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无叛徒`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中共“美女间谍”

如果她还活着，今年正好90岁。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90岁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牺牲的，那时她才24岁，花一样娇艳的年龄，加上她天生丽质，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战友与同志心目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美丽。

她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其实她的名字有好几个：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就因为她的名字太多，从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故而在她被敌人残杀后的几十年里竟然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到了1982年——在烈士牺牲37年后，中共四川省委的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元帅出面证明，才算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这是叶帅在听取一位解放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报告了四川省委复查组在对当年发生在重庆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复查时，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张露萍时说的话。

后来叶帅又专门向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复查组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情况：40年代初，我党两名同志打入了的特务头子戴笠内部，后来暴露了。24小时，有一个叫冯传庆的人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派人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冯传庆的案件主要与张露萍有关，她是当年由党在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曾希圣亲自派去在敌人心脏建立的“电台特支”负责人。

张露萍的故事迷离复杂，从她牺牲的1945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位有“中共美女间谍”之称的女共产党员，牺牲后却一直不被有关组织部门所认可，一般公众就更不可能对这样的英雄有所了解了。但即使这样，从解放初一直到张露萍烈士被正式确认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年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有一位老人总要到一个无名烈士墓前去祭扫，这个老人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老头”原型人物韩子栋，老人后来当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他在敌人的白公馆监狱和贵州息烽监狱都呆过，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所以他坚信她和那六位与她一起被敌人枪杀的年轻人都是的共产党员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有着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确实，凡是看过一次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我相信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张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谍战”故事，其惊险复杂、曲折迷离的故事，远比《暗算》、《潜伏》等电视剧要精彩和生动。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谈到张露萍打入军统一案时，曾说：“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差点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一生的奇耻大辱”。

这也难怪，当时国民党最核心和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并不时地将重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共延安总部，能不怒发冲冠吗？

所有这一切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间谍”有关。张露萍的故事的精彩与传奇也在于此。

上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总部的电讯总台，设在当时的山城重庆较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这里的一座小楼时刻戒备森严，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息，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显示了这里的每一个细微风声都充满了神秘和紧要。

1940年的24小时，这里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那一刻特务总头目戴笠，差点把嘴都气歪了！

你想，从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到电讯员张蔚林、王席珍、赵力耕、杨洸、陈国柱这些电台的骨干，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戴笠的面子何处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还何在？延安的共产党能不赢才怪！

出事的那24小时，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毙了你！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如何如何的严密！实际上是人家共产党早钻进了你的心脏，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马上查！否则……”戴笠从来不曾这么丢过面子，他下令立刻把电台总台台长抓起来。军统的一位所长叫毛烈，不知何故，给共产党员、电讯员张蔚林写了一封信，戴笠不听任何申辩，拔枪就把他枪毙了。

抓到中共“红色电台”的“犯人”之后，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秘书、司法科长和军统特别行动处几位处长等人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几张熟悉的“男犯”脸，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记耳光，可这些被打耳光的年轻人竟然对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根本不放在眼里，还在嘲笑他、骂他。再看看的一位女共党——他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

“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戴笠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这对戴笠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认是周公馆——共产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共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员竟然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遗爱祠来玩的。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继续打！”

“继续再打！”

但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这样，中共“红色电台案”的7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审讯，笑敌人无可奈何，笑他们自己是光荣而坚强的共产党员。

笑得最美丽的自然是最年轻和漂亮的张露萍。那一年她才19岁。是这群让差点把戴笠这样的“忠臣”都要革职的年轻共产党员中的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共产党员。她感到自豪，感到对得起她的组织——亲爱的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骄傲的，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这条革命道路上，因此一曲“黄河之滨……”总会让无数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无比的力量。她张露萍自然就是这批青年人中的姣姣者。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

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

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

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并在每次学校拉歌时，她总是特别有劲头拿出这首歌来指挥她的战友们跟人家比赛。她指挥这首歌时异常投入，而且总能取得胜利，因此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张露萍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干一场”的就是她。

不久，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24小时，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捷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绒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的“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在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懒散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有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正是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在她到来之前，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等中共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居地，到处是国民党特务。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见你们的较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和曾希圣等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青年来了，和曾希圣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受他扶了扶黄色金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地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敌人的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青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我们调查和研究后，栽通知你去不去延安，好吗？”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理解。”年青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问题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这次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另一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俩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俩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视教育和考察之后的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向中央和同志也作了专门汇报，组织决定要重用这个通向敌人心脏的“特殊渠道”。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同志为介绍人。十月的24小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和曾希圣等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同志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较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组织的首脑机关里，有了这样及时批年轻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员，可想而知，军统的所谓“固若金汤”必定会冒出莫大的笑话来。

张蔚林、冯传庆等秘密共产党员，整天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能让敌人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的大题目。正当和等为此事犯难之时，延安来的美女——张露萍的出现，让灵机一动，向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的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的内行们的意见，结果都与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24小时，张露萍从外面回到周公馆，就把她找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由她去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任务，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障完成好任务，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年11月底，张蔚林便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的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与之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等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一台台“X光透视机”，把蒋帮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透了个通体给我党我军。负责情报接收的雷英夫同志曾在解放后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张露萍他们提供了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她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她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就在“军统电台特支”的这群年轻共产党员们全心全意、英勇奋战在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得源源不断情报的紧要关头，一件意外的事，让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因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这时，张蔚林十分紧张，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会不会暴露等问题。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之际，逃了出来，并径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了此事。

军统这边，马上发现了张蔚林的逃跑，于是特务们迅速搜查了他的住处，从抽屉里发现了有张露萍写给他的一封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馆这边在听取张蔚林自己的陈述后，在并不了解敌人已经对他的宿舍搜查之时，认为张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现在扣押他可能只是为了惩罚，倘若现在逃跑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建议他还是先回去，以观后情再定。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他的恩师董益三的家门。但这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后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材料……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二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冯传庆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张蔚林谎称要取钱用，求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了当，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于是几位地下党同志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拨枪就把毛烈给毙了。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

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机警地翻后墙走了。冯传庆一路狂跑，竟然“飞”到“周公馆”。这时，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紧追不舍，知道坏了大事。气喘嘘嘘的冯传庆一进周公馆就要求见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因为他不认识其他人。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贸然让他去见，于是临时决定由一般干部陈家康去见了冯传庆。冯传庆简单地把情况讲了一遍，然而异常紧张地说他们已经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在抓他，现在无路可走，只有到这里来请组织上想办法。一听这个情况，周公馆的同志便向作了汇报，马上从三楼走下来，问冯传庆到底怎么回事。冯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我是翻墙跑出来的……”又补充说：“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朝他摆摆手，脸色异常严峻地：“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

冯传庆望着的表情，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