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代序：《诗经》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却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子曰”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曾固执地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它确实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其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说服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而不仅是经学，是学术。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无论是我们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收集编辑成书、分类标准的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己见而互不相容。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既然它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15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收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汉书 食货志》和何休的《公羊传注疏》，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 食货志》)

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传注疏》)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大量引用《诗》的《左传》也无此说法。不过我们却又无力反驳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500多年，空间辽阔浩渺——那么，《诗》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 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 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之时，如《大雅 板》《大雅 荡》《大雅 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恐怕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要把集中起来的诗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或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可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抗战之前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拾起。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但大家一齐都躲得起。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正如除非我们的联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被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我们还有这样的经验——不管这经验是来自自身的，还是间接的，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所钟爱的女子的出身后，可能恰恰损害了我们对她的纯洁感情。

综上所述，《诗经》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自孔子以来，陈陈相因，没有弄明白的事真是不少；而学者们的深文周纳、望文生义又增添了更多的新问题。《诗经》学是经学的重要一支，历代研究《诗经》的著作，《四库全书》已收录达146种之多(著录书62种，存目书84种)，这还不包括亡佚了的。而自清乾隆年间至今，又有多少著作，尚无统计，在今天学术受到高度重视与鼓励的情形下，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专著纷纷面世。我们在撰写此书前，曾去上海鹿鸣书店搜集当今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在该书店20多平方米的书室中，我竟很容易地觅得七八本刚刚出版不久的《诗经》研究专著。我在为祖国的学术繁荣高兴的同时，也有一些疑惑，这一类大同小异的“学术著作”到底有多少价值？我当然不想唐突学者，这几位学者都是极认真极辛苦地做他们的学问的，他们的功夫也很扎实。但如果一本书中，除了人人皆知的基本事实的叙述，自己的所谓一得之见寥寥无几，我想我们不能因其是按“学术规范”操作出来的、按学术文风写作的，就给予“学术著作”的待遇，予以极大的尊敬。而且，这所谓的“一得之见”，也仅仅是个人之见，它们往往并不能解决旧问题，却可能引发新争论。我不是说引发争论不好，诚如学者所云，这就是学术积累，并且“真理越辩越明”；也许“真理”确实可以越辩越明，但我们的学者们所争的，往往是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所谓“真相”。比如说，一首诗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谁作的，为谁作的，讽刺或歌颂谁的；一首诗中的某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等，对这类“真相”，我倒觉得，他们是越辩越模糊了。反正我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不说我还明白，他们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关于所谓的“历史真相”，我有两方面疑问：

及时，是否存在着最终的“真相”，是否有可能揭示最终的“真相”？

第二，即便我们找到了所谓的“真相”，到底有什么意义与价值？

关于及时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历史学”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正如历史本体在“历史学”中只是理论上的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一样，关于某些诗篇的创作真相也可作如是观。而所谓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在很多时候，就学术研究来说，是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对揭示真相感兴趣，我建议不要从事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不要钻故纸堆(因为故纸堆未必有关于某事的记录，即便有，古人的记录也未必就真实。办公室里今天有人打架，明天找在场的人叙述，不同的人叙述都可能不一样)，好的途径是想办法造出时间机器，让它把我们送回现场去。要说方法，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要说真实，这也才叫真实。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便我们找到了所谓的“真相”，是否对我们有意义与价值？比如说，当我们终于自己相信并对外宣传《卫风 木瓜》是赞美齐桓公的，《郑风 将仲子》是讽刺郑庄公的，你这种发现的“价值”是什么？你这种发现证明了《诗经》的价值了吗？增加了《诗经》的价值了吗？而我以为，用这种方法读《诗》，除了可以有一点“以诗证史”的价值外，恰恰是对《诗经》的贬低，是对《诗经》更多、更大价值的遮蔽。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历史，我们当然可以《诗经》注我，把它作为佐证使用(如果你的结论不是臆测的话)。但若是研究《诗经》，定不能如此瞎搞——至少不能把主要精力与兴趣放在这地方。

所以，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如谈及历史问题，我以为重要的不是去寻找所谓物理形式的“历史真实”，而是发现心理形式的“心理真实”；不是去寻找物质形式的事实，而是要去发现、发掘“人文事实”。

何谓“心理真实”？比如，《诗经》的305首诗中，体现了哪些价值观念？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哪些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文化观念？我认为，对这种“心理真实”的发现、指认，对其中有价值部分的发扬光大，比起一本正经地去研究某一首诗到底是谁作的、是为谁写的等等问题要有意义得多。

