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艺术而生活的人

人物采访：黄立平，武汉合美术馆馆长

采访时间：2016年4月22日晚上9点

采访地点：湖北省美术馆咖啡厅

“方力钧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无论是宗教问题、哲学问题，还是种族问题、政治问题。我跟他交谈总有理性的倾向，他也总会用理性的方式来回应。每当这样交流的时候，方力钧所展现出的状态就跟他那种标志性的调侃、玩世、不拿自己当回事、不拿当回事，也不拿别人当回事的风格形成强烈的反差。方力钧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创作是水天一色。我的直觉，他的陶瓷作品会给陶瓷艺术打开一扇新的门。”

—— 黄立平

我认为，从美术馆的角度看，一切艺术史都应该是当代史。我们只有把着眼点放在正在产生变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观念方面，美术馆才有文化存在的意义。那么，哪些艺术家和艺术现象是合美术馆所感兴趣的呢？

首先，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思想观念的大变革时期脱颖而出的艺术家；其二，是已然卓有成就，被社会公认，却不断自我超越，持续实现惊人突破的艺术家。方力钧正是这样的艺术家。当然，为这样一些已经在艺术上确立一定历史地位的艺术家举办通常的个展，并不是合美术馆的目标。我们希望从个案研究的维度上做一些具有学术深度的工作。“手稿研究展”——正是我们精心选择的一个方向。方力钧手稿和文献资料丰富，却系统挖掘整理不够。过去20多年，尽管他在国内外举办个展无数，却没有系统展示过手稿。

当代艺术的可爱之处，在于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不受限于任何先验的标准，艺术家可以采用任何文化资源，在乎的是新思维、新观念、新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新的精神格局。当代艺术特别吸引我的还在于有机会跳出作品之外，直接与艺术家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通过做方力钧的手稿展，这两年我和他有了数次近距离的接触。方力钧给我最直观的感觉是，他是一个自由艺术家，这是他的身份，也是他的状态，更是他的价值特点。他没有在体制内，没有受到体制的约束，没有太多需要迎合、迁就、妥协的东西，甚至屈服的东西。他按照一个艺术家的文化判断和他的兴趣、才华在进行创作。我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家正常的创作状态。只有这样自由的创作状态，才可能产生跨时代的艺术作品。

方力钧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无论是宗教问题、哲学问题，还是种族问题、政治问题。我跟他交谈总有理性的倾向，他也总会用理性的方式来回应。每当这样交流的时候，方力钧所展现出的状态就跟他那种标志性的调侃、玩世、不拿自己当回事、不拿当回事，也不拿别人当回事的风格形成强烈的反差。

艺术家往往相对比较自我，因为他就活在他的艺术世界里面，对世俗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的一些规则、对别人的情绪、情感，往往比较忽视。而方力钧在这方面却显得很另类。他很随意、自然但不失礼貌；很懂得尊重别人，这跟他自己内心高远的追求目标和艺术上的企图心并不矛盾。其实越有理想的人，在跟别人相处中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越谦虚的，所以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把这两者体现得比较协调是难得的。但是，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必然的。因为他在自由创作状态，当他真正跟艺术史、跟未来建立关系的时候，他的精神构架会超越常人，也超越以社会性和集体性见长的体制内的很多人。他能够做到既不屑于世俗，也能够同时做到深刻洞悉世俗并流变于世俗，这或许是自由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吧。

方力钧是一个性情中人。首先，我对他朋友相遇通宵达旦地喝大酒印象很深。这是否就是尼采所说的那种酒神精神我说不好，或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至少可以断言，这是他自由的创作状态的性格化表现。就像很多人愿意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开会一样，他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朋友把盏言欢。这成了他的一种生活状态，要么创作，要么就喝酒。这种状态是他艺术生活的基本样式，也是他精神世界外化的基本形式。

我以为醉是一种境界。方力钧喝酒的过程很忘我，醉是必然的。醉了当然就无语。喝酒的状态不外乎要么情不自禁，要么就一言不语。他在进入到醉的过程是一个忘我的过程。忘我是一个非常艺术的状态，因为他被他感兴趣的事物、灵感所牵引，而不是被自己的理性牵引而进入状态，他是兴致的使然，才激发智慧和想象力的一种方式。而这种状态是艺术率性的状态。我有一个判断，艺术家的自我不应该是自我封闭、离群索居，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视觉艺术创作，对生活的热爱和关注，对亲情、友情的珍惜，对爱情的向往是艺术的源泉与动力。只有乐于与人相处，才能深入人心；只有真正进入时代的生活场景，才能把握时代的特征。

