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 世纪与21 世纪之交，现代性问题——包括其过去的发展与现时的制度形式——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早已意识到社会学与现代制度的浮现之间的关联，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不仅这些关联比我们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也必须与对社会学分析前提之重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能动机制、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之程度以及其在全球所发挥之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的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都迥然不同。然而，这些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事实上彻底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也影响了我们经验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来对现代性加以理解；然而，由现代制度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之嬗变，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个体生活融合，进而与人的“自我”(self)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日渐增多的相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的禀赋。本书的目标即分析上述这种相互关联的实质，并提供一套用于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框架。在导论中，我将尝试对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在整体上给予总括的概要论述，所以我也期望读者能容忍这种写作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个别性的重复。

尽管本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自我问题，但它毕竟不是一本心理学著作。本书所要突出的重点是考察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机制的出现。这种新的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的诸多制度所形塑，另一方面也同时形塑着现代性诸制度本身。自我并非一个被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人类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如何具有地方特性，每个个体都会对那些在后果和启示上均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有着直接的促进和增强作用。

社会学，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身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之内在要素，而这些内在要素也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其他所有形式的操作手册、辅导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性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的反身性之形成。因此，在一些不同情境中，我会大量地参考社会研究成果与实际的“生活指南”，这一策略并非一种为了一个确定的主题提供文献佐证之手段，实际上其本身就是我所要寻求确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一种征候。这些成果和指南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作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总体而言，本书的核心更多地体现的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特征，并且，在论述的一些关键之处，我会依靠理念形态的(ideal-typical )研究路径来阐明我的观点。我试图在现代性的核心部分寻找出一些与自我反身性进行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但我并不准备从细节层面去讨论上述过程在特定情境中会如何进行，或存在何种例外与反向趋势。

开篇及时章便为整个研究划定了一个框架。以一项具体的社会研究为例证，该章节评估了现代性发展的几个关键方面。除了制度反身性之外，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还包括时空重组这一深刻过程，并辅之以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 )的扩展——该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强行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对其加以重新组合。时空重组，加之脱域机制，使得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与实质发生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然而在这种秩序下，传统和习惯等秩序保障机制并未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替代。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特征，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塑了当代社交世界中一个总体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将极端怀疑的原则制度化，并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理论假设存在着，即某些观点理论上可能非常正确，但原则上却随时可被修正，在特定时刻甚至有可能被丢弃。日益积累起来的专门知识体系既构成了重要的脱域影响，同时亦体现着的多种来源；这些来源处于经常性的相互竞争状态，并产生出不同的效果。在我所谓之“极盛”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以及自我所赖以存在的更为宽泛的制度场景，便不得不以反身性的方式出现。然而，这个任务必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化的选择与可能性中方能得以完成。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的情形下，信任(trust)与风险(risk)这一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性内涵。我的观点是，信任是人格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般性现象，它与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的世界也有着显著及特定的关联。在其一般的表现形式中，信任与个体对本体安全感的早期获得直接相关。婴儿与护理人员之间所建立起的那种信任提供了一种“疫苗”，使其得以屏蔽掉潜在的威胁和危险，而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单调平凡的活动也难以避免这些威胁和危险。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