何谓“人文事实”？引一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屈原。学术界有人否认屈原的存在，又有一批人为之激怒而力证屈原的存在。他们争论的，乃是屈原其人的“物理存在”(或物质性存在)，但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汉代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诸人至今，屈原“存在”已是一个不容抹煞的“人文事实”？屈原所代表的那种精神与心灵，已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从而无法抹杀。这一点不是更重要吗？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那个所谓事实上的、物质上的、肉体上的“屈原”，到底存不存在，《离骚》等作品的作者到底是甲还是乙，有什么关系？因为问题的本质在于：不管此人是甲还是乙，是谁谁就是“屈原”。有《离骚》就有“屈原”。而屈原是甲还是乙，或《离骚》非一个叫屈原的人所作，本来就是一个假问题。“屈原”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是作为《离骚》等二十多篇伟大作品的作者而被我们回忆与尊敬的。他的价值也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精神，而不是那无法找寻的战国时代的枯骨。硬要把它还原为具体的人，真是愚蠢至极。

这本《美丽诗经》，力求避开繁琐的所谓“历史真实”，而尽力去追求“心理真实”，近20个专题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我们不去纠缠诗的作者、诗的时代、诗意所指的具体对象或作者的原始意图等问题，我们只是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感兴趣，而若《诗经》在一定数量的诗篇中对某一问题皆有足够的关注与大致相似相通的价值表述，我们就列为一个小小的专题来专门讨论。当然这只是一个仓促的开端，我们做得并不好。实际上，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依然是把《诗经》当“经”来读的。因为，就心理真实而言，《诗经》所体现出来的众多价值观念，是我们民族曾经拥有，并在后来得到发展壮大的，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诗经》中关于人情物理的众多诗意描写，也已成为相应的价值观念的经典表达。我们以为这些经典表达由于深入我们的记忆，并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引用与遵照，它便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思考人生、应对种种实际问题的价值起点。它仍是活的，且还在指引我们。我们以为，这就是“经典”的真正意义。

但《诗经》毕竟是“诗”，我们更要把它当“诗”来读。我们选取了40来首诗，略作赏析和发挥。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中，我们也尽力避免教材式的写法。我们没有对诗进行的分析，恰恰相反，我们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我们只是写出自己读此诗时的感动与感想，想用这种办法来挽救被过度学术化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及时章《诗经》

圣贤的经典

何为《诗》

关于《诗经》，一般的专业书籍大多这样介绍：“《诗经》是我国及时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这个解释虽然涵盖了《诗经》的几乎全部要素，但却是乏味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信息虽然正确，但当我们走过靠标准答案获取考试高分的学生时代后，这个解释却几乎不能对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情感倾向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在茫然和忙碌中学习如何适应这个繁杂的社会，我们在忙碌中几乎都忘记了自己，又还有谁在乎《诗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它就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与我们的生活了不相关，它不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价值，不能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不能让我们产生审美愉悦，它是什么又与我们何干呢？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它呢？

这本关于《诗经》的书，便试图用现代的眼光来重读《诗经》，了解沉淀在历史尘埃之中却始终熠熠生辉的《诗经》内涵；走进几千年来一直影响中国人情感品质、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的那个光芒璀璨的世界；用诗的精神超越世俗的浮躁和喧嚣，到达隐没在欲望和功利迷雾中的彼岸——我们的精神家园。

诗经》，从形式上说，是一本歌词总集，所收之诗全部是乐歌。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 孔子世家》)。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 公孟》)。百姓的生活离不开歌谣，朝廷的各种典礼要用乐歌，至于宗庙祭祀就更离不开歌舞了。在《诗经》时代，对音乐的这种重视，使“风”“雅”“颂”不同风格的音乐不但制约着诗歌的内容，还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形式：据说周人抚琴的节拍是四分之四拍，所以入乐的歌词也是以四言为主，而乐调的反复又使歌词有着叠咏的特点。

从内容上来说，《诗经》中充沛的激情显示出《诗经》最初的创作冲动乃是感情的——诗人面对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不禁有善善恶恶的冲动；面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也有喜怒哀乐，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也就是说，《诗经》305首诗，除了大雅及三颂中或许有命题作文，是为了载道或宣扬某种道德信念，宣扬历史伟大的功绩外，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具体的事件引发特定的情感反应，然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

