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你四年，你会用来做什么？

我会说，我要完成一个图片故事，做一本书，拍摄一部纪录片。

当人们将视线聚焦在我和《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时候，背后的很多故事已经在我心里燃尽，成为一小块坚实的砖头，垒在了我人生的道路上。

2012年，我还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摄制组的一个摄像师，因为拍摄需要，8月份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拍摄了六十多天，超过了一个摄像师要求的体力极限，但当接到拍摄任务，特别是在做了三年摄像助理后，终于有机会自己独立掌机的时候，我逞了一把能，坚持要去拍摄。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下了飞机，我的左眼就黑了，但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了两天实在是受不了，我才告诉了导演，大家赶紧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当地苏联式建筑风格的医院里，大夫说：“我没查出你眼睛有问题。”我说我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大夫又说：“我没查出有问题，所以你眼睛肯定没问题！”无奈之下，我们就回去了。之后的几天里，我的左眼只能捕捉到一个很微弱的光源，看到的影像都像在看哈哈镜一样变形了。我问随行的翻译能不能找个眼罩，但在整个比什凯克都没找到这样的东西，我只好找了块黑布包住眼镜的左边，像海盗一样，又硬撑了将近一个月。回到北京，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同仁医院，被和蔼的大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对自己太不负责。我那原本就受过伤、经历过一次手术的左眼因过度劳累造成了视网膜脱落和穿孔，要是再晚来两天就彻底废了。大夫很快给我安排了手术，我没告诉任何家人和朋友，一个人做了手术。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出院，因为眼伤，我被迫三个月都要低着头，更不能再接任何活儿，这让我这个不工作就浑身痒痒的人备受煎熬。每天都无法抬头问候天空，只能和大地大眼瞪小眼，我有了不少思考人生的机会。如果我的左眼废了，拿不了相机了，我该做什么？

当时，我来北京已经六年了，除了纪录片摄像这个本职工作，我一直在用相机记录新疆发展和变迁的点点滴滴，也做过好几次规模不小的摄影展，而且每次都是自己贴钱做。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家了解新疆的美好风光和人文风情，也算是在暴恐事件之后，给人们一个了解真实的新疆的渠道。

但可惜的是，这些图片从来没有减少过我住酒店时被拒绝的次数，也没有降低警察因为我的长相而检查我的概率，更没有让房东对我更加信任，没能拦住我在大冬天就连人带行李被轰出去。我一直希望能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每个人，新疆人不是只有做生意的、卖土特产的，我想用一部讲述在内地的新疆人的纪录片，告诉大家真实的新疆人的样子，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应该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就叫《我从新疆来》。

视网膜在逐渐愈合，我也渐渐能平视这个世界了。我又开始蠢蠢欲动，想尽快拿起机器去拍摄，更想有机会完成《我从新疆来》。但我当时没有自信，觉得自己最擅长的是拿机器拍摄，而策划、导演、制片等工作自己做不了，希望找到更多人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逢人便说自己的想法，新老朋友们基本上都听过我的策划，但没有任何人觉得可行，有的朋友听完之后说挺好的一起做吧，然后就没了踪影。很快我又接到新的活儿，为了生活，我也只能尽快投入到工作中。随着生活的回归，我经历了订婚、结婚，就这么过了半年，渐渐地，拍摄《我从新疆来》的想法也被放在了脑后。

2013年9月，我在土耳其和纽约做了一个月的背包旅行，原本是去度蜜月，陪我爱人圆她的梦，但成了我的一次自我觉醒之旅。我以前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过土耳其，从电脑上看过纽约。我以为土耳其和新疆差不多，相对开放，实际封闭，环境很复杂；我以为纽约像电影里一样，有五光十色的曼哈顿，有混乱的布鲁克林。我在土耳其待了二十天，参加了一场国际摄影展，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马格南前主席和VII图片社的创始人，具突破性的就是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我去了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清真寺，就静静地坐在里面，或者拿着相机四处拍摄，没有一个人过来拦过我，也没人过来强制要求我必须做礼拜。在清真寺外，我看到在同一个水池边做小净的夫妻。我去了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的边境城市乌尔法，参加了一场库尔德人的婚礼，我一个在自己婚礼上都没有跳舞的人，在那场婚礼上开心地跟他们手舞足蹈。我在纽约住进了布鲁克林区最乱的一条街的一户人家里，我还去了唐人街、法拉盛这样久负盛名的华人聚集区。在十几天都不能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我一个连abc都没学好的人也不怕和路边的美国人借个火了，嘴上说不清楚，咱还有手可以比画。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我以前从来不会想，更不会去做的，甚至包括在酒店的泳池边晒太阳，我都去体验了一把。

我在纽约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天安门暴恐事件，这也是及时次有暴恐袭击发生在边疆城市以外的地区，还是在首都的心脏位置。每个经历过或者有亲友经历过这种事件的人，听到这样的新闻都不会好过，我也郁闷了整整24小时。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发来微信，说自己下班回家时直接被拦在了小区门口，保安不允许她进入，要求她马上搬走，只因为她是新疆人。她好说歹说，在房东的帮助下才回到了家，但小区给了她离开的期限。后来，我又接二连三地听说几位朋友都有这样的遭遇。

