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北京近代教育往事

一、从"学堂"到"学校"

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近代最早以培养洋务人才为目标的高等学府——京师同文馆，成立之初就受到来自朝廷官员和社会守旧人士的猛烈抨击，有人在京师同文馆门口的墙上贴了纸条："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还有人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与"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表达对于将"番夷"引入堂堂天朝大国，尤其是对于在课程中增设天文、算学等"西艺"做法的强烈不满。当时，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下联："军机无远谋，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同文馆后来发展成为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同文馆同一时期，京城里出现由外国教会主办的"洋学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男育英，女贝满"分别是指同治三年(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灯市口创办的两所学校，一所名"育英"，另一所名"贝满"，是西方教会在北京开办最早的教育机构；前者原为"男蒙馆"，后者则为"女蒙堂"，有人将二者比喻为"龙凤呈祥"。创办者都是传教士，一位名叫柏亨利(Henry Blodget)，来自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一位名叫格兰德女士(亦称贝满夫人，E.C.Dridgman)。育英意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贝满则出自创办者姓氏的音译。更为重要的是，贝满是京城中开办最早的"女校"。

京城中另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潞河书院，始创于186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娄戴德开办，最初的校址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内。书院的办学目的十分明确"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课程以圣经、汉文、英文为主课，毕业生大都充任传教士。1895年书院迁至通州城南，新建楼房，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四年制中学。

同治、光绪年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在京城中开设了一批教会学校，其中大多数学校属于基督教，少部分学校属于天主教，如崇实馆(186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设，后改称京师公立崇实中学堂，现为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崇慈女子小学堂(1870年由美国长老会创设，现为北京市及时六六中学)、培元斋(1871年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设，1885年改为怀理书院，现为汇文学校)；京都慕贞书院(1872年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设，现为北京市及时二六中学)；崇德学堂(1874年由英国中华圣公会捐资创设，现为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等。

这些教会学校初办时仅是初等教育水平，校舍和教学设施简陋。有人记载，汇文学校的前身培元斋，起初只有一间房子，最早入校的3名学生是因为听说"每天上学有一碗米饭"才来上学的。另一所教会学校京都慕贞书院最初的校舍只有两间平房，学生只能蹲在露天的场地上吃饭。尽管，在当时注重科举和士大夫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中，由"洋牧师"、"洋修女"办学校的直接目的是培养信众，传播教义，并不为社会广泛接受，可谓"惨淡经营"。然而，有别于以传统礼仪和尊君、尊孔的经书为主要内容的旧式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这些"洋学堂"陆续将许多近代自然科学常识和数、理知识，以及将体育、手工类课程引入课堂，连同集体教学方式一道，教育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和《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2年8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1904年1月颁布)，仿照日本的学制，规定了各级学校建制、课程设置、校务管理等具体内容。此后，京城里出现了"兴学热"，大量新开设的新式学堂在保留如讲经读经、中国历史、文学等教学内容的前提下，采用西方教材，传授算术、自然科学常识等知识；重视体操，培养学生审美和动手能力。教学形式采用班级授课制。当时，小学堂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和单级、多级、半日三类。这一时期，朝廷为了加快实施新学制进程，陆续聘来近百名日本"教习"到各大中学堂、女学堂和法政、高等巡警、电话、财政、测绘、工艺、蒙养院等专门学堂任教，大量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技术及相关课程通过这一渠道被引入中国。这一时期，京城中出现了一种称为劝学所的机构，由朝廷任命的督学局派人任总董，各学区设劝学员，其工作之一是推广小学教育，对城内的私塾、义学进行调查，将办得较好、达到一定办学标准的私塾，劝其改为私立小学；社会上还成立"私塾改良研究会"。劝学所还有一项工作，组织学堂开办运动会。为培养师资，清朝学部先后建立及时初级师范学院(1912年改为北京师范学校)、外城女学传习所以及内外城夜学师范传习所等，同时发出告示，"各学堂教员未习师范者及塾师入所补习"。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清政府实行了一项"强迫教育"政策，规定"凡世职人员遇有应袭者，须领有学堂卒业文凭，方准承袭"，"八旗幼丁凡年及九龄者，一律送入小学堂肄业，违者罪其家长"。

