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言难尽的悲苦青春

位于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北头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展示焦裕禄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时配上其闹革命的图片，旁边附有文字说明："焦裕禄从小就向往革命，常和附近村的儿童团员为八路军游击队送情报。"

事实上，焦裕禄早年并非儿童团员，小时候也未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如其自传中所说，他从小受到的还是拥护政权的教育。

1937年12月28日，日军侵占了博山县城，国民党军队一枪不打就跑了。日本一个联队500多个鬼子，在县城的"四十亩地"安营扎寨，又在二郎山、北博山、西石马、下庄等25个村子设了据点。他们还收编了土匪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组建了伪军警备大队。崮山是交通要枢，于是也成为日伪军重点把守的地方，经常到焦裕禄家乡一带扫荡。

焦裕禄在后来所撰写的自传中写道："看到日本鬼子势力那样强大，国民党，还有其他各种队伍虽多，但只向老百姓要粮要钱，无人敢抵抗鬼子。自己只好老老实实地当亡国奴，但仍然幻想蒋政府还能回来将鬼子打跑。"

焦裕禄的奶奶让鬼子兵吓出了毛病，天天怕鬼子进村，后来上吊自缢。没多少日子，焦裕禄的太奶奶也去世了。时局艰难，家里的油坊欠下的外债越滚越多，难以支撑，只好用它抵还本村王希芳家的债务，牛和骡子全卖了，地也卖掉了大半。这个原本日子还算过得下去的自耕农家庭，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于是，焦裕禄辍学了。

1938年，焦裕禄的父亲和叔叔分灶另过。分家之后，焦裕禄家有爷爷、父母、哥嫂和一个小侄子，共七口人，三亩半薄田。据焦裕禄后来记述，当年"汉奸、国民党游击队四起，苛捐杂税严重……除靠种地生活外，哥哥到八陡村商店学徒，我担扁担、推小车，正(挣)些钱补助生活"。哥哥焦裕生在博山当学徒不久，主家买卖铺子关停，哥哥便和几个同伴去武汉谋生。

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娃娃，焦裕禄还找不到解脱穷人苦难的钥匙，责任感只能促使他像个有模有样的男人一样，用他还显稚嫩的肩膀，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那段时间，焦裕禄经常同叔叔焦方佃一起推着重载的独轮车到博山县城替人家卖油，卖了油再推一车金贵的煤炭回来。往返几十里山路，肩膀让绳勒出了血，脚上的血泡磨破一层又一层，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针扎一样痛。叔叔讨了个偏方：用马尾丝扎破血泡，挤净里边的血水，再把白萝卜籽炒了垫进鞋里。这一招果然管用，脚上不再起新的血疱了。这个办法，后来在焦裕禄率领河南尉氏县民工支前大队去淮海战役前线支前时派上了大用场。

最让焦裕禄无法忍受的，是每天进出村庄、县城都必须向站岗的鬼子鞠躬行礼。有几次焦裕禄没向鬼子行礼，被鬼子用皮靴踢。一次，血气方刚的焦裕禄挽起袖子要和鬼子拼，叔叔唯恐惹下大祸，硬把他拉走了。

当时国民党、汉奸、地痞流氓队伍四起，谁来都要粮要钱，不给就抢就打，老百姓说不定何时便被抓去，受罪不说还得花钱才能出来，老百姓受压迫没有办法，便加入了一个李姓人为首组织的红枪会，一起抗日自卫，焦裕禄也成为其中一员。

"那时候鬼子经常来北崮山这一带扫荡，汉奸和国民党也来要粮要款。老百姓被逼得没法，南崮山村李星七组织了个红枪会，起来抗日自卫。我跟焦裕禄一起入会了。"村民陈壬年日后回忆道。焦裕禄在"干部历史自传"的介绍中这样叙述："入会(红枪会)后不准吃葱韭芥蒜、不吃肉、不准和女人同床睡觉，每晚烧香叩头，打仗时便枪刀不入，周围几十个村子很快组织起来数千人，每人持一红缨枪，站岗放哨。"