当我回到北京的家中，翻看自己旅行的这一个月拍摄的图片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对纽约和土耳其的印象和很多人对新疆的印象是一样的。我们都没有去过别人嘴里说到的和屏幕上能看到的城市，我们都觉得那个地方很神秘或很危险，哪怕新闻里说那个地方的某个胡同发生了抢劫，我们都能想象成是整个城市的治安都混乱了——在自己根本没去过那个城市的情况下。直到我真的站在那里的街道上，去感受、询问、体会那里的文化，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和当地人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去了解他们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些印象都是骗人的，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的。就像人们看新疆，多少美丽的风景和神秘的风情，多少美味的瓜果和能歌善舞的俊男靓女，其实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画面。新闻报道里的新疆人通常也是民族团结的摆设和脱贫的样板，人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大部分真实的新疆人是什么样。他们在生活中也经常吃瓜果，聚会上总有歌舞，但同样有日常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和很多人一样担心着飙涨的房价，发愁着拥堵的交通，操心着社会的种种不公，刷着微博微信，关注着快乐大本营的新嘉宾，追着韩剧和美剧的更新。大家身处同一片蓝天下，生活也是一样的，虽然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但人们就是想不到，就像我对纽约和土耳其的印象一样。

一年前那个拍摄《我从新疆来》的纪录片的想法又开始在我脑海中翻滚，我着手写了一个纪录片策划，把这些内容发给身边可能有兴趣投资的人，和他们见面、聊自己的想法。一个月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这个项目，大部分人都在担心题材敏感，拍了也放不出来。也有人觉得这不是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是政府的责任，做了根本没意义。当然，还有觉得我能力不足，根本做不出来的人。几天后，我有了新的纪录片拍摄任务，策划也被塞进了电脑的某个角落。

2014年1月某日，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一伙扛着摄像机、三脚架、录音设备，用各路顶级防寒设备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男子，在深达膝盖的雪地里缓慢地行走着。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气温意味着挡不住的刺骨寒意，它可以肆意穿过价格不菲的防寒服，恶狠狠地戳进每个人的皮肤，绕着骨头跳钢管舞，甚是酸爽。不同的是，看钢管舞你还能感觉到下半身的燥热不安，但在深山老林的雪地里走个几分钟之后，蛋都已经冻了半截，你只会因为害怕再也感受不到燥热而不安。

这伙人来自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自然的力量》摄制组，是来拍原始森林中的动物的，这次我也是独立摄影之一。每天天还没亮就要钻进伪装帐篷，架好机器，镜头定准动物出没的地方。接下来就不能动了，喘气都要很小心，不然会把动物吓跑。每天在外面的拍摄时间都在七八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正常人待半个小时就不行了。伪装的帐篷是不透气的，刚进去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儿热，没一会儿，从地下往上窜的冷气就会把帐篷变成雪地里的冰窖。人在里面还不能大喘气，更不能哈气，动物要是跑了，今天24小时就算废了。一大早就会出现的是黑色松鸡，它们每天在天刚蒙蒙亮，也是最冷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公松鸡在地上使劲儿唱歌，互相打打架，抢抢地盘，母松鸡每天早上蹲在树上，看哪个最吸引它，看准了就转身去交配，今天没看准就飞走了。我一直以为我的时间观念特别强，没想到黑色松鸡比我还强，不管今天能不能约到母松鸡，公松鸡都会准时在七点半飞走，也有稍微不愿意放弃的多唱个十分钟，但绝不会超过八点。及时天听到它们的歌声会特别兴奋，但黑色松鸡的地盘意识非常强，虽然我们的伪装帐篷是不会被发现的，但突然多出了一个庞然大物，松鸡会变得很警惕，结果连着几天都没拍到。那几天我也快崩溃了，这辈子都没那么期待过看鸟类的色情片，每天都在祈祷：“你们这些鸟赶紧交配让我拍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被松鸡耍。有只鸟发现了我的存在，偏偏选择在我镜头拍不到的地方待着，我能感觉到它就在帐篷外面，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但死活拍不到。到第十天的时候，才有松鸡下来交配，我们才终于拍到了想要的画面。

我师父王路是最拼的，有一次直接在外面守了九个小时。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冰窟窿里的经历，等你从水里出来，想尽快回到屋里换衣服的速度是一定赶不上裤子冻硬的速度的。每次去野外，吃饭对我来说都是件需要克服的事情。很多朋友都会倾向于出门的时候从家里带个馕、带点儿炒好的肉什么的，我那时候倔得很，出门绝不从家里带食物，嫌那种行为太娘炮，男子汉在外面就该有啥吃啥，再差劲也有方便面嘛。但那次我是彻底傻了，在东北的野外，接应我们的当地人只会做猪肉炖粉条，连方便面都没有，连着一个星期，我只能顿顿吃馒头配点儿炒鸡蛋。馒头已经冻硬了，稍微热一热，直接啃，再灌一大口热水。馒头就热水真是一种越吃越有的搭配，二者在胃里发生关系，馒头迅速膨胀，狼吞虎咽两个之后，整个胃就撑满了。你问我想不想家？这时候真的会想了，家里温暖的被窝，热腾腾的饭菜，平时觉得很单调，但当寒冷压迫到人类的本能时，哪个不比这馒头强呢？