为了确保传统纲常伦理不致被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冲垮，清政府管理教育的机构——学部奉上谕宣示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有专家认为，这一宗旨反映出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对于新教育普遍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朝廷上下痛定思痛，深刻感受到科学技术和装备落后就要挨打受侮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担心来自外国的思想、学说、宗教等"异端邪说"乘虚而入，动摇或扰乱了中国这个天朝大国沿袭千年的"国本"，其中包括皇权、礼仪、纲常和儒学。按照朝廷规定，各级学堂必须开设读经课；每逢皇帝生日、孔子诞辰、开学日等，全体师生面对万岁牌位、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礼。

有一位清华学堂早期学生记载：

我进校还不到一个月，政府下了一道命令，说孔子诞辰日全校师生，西籍教员除外，一律须去致祭，向孔子牌位行跪拜礼。听说政府还要派大员来监察。那时我们一般从教会来的学生，觉得非常惶恐，就去请示唐先生。唐先生比我们还要担忧，学生不去祭孔，也还可以原谅，他做监督的怎么可以不去祭呢？我们讨论之后，决定不去参加。到了祭孔日，不知唐先生到哪里去了。我们是没有参加。

1912年1月，民国成立，原来仅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八旗学堂"，以及管理机构"八旗学务处"被取消，"五族皆可收入"，向社会开放；8月间原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正式改名为京师公立及时中学校。以传统伦理与文化传承为明显标志、"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蔡元培语)的旧式学堂逐渐被以近代科学知识、实用技能为学习内容的新式学校所取代。这一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重订学制。新学制规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同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由此，中小学学制、教学目标、教师资格、课程标准、学校管理等逐步制度化、正规化，使学校教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一项统计数字：京师中除大学以外的中小学，1911年学校207处；1912年169处；1913年209处，其中初、高等小学187所；中学11所；艺徒学校1所；师传习所10处；属公立者99处，私立者110处；共有学生18148人；全年教育经费26.6万余元。

另据《北京近代教育记事》资料显示，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全城人口为73万。与同时北京的中小学校和在读学生数量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二、早期的中学

根据清末《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规定，中学学制为五年，学生应以高等小学堂毕业者升入。中学堂主要开设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格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共12科。学堂规定，将国文、洋文、体操三门课程各立一册，分别计学分。1909年根据学部规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和实科(理工科)，以使学生考取不同类型的大学堂。看起来，如今的"文理分科"应是从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对于真正读书的学子而言，升入更高一级的大学堂深造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目标。而受教育群体的普遍性而非少数人专利的贵胄性，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也是传统教育与新教育的重要区别。

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汤化龙向京师中学教职员发表讲话，他说："中学校设立之旨趣，一为高等专门学校之预备；一以养成各级社会之中坚。二者虽然并列，然就教育之本体而言，尤以养成社会之中坚，为中学教育之要旨。"他还说道："吾国之中学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而汲汲以预备高等专门之选为重，此种观念殆由科举时代胚胎而来。"

1915年，京师学务局分别派员对一些私立中学进行"查视"，其中包括京师私立正志中学(位于顺治门外菜市口，首都师范大学附中前身)、私立求实中学(位于地安门外后鼓楼)和私立畿辅中学(位于西城区下斜街，现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对三所学校的评价为：

私立正志中学"管理采取军校成法，而略济以宽，实已严于他校"，该校"重要学科，聘师尤慎，国文则延文学名手，外国语则借才异邦"，1920年学校迁至阜成门外，校名改称京师私立成达国家高级初级中学校，寓意培养"成德达才"的社会中坚。私立求实中学"英语成绩殊佳"。私立畿辅中学，校内有一位名叫范桂鄂的校长，兼任国文教员，"待学生，如子弟，殷殷期望"。在1915年举办的京师中学生"观摩会"上，后两所学校分别以英文成绩和国文成绩占"优胜之列"。与之相比，一些公立中学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公立中学学生退学现象严重，"与始业相比，毕业时竟难得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学生家境贫困，"因贫辍学者，十而八九，且有隽才不克深造者……深感惋惜而已"。针对京师中学观摩会上出现公立中学学生成绩不如私立中学的现象，京师学务局表示不满，向各中学发出行文，提出"学校要素首推师资，教员是否得人，诸生学业之进退系之，即一校声誉之隆替因之" 。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曾于1933年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现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他曾回忆道，当年的崇德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园不大。有24小时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物理书籍，书中写到20世纪初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三大理论将传统牛顿力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这些原理和精神。他阅读之后感到非常震撼，当时就认为"这就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据《北京教育史》记载：至民国元年，"中等学校除官厅设立师范学校多所，以造就师资外，其中学校多由外省旅京人士所创办，而官立者殊属寥寥。北京之公私立中等学校为二十校。……五年，增至三十六校。十一年，增至六十三校。迄今北京市之中等学校，合市立、国立、省立及私立者，不下百校。学生人数达二万余。就量之方面言，北京中等教育之发达，远非国内各都市之所能及。"

