读，要么很快就能做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马塞尔 贾斯特(Marcel Just)正在研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进行“思维识别”。他告诉新闻节目《60 分钟时事》的莱斯利 斯特尔(Leslie Stahl)说，自己的团队已经在大脑中发现了仁慈、虚伪和爱的神经“标志”4。来自伯恩斯坦计算神经科学中心(Bernstein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的约翰- 迪伦 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海恩斯相信，某24小时我们可以通过查看人们的大脑活动来确定他们的意图5。苏黎世大学的托马斯 鲍姆加特纳(Thomas Baumgartner)想象，在未来，脑扫描能够帮助精神科医生决定是否给保障不再违法的犯人批准假释。

为了探讨这些主张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可能性，让我们先探讨一下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这样的技术具有哪些优缺点。假设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已经拥有了的大脑记录设备，让我们称之为超级扫描仪吧，它能够每时每刻追踪每个突触、每个神经元、每个电位和每种神经递质，按一个按钮我们便能够拥有大脑活动的完整时空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够地知道他人在想什么吗？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思考一下理解心理状态需要什么。所有科学研究共同的基本原则是确立基线水平，这样便能够侦测出人体的生理变化。记得在老电影中，犯罪嫌疑人常会接受测谎仪的测试。为了建立说真话或说假话时自主神经系统反应的基线水平，研究者会先问被试一些事实性的问题，比如他的住址、出生日期和就读的高中等，来获得自主神经系统各种功能的数据，比如心率、皮肤出汗的情况。通过了解被试在说谎或在说真话时神经系统的反应，你便有了衡量的标准，可以评判他对更具刺激性的问题的回答是真是假，比如“是不是你杀了琼斯太太”。

尽管测谎仪已经彻底名誉扫地了，但确立基线水平的原则并没有改变。无论我们的测量工具变得多么先进，我们仍需要知道我们所研究事物的基线状态。为了发现大脑伴随着新刺激而产生的改变，的细胞内电子记录设备仍需要确定细胞放电的正常模式。在拥有了超级扫描仪的情况下，我们仍需要获得对大脑静息状态的描绘，然后让被试完成一项心理或身体任务，看一看在基线测量值之上和之下出现了什么活动。基线测量值可以被看成随机研究中控制组的水平。不同之处在于，对于个体被试来说，他的基线测量值成了他自己的控制数据。

基线大脑活动不等于没有大脑活动。即使在我们认为自己无所事事时，大脑也在从事着各种各样无意识的认知活动。我们如何对没有反映在有意识心理状态中的认知活动进行识别和分类？在处理复杂的心理状态之前，我们应该从剖析心智解读最基本的方面开始，对于这些方面我们拥有客观的标准，即对单一运动行为的预测。

如果你敲击手指，对应敲击手指的特定运动区域会被激活，这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上会显现出来。我们把这称为运动模式A。你了解输入——敲击手指的意愿，并且通过测量速度、频率和相应肌肉纤维的收缩力度，也能够地记录输出。在每个个体中建立了这种相关关系后，你便能通过研究成千上万的被试来验证你的发现。运用这种技术，你便可以很有信心地认为，敲击手指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上会显现为模式A。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成立：看见扫描图上的模式A 并不能保障你敲击了手指。举一个例子：被动地观察行为和主动地做出这个行为都会激活镜像神经元，使它表现出相同的模式。单单是发现了这种模式并不能让我们判断出猴子是在观看抓握的动作，还是在做出抓握的动作。把这些神经元鼓吹为心智解读的基础并不比用抛硬币的方式来预测行为更。

现在要增加赌注了。我们不再试图理解容易量化的运动行为，而是想要理解无意识的认知活动。想象在未来，你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正在用超级扫描仪研究被麻醉(但并非已瘫痪)的病人的心理状态。在某些病人的大脑中你发现了相当独特且可复制的大脑活动——模式B。手术期间你对病人进行了细致的行为观察，但没有发现存在模式B 和不存在模式B 的病人之间有运动行为方面的差异。由此你得出结论：模式B 不代表特定的运动行为，它一定与某种心理状态有关。病人清醒后对他们进行的详细访谈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因为他们已经不记得手术时的经历了。人格剖析同样没有带来什么发现。你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心理状态的神经相关物，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无论新的脑成像设备多么，如果不知道发生模式B 时每个被试有什么感受，神经科学都无法解释模式B。我们只能通过被试对自己感受的报告，来推测大脑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很难始终充分感知到自己的心理状态，更不用说恰当地描述我们的所感所思了。大多数人承认，对心理状态的心理学研究始终不够，因为它不可能克服主观描述所固有的问题。然而，评估潜意识心理状态则会遭遇额外的困境。如果某种心理状态是被试没有意识到的，可能因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其他地方，或者因为他忘记了时间和感受，或者因为这种心理状态被表达时他没有觉察，那么神经科学家便无法将这种模式与特定的反应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