据说由于孔子参与了这部诗集的整理工作，并在他的私学中用它作为教材，又对某些诗篇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诗经》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受到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成为“五经”之一，更成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随着《诗》成为《诗经》，这部文学作品遂成为全民思想教育的教材，知识分子的晋身之阶，跻身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诗经》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对于它的研究必然成为封建社会的显学。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逻辑和科学知识，在很长时间中《诗经》的传授和研究只能在释经和考据中钻进牛角尖。这种研究把《诗经》作为治国安民的政治教材。从为《诗经》作序的毛亨开始，经过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最终形成了以政教伦理为读诗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说诗体系。他们将诗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归到政治伦理上，将诗中所发生的故事和事件都用来印证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重要事件，《诗经》在这条阐释道路上成为了“诗教”“诗史”“诗政”。千百年来，无数学者固执地在《诗经》那些优美的文字中揣摩着圣人的道德和先王的训诫，希望能寻找到修身治国的“圣王之道”。当生活的意趣和性灵的自由都被先哲们安排上种种道貌岸然的哲理和准则，生活中的轻松和自得便消失不见，爱与哀愁也变成生硬的历史事件的投影。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其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据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这使许多学者皓首一生只给《诗经》研究这个迷宫多添加了几个死胡同而已。

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西方科学文明的传入，《诗经》也走进了全新的时代。一些传统课题得到了深化，一些新的课题进入了研究的视野。现在《诗经》研究向着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似乎被人们忽视了，即《诗经》变成了其他科学研究的材料，变成了我们研究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的征引资料库之一。《诗经》本身却不见了，被肢解了，被拆零倒卖了。一句话，我们已经不是在研究《诗经》了。

当然，在历来的《诗经》研究中，除了以《序》说诗，使《诗经》脱离创作实际而走上“意义化”的死胡同外，还有以诗说《诗》一路，还诗原本为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与思想情感的民歌的本来面目。将《诗经》还原为一部审美抒情的文学作品，一直被认为是《诗经》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我们以为，这显然还不够。

诗经》不仅从本质的创作冲动上讲是“诗”，而且从其对民族心理的揭示、对民族文化的展示、对人性的发掘及其表达的高度概括和艺术性上来讲，它无愧于“经”。它是一部“诗”集，但决不是普通的抒情诗集。它是我们民族最原始的情怀和道德感的表现。这就使得它又高于一切其他诗集而成为“经”。所以，我们可以在全新的意义上重新给予《诗经》经典的地位。

诗经》被称为“经”，不但指它是一部儒家思想哲学的重要典籍，也不单单表明这是一本关于诗歌的经典之作，它还是一部记载当时农业生产、历法、战争、民俗、婚嫁等社会生活的经典之作；它还是表达喜悦、快乐、悲伤、怨恨、痛苦、思念、绝望等人类情感的经典之作。我们生活中的所有角落都能在《诗经》中找到经典的映射，我们心灵中的每一次悸动都能在《诗经》中找到经典的诠释。《诗经》是一部关于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生活的经典，这才是《诗经》的好定位。

诗》从何来

关于《诗经》形成的最广泛的说法便是“采诗说”。前序中提到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班固的《汉书》和何休的《公羊传注疏》。《汉书》中除了前文中讲到的《食货志》中的记载，还有如下说法：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 艺文志》)

可见班固与何休两个人的说法略有些不同。班固认为古代有专门司职采诗的部门和官员，他们到各国采诗，归来献于太师；而何休则认为采诗并没有专职部门负责，各国自行采集，献给天子。

上述二人虽将采诗者的身份、采诗的方式和采诗的过程表述得非常具体，唐代的孔颖达编的《毛诗正义》也支持他们的观点，但“采诗说”却一直遭到学者的质疑。清代学者崔述便提出《诗经》编集时代长达500余年，为何“前三百年所采殊少”，“春秋千八百国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的疑问。而较大的疑问便是这样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不可能不在典籍中有所记载。但无论是《春秋》《左传》，还是《周礼》等先秦典籍中，我们都看不到有关采诗之官和采诗之事的记载。而记载采诗之事的书籍，都出自汉人之手，如刘歆的《与扬雄书》、扬雄的《答书》、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因此，现当代普遍怀疑先秦时期的采诗制度是否真实的存在，认为所谓“采诗”是汉人根据汉代的乐府采诗制度而作出的推测之词。

但是，在漫长的500年间，作为王朝的乐师，为了配乐和典礼的需要，用多种渠道和方式去搜集民间诗歌或者士大夫的作品，还是可能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散落在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的诗篇，如果没有经过采集和整理的行为，怎么才能集中起来。所以，即便采诗制度不是每个王朝、每个地区都存在搜集采诗的方式，也许不如汉代乐府那样规范，但《诗经》的形成不可能没有采集和整理这个过程。

关于《诗经》形成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献诗说”，它指的是贵族和士大夫们为了表达对政治的评价，揭露时弊或者表达个人的怨恨和愤懑之情而作诗以献。除了采诗，献诗也是《诗经》中的诗歌可以集中在一起的一个主要渠道。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 周语上》)

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左传 襄公十四年》)

天子五年一巡守……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 王制》

通过这些并不多见但已充分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确存在着献诗的制度或风气。《诗经》中相当一部分诗歌，来自于春秋列国贵族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