在北京早期的公立中学堂中，五城中学堂(始创于1901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和顺天中学堂(始创于1905年，北京市第四中学前身)以校风纯正、教学质量高而蜚声京城。

五城中学堂的创办人、时任顺天府尹陈壁(1852—1928)，字玉苍，晚号苏斋。他在致朝廷的一份上奏中提出"方今时势多艰，需才孔亟、矧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当先行举办，为各省倡前。经本尹堂和本院会同具奏，就琉璃厂北后铁厂义塾旧址，开办五城学堂"。

明清时代，北京城分东、西、南、北、中五个行政区，故称"五城"，由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和都察院五城兵马司共同管辖。据资料显示，五城学堂的首任总办陈壁兼刚开办不久的北京电话局总办，学堂与电话局相邻，学堂开办的初衷是为电话局培养技术人才，后由于1902年"壬寅学制"的公布，顺天府与五城察院计划拨款白银2800两，为学堂购置图书，遂即将学堂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成为京师中，乃至全国及时所公立中学堂。民国后更名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由韩振华出任首任主任(相当于今校长)，确立学制为四年；1922年后，由林砺儒主持校务，开设女子部，实行男女合校。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后，学校改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师大附中的校训"诚、爱、勤、勇" 。学校的校歌唱道："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海，涵真理无穷；你是个神，愿人生大同。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顺天中学堂的前身为顺天四路学堂，所谓"四路"是指由顺天府所辖东路中学堂(通州)、南路中学堂(大兴黄村)、西路中学堂(宛平卢沟桥)、北路初级师范学堂(昌平沙河)，顺天府所辖24县各派遣两名学生入校学习。及时届学生只有一个班，共42名，学制四年，设国文、算术、历史、英文、社会学、国画等课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校招收平民子弟学习新学。有一项记载，当时顺天中学堂的学生数人借改换操帽之时，将拖在后脑勺的发辫剪掉，这种有违纲常风纪的行为却未受到任何惩罚，学堂监督(相当于今校长)只是以"发辫之有无虽属无足轻重，然朝廷未有明文剪去，殊觉不便"为由，告诫其他学生不得效仿。

民国成立后，顺天中学堂改组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学校以"实施中等教育，预备升学实力兼培养职业能力"为宗旨。民国四年(1915年)10月，北京举行首次中小学校观摩会，四中总成绩名列榜首，个人前三名为四中学生悉数获得。民国五年，四中设5个班，学生计163人。京师学务局在一项报告中称赞四中管理严格，学生徒手操"动作整齐，全班如一人"；校园内"温室梅花外，多常绿植物，浓翠欲滴"等。据该校老校友李直钧先生在《四中前期杂忆》一文回忆："学校中的数、理、化各科教学，多用外国原本，学生的外语程度因而较高。"

1923年学校由四年制改为"三三制"，即初高中各三年；1926年高中实行文理分科，设德文班、法文班；1927年初中恢复招收英文班。1928年学制改革结束，全校共12班；校名改成北平市立第四中学。1934年四中以团体总分及时名的成绩获得北平市中学运动会总锦标。据《北京名校录》一书记载，此时校园面积为96亩，其中体育场占地40.6亩，其中篮球场4个，排球场、足球场、田赛和径赛场各1个，网球场2个。校园内栽种槐、松、柏等多种树木1500余株，花卉100多种；还开辟2亩植物园，种植小麦、蔬菜等农作物。当时学校校歌歌词："半如乡村半如城，花木苍翠四时荣。"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校名改称"北京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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