方力钧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比如说很多朋友在一起聚会，他是一个能够产生话题、掌控局面的人，这种掌控不仅不会让人反感，反而让人感觉很。他的情商很高，总会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们在这一点上比较类似。我们有一次晚上聚会，我喝高了，酒后把在场的所有人逐个点评了一遍。当时说了什么，自己也都忘了，后来问起，大家都不反感。这样的事方力钧常干。我们的不同之处是我即便喝高了也是理性的，而他却能放开，有时正话反说；有时插科打诨；有时话说过头了，他又能马上绕回来，让人下得了台。

我觉得这是一种语言情境的营造，也是为了活跃气氛。真理和诡辩经常是一线之隔，用诡辩的逻辑技巧去制造话题是一种方法。比如说他可以编造一种事实去制造一个悬念，导入到他想表达的观念。我评价一个人，总是从三个维度看，智商、情商和德商。智商和情商前面说过了，关于德商，方力钧是一个很仗义、很讲信用的人。他从不占别人便宜，总会为别人着想。朋友有困难，他总会伸手；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事，也从不会含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的人缘很好。

你问我关于成立“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档案库”的事，这件事方力钧跟我谈了三次，总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特别是黄专去世后，其临别的话里提到对当代艺术史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处理问题，说明建立当代艺术档案库的重要意义。他对艺术史的尊重和情怀让我很感动，充分体现了一个划时代艺术家的严肃的侧面。他从内心里面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是一段创新的历史，这段历史跟人类的文明和世界艺术的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值得研究、值得记忆、值得尊重的一段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如果我们忽视了它，看低了它，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是不利的。

我们经常讲到中国传统美德里面的一种儒家价值观叫做“达则兼济天下”。方力钧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首先是一个凭艺术谋生，通过自己的工作养家糊口的人，而他把自己的工作跟这个时代建立起关系，跟这个国家的未来建立起关系，跟艺术的未来建立起关系，这正是“兼济天下”的含义。

方力钧及时次、第二次说这件事都没有引起我特别的重视，我认为我们合美术馆应该做我们份内的事，档案库是其他官办文化机构该做的事，这不是我们的义务。但是他那么热心地想做这个事，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历史。作为艺术家我觉得他很难能可贵。原来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合美术馆该做的事，我们就做好一些重要个案，不可能做所有的个案，没那么多精力、人力和资源。但是现在他把我们推到了要承担更多责任的路上来。

在接受你采访之前，我于两个月以前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了。我们合美术馆拿出来一个专门空间，配备专门人员系统搜集重要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多种专题研究，还提供研究的条件让研究者、学习者有机会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坚持把这项工作深入下去，未来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就不会远涉重洋去美国、日本，甚至香港，而在自己家就能做到。甚至世界上的研究者要到中国来。这样的文化建设就大有意义。

在20世纪90年代，方力钧的光头形象，以及这个光头符号的表情的确切中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一点栗宪庭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的文章对“玩世现实主义”的概括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方力钧的“光头”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呢？因为他所表达的是那个时候人们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的艺术呈现方式是以那个时代为当代性的点，传统的绘画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做到了。就是说看到那些图像就能够看到那个社会和那个时代的缩影，所以这是方力钧成功的表象。但是，我认为内在原因跟他是自由艺术家的身份有紧密关系，因为只有他在自由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才能够理解社会的表现。他没有受到身份的裹挟和身份对这种判断的误解、曲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艺术性的呈现。无论是国外的媒体还是国外的批评界对此是公认的。至于解读有可能是不同角度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在那个时期的一种时代特征，他超越了传统艺术形式的一个最突出的时代印记。

方力钧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这样一个标签的状态，他一直在往前走。“光头”之后还有不少亮点。特别是去年又创作了一批了不起的陶瓷作品，他的陶瓷作品悄悄地给陶瓷艺术创新打开一扇新的门。可以说，这是我多年来内心非常期望的东西——具有当代艺术意义的瓷器。做观念艺术作品要具有独特的表现力。方力钧有技术基础，又有思想深度，所以他能够造就全新的东西。过去陶瓷的变化要么是造型、装饰，要么是釉色、炉温。他搞出了结构性的变化，不可控的造型变化，带有革命性。传统陶瓷的审美标准的基础是形的周正、稳定、精准。一旦变形，这件东西就废了。而他要的就是形的变化的不可控性，追求的是不确定性，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瓷器艺术观念。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方力钧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生活和创作是水天一色的。他就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人，也是一个为艺术而活的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家，方力钧正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他一定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