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官员的类型

由于要避免引起对象国政府的注意，情报官员不能将其刺探秘密的行动公开化。他们需要"掩护"，即居留在对象国的理由、明显的经济来源、结交能接触敏感信息者的机会和理由，等等。

按美国时下的说法，谍报掩护有"官方"掩护与"非官方"掩护之别。官方掩护指情报官员以外交官或其他政府官员的身份，被正常派驻国外。非官方掩护指情报官员以任何其他形式的伪装，如商人、记者、游客，等等，为其留驻对象国提供合理解释。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员还可以在国籍上做手脚，假称自己来自第三国。如果对象国家正常接收移民，该官员就能据此伪装入境。

利用官方掩护有几大优势，最明显的就是情报官员可以获得外交豁免权。一旦其间谍活动暴露，根据国际法规定，对象国政府只能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及将其驱逐出境。

此外，外交身份也可以使情报官员更方便地接近潜在的情报资源。作为外交官，他可以在日常活动中接触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和对象国的政府官员，而不至于引起怀疑。确实，由于其他国家也使用官方掩护，他同时也有"正当"理由与其他国家的情报官员接触。

而且，情报官员在官方掩护下常驻大使馆，可以保障在对象国国民携带敏感材料接触大使馆或者主动提供敏感材料时，有专业情报人员处理情况。这样，大使馆中有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员的存在，就为对象国国民接触外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便利。这样的职务安排就如同一个"邮箱"，作用巨大，不可或缺。由于某些国家严格控制甚至禁止其国民到国外旅游或与国外交往，这种职务安排更是必不可少。

，官方掩护在行政方面也有诸多便利。通过常规的政府渠道，官员能够领取薪金，处理其他个人事务。此外，通过情报站(即官方掩护下的情报官员小组)可以方便地与总部机关保持安全联络。

但是，官方掩护也存在缺陷。最重要的是，派驻至对象国的官员相对较少，对象国反情报机构能够相当地确定哪些"外交官"是情报官员，哪些不是。这项甄别工作可通过一系列明显但费劲的活动来完成，如调查每一位官员，监视其动向和交往行为，窃听其电话，在其住宅装窃听器，等等。根据惯例，大使馆通常会雇佣一些对象国居民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这可能使这种调查更为方便，特别是某些国家规定，所有到外国大使馆工作的居民都必须与其情报机构合作。此外，还有更简单、花钱更少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标。例如，可以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的出版物来分析某个驻外官员的职业，确定其与情报机构的联系。

再者，尽管官方掩护可以为情报官员接触某些潜在的情报来源(主要指其他外交官和对象国安全机构官员)提供便利，但也可能会妨碍其与其他人接触，有些人在与外国官员打交道时可能会犹豫不定。不管怎样，潜在的被招募者可能会立即意识到他们接触的是外国官员，这可能让他们更加小心。另外，在严重危机或战争时期，两国外交关系可能破裂。尽管当时非常需要情报，有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官员还是不得不离开该国，从而使他们建立的情报网络陷入瘫痪。

非官方掩护的利弊大多与上述内容相反。另外，由于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员可伪装成各种职业和各阶层人员，他们能接触不同的、范围更广的潜在情报源。同样，他们可以伪装成(或本身就是)目标国国民，或以第三国公民的身份出现。掩盖其与所服务的政府的联系，有助于他们接触潜在的情报源并获取信息。即使外交关系破裂，他们仍能留下继续工作。一般来说，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难以被对象国政府识别。

另一方面，非官方掩护也面临着诸多不利条件。非官方掩护的经济成本与管理难度远远大于官方掩护。一种办法是设法让情报官员供职于某家公司或某独立组织，另一种办法是情报官员自己成立公司或从事某些活动，让其在目标国家的活动合理化。然而，这不仅耗费巨大的财力，而且情报官员还得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从事"掩护"活动，让其掩护身份可信，从而影响其主要的情报搜集任务。此外，为避免引起怀疑，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员不能经常使用大使馆的通信设备，这又给联络带来了更多困难。

关于非官方掩护的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是理查德·佐尔格。他是一位德国公民，是德国一家报社的记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为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直到1941年秋被捕。他与包括大使在内的德国驻日大使馆人员关系密切，得以方便地获取德、日战争计划。在其被捕前不久，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了一条关键信息："日本将不会攻击苏联的远东地区。"据佐尔格报告，日本已决定不进攻苏联，但可能会攻击太平洋南部和东部，袭击美、英、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条报告让斯大林放心地把成千上万的部队从远东调到莫斯科，以应对德军在1941到1942年冬季对莫斯科的攻势。回顾历史，苏联军队成功地将德军阻挡于莫斯科城外，是整个战争中一个关键转折点。

非官方掩护的另一个成功范例是以色列特工伊利·科恩，这个案例也证明成功掩盖国籍的价值。科恩是出生于埃及的犹太人，1956年，32岁的科恩移居以色列，自愿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1961年，他受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派遣，来到阿根廷，以阿拉伯商人身份为掩护，使用塔马尔·阿明·塔贝特这一化名。他很快在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于1962年初来到大马士革。带着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交的叙利亚朋友的介绍信，科恩幸运地在叙利亚统治圈站稳了脚跟。他神通广大，曾充当复兴党政府和叙利亚前流亡总统之间的使者，据说他甚至还可能在叙利亚政府内阁获得一个职位。科恩发回了大量关于叙利亚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的报告，三年后，科恩被叙利亚反情报机构抓获，并于1965年被处决。

