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理性深处也许就是这样的感觉——社会现象世界是错综复杂的，无论你认为这一想法是多么天真。复杂性既让我着迷，又困惑了我大半生。如何阐明部分的复杂性,整理它,而不是对它感到沮丧或被它打败？如何不要因为过分简化了其存在而回避其复杂性或扭曲了对其的阐释？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抽象化(理论)必然是简化的，然而为了深入理解，为了梳理，某种程度的抽象又是必需的。如何在扭曲和概念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Strauss, 1993, p.12

每当作者被要求去修订一个文本时，总有这样一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他们会说："还需要再修改吗？在过去的版本中，一切不都已经说过了吗？"我曾经就是这样想的，然而当我阅读本书第2版的时候，我意识到，自从本书出版以来，无论是质性研究领域还是我自己，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我阅读现今有关质性研究的文献时，似乎我的理性是在恐龙时代学习成长起来的。带着我内在的价值、信念、态度，以及我的专业知识和时代，我相信我所听到的，并将其记录下来。但是有24小时，我环顾四周，竟然发现自己已经被贴上了"后实证主义者(post positivist)"的标签(Denzin, 1994)。"哦，亲爱的，"我想，"我已经被归类并贴上了标签，就像我们在质性研究中所做的那样。"这看起来就像是在我平常去上班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质性研究革命。作为这场变命的一部分，"解释(interpretation)"这个从前质性研究中的"代名词(by-word)"。变得"过时了(passé)"。新的质性研究术语集中在让参与者为他们自己说话。而且，现在人们能够接受"追求本土化(go native)"，而这在过去则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了解我的研究世界，像蛋形人(Humpty Dumpty)蛋形人(Humpty Dumpty)是英语童谣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曾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出现，在英语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译者注那样，当"客观性"这个概念因为不可能实现而消失了的时候，我的研究世界崩溃了。与成为"客观的研究者"相反，后现代运动恰恰将研究者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然而，对我的研究认同最致命一击的是，有人认为，能在资料中把握"实在(reality)"的观念(notion)只是一种幻想。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有"多重视角"。后现代时代已经来临，一切都已经"被解构"和"重构"。

毫无疑问，当我听到这些新的理念时，我只是有点儿愤怒，也有点儿担忧。我担心研究者会变得"过分关注他们自己的肚脐眼(navels)"以及"讲述动听的故事"，以至于忽视了研究的目的和责任(至少从我的观点来说)，而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生产经验化知识的专业躯体。最重要的是，我担心，无论质性研究在"科学世界"中已经积累了什么样的信度，它们都将变得松散。然而，随着我思考的深入，我意识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思想提出的有些观点有其合理性。随着我最初研究的"泡沫破灭"，我想知道还留下了什么。我得加上这样的"坦白"，在过去的这几年中，我在世界各国做了大量有关如何做分析的教学活动，而和学生的互动也有助于形成我对质性研究的新理解。

直到有人请我写本书的第3版，我才开始考虑将我的这些想法集中在一起重新思考。在为本书拟定写作提纲的时候，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方法是什么？它们仅仅是一系列的程序吗？或者它们只是一些几乎不包括任何程序的哲学取向？程序在研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们是指南，或只是一套大致的思想？需要给学生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以及给予多少？研究者的角色是什么？在讲述参与者的故事的时候，研究者如何才能够得到承认？诠释的范围应该有多大？

在写作新版本中，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本书中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的定位。我接受的训练就是成为一名扎根理论学者。在我学习的时期，恐怕只有一种"扎根理论"取向，尽管这个观点有待商榷。过去这么多年，最初的扎根理论已经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取向，它们都是扎根于资料以建立理论。每一种发展都是一种对原初方法现代化改革或扩展的尝试，从而使得扎根理论和当代思想更加一致。我还想坚持安塞尔姆·施特劳斯的方法论愿景，虽然他现在已经去世，但是直至去世，他一直相信理论的价值及其对任何专业知识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不再相信理论建构是发展新知识的途径。

深描、案例分析、改变困境以及讲故事，这些对于做研究都是合理的原因。每一种形式的研究在其自己的方式上都具有说服力。我开始意识到，为了真实对待施特劳斯的愿景，同时仍然坚持我自己的信念，本书中，除了理论建构，我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以容纳其他的研究目标。然而，正如本书前言对施特劳斯的引用所指出的，依然存在整体的复杂性问题。由于复杂性对施特劳斯来说太重要，所以本书中所呈现的方法无疑需要提供一种理解某种复杂性的途径。换句话说，我必须要寻找一种途径，将科学的艺术、解释和复杂故事的讲述——这些品质肯定是施特劳斯写作的特点——融合在一起。那些非常了解施特劳斯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不过也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著作在科学上的贡献。

不用说，考虑到这些，我担心自己是否敢于面对第3版写作所面临的挑战。当我开始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是相当害怕的。我犹疑不决、开始着手写作，然后又重写，就像一个人在思想实验时所做的一样。但是当我进入写作的"状态"时，我发现自己在享受这个过程。我发现，我不是在描绘一整套新的方法，而是在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的方法进行现代化的改造(modernizing the method)，去掉一些教条，使一些程序更加灵活，甚至考虑如何通过计算机改进研究过程。

在《质性研究的基础》第3版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将安塞尔姆的愿景记在心中。我的目的并不是再造他的方法去分析，而是要将老版本中有价值的东西和当代思想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我并不希望被贴上一个"这个"或"那个"的标签，因为一旦使用了标签，往往就摆脱不掉。标签不会考虑时代在变化、知识在变化，尤其是，和这些变化一起的人也在变化。

本书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之上，即尽管从一套资料中能够建构多种解释(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创造概念依然是一种有益的研究贡献。这里的有益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增进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日常行为、习惯、疑惑及议题，以及他们如何处理或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解；其次，概念提供了一种用来研讨和争论的语言，从而促进共同的理解和意义的形成。这些理解能够用来建立一种专业知识，并可以用来改进实践。

质性研究的基础》第3版并不是一本做质性研究的食谱，而且我也反对别人这么看待它。它只是呈现了一套分析的技术(techniques)，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使得一大堆资料变得有意义。我们鼓励研究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procedures)。然而，有一件事情我需要特别强调。研究者应在研究的一开始对研究要走向哪里非常清楚。如果研究目标是描述，那么，很好，就朝着描述的方向做。我只是希望研究者去做"高质量的"描述，使用这本书应该有助于他们的描述。然而，如果研究目标是形成理论(develop theory)，就应该整合研究发现，从而形成一个良好解释力的一般理论模型。大多时候，人们做的是描述，却称之为理论，这让读者对什么是理论、什么不是理论感到非常困惑。

如何做质性分析并不是一件能够"被教(dictated)"的事情。做质性研究需要研究者自己去感受。书本只能提供一些理念和技术(techniques)。个人要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