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趁年轻孕育宝宝，那好不过。但是，不论哪个年龄生下宝宝，都有其不可言喻的优势和价值。而这优势和价值，只有当事家庭才清楚。

我那热爱工作的母亲生我时也是高龄初产，而且只生了我一个。受战争的影响，晚婚的父母起初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据说他们当时最期待的事是能入住宽敞明亮的公团住宅(译注：政府出资建设的具有保障福利性质的住房，相当于我国的保障房)。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45岁。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每当父亲外出工作，我从窗户看着他那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就会有“父亲离我而去，不再回来”的奇怪感觉。最终我的预感应验，在我20岁时，父亲与我阴阳两隔。

提到高龄分娩，人们都会想到“父母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倒下”等诸多缺点。但对我而言，不仅博学广闻的父亲让我特别自豪，护理父亲的那些日子也让我收获颇丰。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深刻思考生命的意义。我意识到：虽然父亲的生命已结束，但我身上还有父亲的遗传因子。

在这时首次思考是否生孩子的我，分别于26岁和29岁各产下一子。35岁时，我打算生第三个宝宝。在经历一次流产和短暂的不孕后，于37岁生下三宝。因此，我可以说是高龄分娩的过来人。在托儿所的妈妈中，我年龄较大。不过，转眼间，三宝都上高中了。

我开始注意到现代分娩中隐藏的危机——“卵子老化”，是在三宝7岁的2003年。当时我正在某周刊杂志从事不孕治疗的采访工作。我在美国CDC(美国疾病管理预防中心)的网页上浏览日本尚未统计过的体外受精怀孕率时发现，与我的年龄相仿的40多岁女性的怀孕率几乎为零。看到这个数据，我备受打击。这让我想起了一直想生宝宝却未能如愿的朋友们。

本书及前著《未孕——无法决定是否“生”》(NHK出版生活人新书)都是这次打击的产物。最初文春新书编辑部请我写一本关于高龄分娩的书，由于我想加入“怀孕的阶段”，于是便有了现在这本书。

囊括了从怀孕到育儿等多方面内容的本书，从构思到形成文字都颇为艰难。虽然高龄分娩以普通分娩居多，只有极个别人会经历惊心动魄的场面，但经常撰写分娩方面文章的我，清楚地知道高危分娩者的辛酸与不易。有段时间，我在拥有宝宝的幸福和高龄的风险间犹豫不决，对于高龄分娩，不知是该劝阻还是应鼓励。在我写不下去的时候，编辑部的池延朋子告诉我：“是否选择高龄分娩，应由读者本人决定。”她的话，让我豁然开朗。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多方人士的帮助。除了本书介绍过的人物外，还有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母性医疗诊疗部不孕诊疗科主任斋藤英和医生、东邦大学医学部名誉教授久保春海医生、广岛HART医院理事长高桥克彦医生、府中之森土屋妇产科院长土屋清志医生、东京大学医学部加龄医学讲座助教近藤祥司医生、东北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吉泽丰予、日本遗传顾问协会理事田村智英、育儿研究班“see mom、be mon”代表木野内叶子、抱着“如果能让今后分娩的人受益”的心态与我分享分娩经验的24名高龄女性等。此外，Digital Boutique株式会社的安西正育社长与社员俵屋昭、原社员仓本淑子等人，在该公司运营的日本屈指可数的分娩、育儿信息网“Baby Come”开展多次网络调查，为我收集了近900位育儿人士的心声。平井樱帮我把复杂繁琐的数据制成了简单明了的图表。

包含医学上建议的本书，及时章、第二章由梅之丘妇产科医院院长辰巳贤一医生，第三章、第四章由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及时妇产科副部长笠井靖代医生审阅。对这两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我审阅的医生，以及一直耐心等待我完稿的文春新书编辑部的池延朋子，我深表感谢！

生命总有24小时会结束，孩子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孕育。

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它有时间上的限制，所以才有其光辉灿烂的价值。本书若能唤起更多的人关注孕育孩子这件朴素而神奇的事，我将倍感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