利用非官方掩护将情报官员以普通移民的身份安插进对象国，这是一个特别野心勃勃的做法。显然，让情报官员进入一个正常接受大量移民和访问者的国家，比让他进入一个不接受移民，对访问者严密监视且边界戒备森严的国家，要容易得多。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鲁迪克·泽门奈克的，它可以说明苏联愿意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运作此事。鲁迪克·泽门奈克是捷克侨民，被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招募。他借用鲁道夫·赫尔曼(德国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身份，在东德居住了大约一年，于1957年底带着他的东德妻子(其实也是苏联情报官员)和刚出生的孩子去了西德，使用的是普通的东德难民身份。

在西德呆了4年后，赫尔曼移居加拿大，办了一家小企业，制作广告和商业胶卷。他为克格勃完成了多项无足轻重的任务，譬如，递交他在经商过程中接触到的政客、记者们的"名人报告"，与真实身份为克格勃特务的加拿大教授(休·汉布尔顿——译注)保持联系。然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却是维持其掩护身份，以便在苏联与加拿大断绝外交关系之时，能够接管由克格勃驻渥太华情报站"站长"控制的加拿大谍报网。

在加拿大工作6年后，赫尔曼受命从加拿大转战美国，执行类似任务。他的儿子彼得长到17岁，赫尔曼招募他为克格勃工作。由于彼得在婴儿时期被带到西德，自4岁起即在加拿大和美国长大，其背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他将在美国政府中谋职，以便作为线人(或称"鼹鼠")为苏联长期工作。假如不是几年后联邦调查局识破了赫尔曼，并威胁要逮捕他们全家，彼得真有可能获得成功。

政府在开展人力情报搜集时，如何将官方掩护与非官方掩护结合起来取决于多种因素。广而言之，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其搜集情报的类型，以及获取情报的可用手段。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的人力情报搜集，主要集中于苏联领导人的意图、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情报机构针对西方的行动。上述搜集重点，加上苏联安全机构对所有外国人进行的严密监视，就决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只能依靠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国极大地依赖非官方掩护开展的在美国的情报搜集行动。中国情报机构也通过官方掩护进行传统招募和搜集，中国的人力情报也常常利用大量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体系，包括公司、科技及学生交流计划、商业及科技代表团。中国情报机构也使用长期"休眠"的特工，他们从中国移民国外，成为定居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止情报活动，然后才在定居国开展情报活动。中国政府对获取先进的美国技术和相关信息的迫切心理、美国商业市场的相对开放、在美国容易获得居住权、移民较易融入华人社团，这些都成为中国情报机构广泛使用非官方掩护身份的原因。

情报员的类型

正如我们可以将情报官分为官方掩护情报官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一样，我们也可以对形形色色的情报员分类。情报员基本可分为两种：一是情报官做好准备工作后招募的情报员；二是不请自来者，他们自愿帮助外国情报机构，某些时候确实是步行进入大使馆的。

通常认为被招募的情报员更加，因为情报官在招募之前有机会研究他们的特点和动机。另外，之所以招募这些人员，是因为他们能接触重要情报。但是，人员的甄别与招募是一项费力、耗时的工作，而且也无法保障那些潜在人选一定会对招募企图作出积极回应，哪怕他们经历了最细心的审查和挑选。

与此相比，不请自来者自然令人生疑。所谓的自愿者可能是受他自己国家的情报机构派遣来传递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或打探对方情报机构的运作方法，或为了给对方情报官员设置陷阱，以达到逮捕或驱逐他的目的。但是，如果情报机构过度怀疑不请自来者，也有可能错过轻松获取情报的良机。不请自来者开始被忽视、拒之门外，成为极有价值的情报来源，这样的例子在情报史上并不少见。

此类事件中，关于弗里兹·科尔比的案例比较著名。他是二战期间德国的外交官，负责筛选德国各驻外使馆发回柏林的海量电报。这些电报常常触及敏感的外交、战略、军事及情报内容。几经努力，科尔比还偶尔担负起官方信使工作。1943年8月，他携带近200份柏林外交部的档案来到瑞士。他首先与英国驻伯尔尼大使馆接洽。由于怀疑科尔比为"挑衅性的间谍"或德国卧底，英国大使馆回绝了他。他转而又找到了美国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艾伦·杜勒斯。杜勒斯虽然谨慎，但没有谨小慎微到英国人那种程度。他开始与科尔比合作。后来，科尔比多次来到伯尔尼，提供了超过1500份的德国秘密档案。科尔比可能是美国二战史上最成功的间谍。

除了根据类型分类外，我们还可根据提供情报的动机对情报员分类。他们之所以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种族、宗教信仰方面的动机；对自己国家的行动与意识形态感到失望；贪财；心理失衡，想为生活找点刺激；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因而报复政府；受到外国情报机构的胁迫。情报员充当线人动机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其所在社会的特点和外国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

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针对美国和英国的人力情报搜集史显示，美国人和英国人卖国的动机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到贪心和报复的实质性变化。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现共产主义对剑桥大学的许多师生(甚至包括一些家庭显赫的人)颇有吸引力，出现了对苏联非常有利的意识形态氛围。当时招募的学生，后来成为潜藏在英国政府中的苏联间谍的人包括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以及哈罗德("吉姆")·菲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