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荡的生活时代

历史上从明英宗(1436—1449)到明神宗(1573—1620)，称为明代中叶。在此150多年期间，有过五朝天子。

李时珍(1518—1593)生活在明中叶的后半段，经历了正德(武宗)、嘉靖(世宗)、隆庆(穆宗)、万历(神宗)四代王朝统治。

李时珍逝世后刚好半个世纪，明王朝就覆灭了(公元1644年)。

李时珍生活的年代处于16世纪，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历巨大震荡的时期。

明正德、嘉靖时，已经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到了万历期间，更趋明显。但万历、天启之后，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到了阻碍。

社会发展的环境、政治文化的冲突给李时珍的成长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我们在了解一代英杰的成长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取得的成就之前，需要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发展有一定的了解，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他是十分必要的。

在公元16世纪以前，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占据着人类文明领导者的地位。但在16世纪以后，人类的文明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欧洲大陆开始崛起，亚洲大陆开始沉沦。

在16世纪之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约175项产生于中国，占总数的57％以上。

中国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手摇纺车；到汉代出现了脚踏单锭纺车和提花机；三国时期出现脚踏3锭纺车；宋代出现32锭水力纺车和更先进的提花机。而欧洲，在14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比中国晚了1500多年)，16世纪之前一直依靠“丝绸之路”来获得中国的纺织品。

16世纪之后，西欧国家后来居上，出现了自动纺机，将纺线和卷线过程合二为一。英国在这一时期发明了以水力机械为动力的卧式织布机、起绒机、漂练机等，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迅速成为世界纺织工业的领导者。

在冶金业方面，中国在公元前600年的春秋末期开始冶炼生铁，比西欧国家早了1700多年。但西欧国家只用400多年时间，在16世纪就达到了中国用2100多年时间达到的冶炼技术水平。

在造船业方面，15世纪中国明代的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每次“巨舶百艘”，其中较大的宝船长48丈、宽18丈，船队的各种工匠、水手、差役、医师、兵士等总数多达27000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60年以后，哥伦布远洋航行美洲，他所带领的船队只有3艘小船和总共88个人，较大的“圣玛丽号”仅5丈长、1.8丈宽。

这两支船队所代表的造船业水平，竟有天壤之别。

而16世纪之后，中国逐渐失去了这种经验丰富地位，这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是有着重要联系的。

中国与西方在政治文明上的巨大差异，除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精神观念方面：在西方，富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经济独立而获得精神独立，因此有条件发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以各种先进的“异端邪说”不断冲击正统观念和，致使社会思潮处于觉醒和开放状态，有力地支持了社会变革。

16世纪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在这个世纪前后，中国与西方不约而同地发生了重大的改革事件：中国的张居正改革和西方的宗教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张居正领导的改革未获成功，所以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了；而由于宗教改革取得成功，所以西方国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当时全国出现了土地兼并狂潮。明初全国土地有850万顷，而到孝宗弘治十五年却减为423万顷，减幅50％以上。由于皇帝和王公贵族、官府的土地免交税赋，“官田”的无限扩张直接导致国家税收锐减。加之地主豪强勾结官府，滥减滥免应收税赋，致使国库亏空，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明王朝为了转嫁危机，不断加重对农民的苛捐杂役，这又造成大批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弃业逃荒，流民起义连年爆发，形成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同时，专制体制特有的内部腐败，统治集团的堕落，致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在社会政治危机激发下，统治阶级中(以张居正为核心人物)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

张居正(1525—1582)于公元1572年出任内阁首辅大臣(宰相)，当时的神宗皇帝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针对改革，张居正明确提出，改革的宗旨是“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改革的方针是“强公室，杜私门”。其要义在于把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把经济权益集中于政府，通过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平息激烈的社会矛盾。其改革的主要形式包括：行政方面，实行“考成法”，督促和考核各级官吏的工作绩效和能力，运用竞争性的人事政策提高政府效率；经济方面，兴修水利、清查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新税制。

“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一是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丁役合并为一；二是国家所需的劳役，可以出银代役；三是赋役均以银两折算交纳，按田亩分摊征收。“一条鞭法”不仅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上赋役制度改革的重要事件。此法一出，发生了赋役制向租税制的根本改变；按田亩纳税办法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均衡了地主和农民的负担；以银纳税则有利于削弱人身依附关系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简而言之，张居正改革是一场由统治集团领导人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自我改良运动。而最终，张居正的改革由于未发动社会民众参与，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得罪了那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人，结果在张居正死后，改革的反对派立即进行疯狂报复和反攻，无能的皇帝听任他们对张居正实行抄家、开棺、逼其长子自杀，并定张居正为“千古罪人”。除了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张居正的改革政策尽被废除，由此给张居正改革画上了失败的句号。

改革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发展停滞了。

16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环境也是动荡不安的，各种学派的兴起不仅影响了科学的起源，而且也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因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化风尚、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世人对科学的看法和态度。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有才华的人参与科学的热情，研究者的探索动机和心境、研究方向和课题的选择——这一切无不与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李时珍的科学创造与当时的文化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科技发展，都不可能与当时的科学文化发展背道而驰，李时珍也不例外。

明初，由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所倡导的“程朱理学”占有统治地位。宋濂、方孝孺、薛碹等儒学大师都尊崇程、朱学说。明太祖朱元璋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标准，明成祖朱棣主持编纂了宣扬“程朱理学”的《性理大全》等书。“程朱理学”鼓励的道德教育只是看大家的行为表现，按统治者的意思来说就是：人民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天道，这是真理。国家给道德好的人树立牌坊以示鼓励。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出了不少的道德者，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把道德礼仪当作制度和表面工作来做了。

官方的倡导左右着学风。这种不利于学术争鸣的气氛，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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