红枪会"枪刀不入"的传言很快就破灭了。1938年6月，日寇大队人马扫荡，红枪会集合了数千人准备抵抗，但还没有真正与曰寇接触，最前边的西石马村红枪会一交火就被日寇机枪大炮打死打伤20余人，红枪会的人便纷纷逃散了。焦裕禄跑到山里躲了两天才敢回家，后来红枪会也就土崩瓦解了。当年，他除了在家种地外，农闲时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主要是与父亲卖菜卖油，在古山桥卖锅饼，冬天到黑山后煤窑做工。

1941年，山东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绝收，焦裕禄一家整日饥肠辘辘。有关传记中曾写道："保长以抗日为名，来焦家收5块银元的地方税，焦家交不出，本村的一个财主就强迫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将2亩`命根子`，地卖给他，焦方田老实憨厚，被逼得走投无路，当晚悬梁自尽。"这与焦裕禄日后在"干部简历表"中填写的"参加革命前的情况"不符，相关传记中的记述有杜撰嫌疑。焦裕禄日后的记述是："(一九)四一年，家庭没啥吃，又欠下了外债，我还要结婚，父亲终日愁闷，秋天上吊自杀了。"

也曾有传记写道："焦方田家欠本村`富豪`焦兆忠10块大洋。"据媒体报道，焦裕禄侄子焦守忠生前曾说："焦兆忠逼债不会是那种凶恶的样子，凡是能记起焦兆忠模样的老人，都还记得他的宽厚、慈祥、斯文的长者风度。"但曾有传记作者还是推断"这个阴险、狡诈、假仁假义的妖人一定在无人的山坡或无人的焦家院内恫吓、威吓或者羞辱过这个近乎于窝囊的债务人，而且将那种行为上升至残忍的程度"。

发现焦方田悬梁自尽的时候，是一个将冬的深秋早晨：天刚蒙蒙亮，李星英端了瓦盆，到破烂的碾坊中去喂猪，突然看见老实巴交、相依为命的丈夫吊在碾砣之上的屋梁上，的的确确地死了。如雷击顶的震惊之后，便是痛不欲生……

"裕禄"这个昭示着生活幸福、美满、富裕的名字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还没有成家的他就早早尝到了丧父之痛。这时，他的哥哥流浪在外，音信杳然，嫂子年轻，又带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母亲拉起肝肠寸断的焦裕禄："禄子，你哥回不来，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人到啥时都不能塌了脊梁骨。"焦裕禄含泪频频点头："娘，我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富家穷家都是家呀！"

父亲死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还欠下了不少债。不久，焦裕禄与哥哥分了家，与母亲一起过。为了维持生计，他从南崮山村李奎正酒店赊了一担酒，跟同村的焦念刚、焦念石等人一起出门，到邻县售卖，再买油担回来挣些钱。谁知在途中碰上国民党游击队五一军，用刺刀将酒桶穿破进行检查，酒流了一地，一担酒所剩无几。这件事对家境本已衰败的焦裕禄打击很大，他1955年回忆此事时说："这次赔了大本。回家后再也不敢出门了。通过这次才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游击队是祸害人民的土匪，对幻想他们打鬼子的想法打消了。"

此时焦裕禄尚未弱冠，他也开始听到有关八路军的传说。"听说在我村东南七八十里的小冯等村，山沟里有八路游击队，但没见过。只听说夜间出来扒路炸桥。"

焦裕禄当时并没有因此对八路军抱太大希望。"国民党那么多人马，都打不了鬼子，八路军人少，又不是正规部队，没好枪大炮，更打不了鬼子。因此这几年任何组织未参加过。只痛恨鬼子汉奸，但认为谁也打不了他，只好老老实实种地当亡国奴，谁要东西就给谁，走着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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