当我们结束一周的拍摄回到县城时，我做的及时件事就是冲进当地一家清真餐厅，先来上两大碗清蒸羊肉，再说别的。温暖的肉块一块块钻进胃里，头脑也逐渐恢复清晰，我突然问自己：我知道我喜欢折腾，但我真的要这样吭哧吭哧地扛一辈子机器吗？我不是不爱这机器，镜头就是我最爱的表达工具，但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条件来完成我的梦想和爱好呢？

我平时出差都跟我师父住一屋，没事儿就听他聊社会、侃人生。那次我向他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表达中带着浓浓的抱怨，对工作的抱怨，对体制的抱怨，对社会的抱怨，也有对自己的迷茫的抱怨。我也给师父讲了做《我从新疆来》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师父重重地抽着烟，跟我说：“趁年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吧！”

那时候我已经跟着师父做摄像六年了，一开始，拍纪录片根本就没有摄像助理这个职位，是师父每次干活儿都坚持带着我，我才有机会学习。那时，24小时的劳务费只有五十块钱，我就冲着能学到东西坚持了下来。及时年没少挨师父骂，年少轻狂的我也没少喝高了骂师父，他就听着，也没说把我甩了不带了。后来，慢慢地，我就把摄像助理这个工作做得炉火纯青了。每次师父往那儿一站，我就开始观察他的反应，一旦他在某个位置站了超过一分钟，我马上就会把机器扛过去架好。做摄像的这些年里，我跟央视纪录频道摄制组的老师们也都相处得特别融洽，每次出去工作都是我特别期待，也是特别开心的事情。虽然工作的时间并不稳定，收入也时有时无，什么时候能拿到哪次工作的工钱都不确定，但说实话，人会习惯一个环境，哪怕这个环境已经带给了你80%的痛苦，只要还有20%的快乐，就很难跳出来，人就是有这个本性。

师父的那句话让我陷入了思考，我想起十年前，我在赌博和纪录片的岔路口做选择的情景。一边是已经欠了五十万的赌债，但总是有种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下一把一定会赢；一边是可以将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的机会，一个可以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不知道我这人到底是什么命，说倒霉是真的倒霉，奇葩事儿我都遇到过，也没少吃亏；但说幸运也是真幸运，每次都能在悬崖边上勒住马。要不是2005年我选择投身到纪录片的世界当中，彻底放弃了赌博的不良嗜好，我现在可能早已经输光所有家当，不知道在哪儿流浪了。

来北京快十年了，其实我没有一刻是有安全感的，感觉自己永远在漂，永远在找，永远都要担心这个房东会不会把我轰走，下一个房子在哪儿。我睡过七块钱一晚的地下室床位，也住过七千块的公寓，即便结了婚安定下来，心里也很难一下子踏实，毕竟男人要养家。这样的经历虽然让人永远焦虑和紧张，但好处是会被逼成一个行动派。回到北京，躺进家中温暖的被窝，吃上了热和的拉条子，骨头里的寒意也慢慢散去了。在瞬间满足了所有本能的环境里，梦想可能会沦为一场梦。然而我没有忘记师父的话，翻出了当时写的纪录片策划，在家憋了一个星期，脑子里慢慢有了新的计划，此时，距离下一次奔赴原始森林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开始给在北京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想法，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否还有别的很好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我也担心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麻烦事儿，在这个敏感的社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不一定会带来好事，但让我备受鼓舞的是，所有人都很支持，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新疆人该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我带上相机和借来的录音笔，开始记录他们的影像和故事。每次采访，我都会约在他们平时工作或者生活的环境，但并不会告诉他们我这次一定会拍下照片，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保持最自然的状态。采访的时候，我也会以自己在北京的故事为引导，让他们理解我的初衷。在企业上班同时开着餐厅的兄弟告诉我他对一家人团圆的渴望；在事业单位上班的朋友告诉我他为自己拥有一份热爱的工作，而且能给这个国家做贡献而骄傲；卖烤肉的大叔透露了自己坚持在北京生活三十年只为让儿子治好病的愿望；马上就要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他想得到一份工作的渴望；以跳舞为生的姑娘告诉我她为了养家而耽误了自己的梦想；五百强的白领告诉我即便做了高管、做了母亲也要为自己的梦想而争取一把……

到了二月底，我已经采访了二十多个人，他们分散在各个岗位，多半儿是我开始拍摄之后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说，我去采访和拍摄的时候就是和他们的及时次见面。但每个人都非常坦诚，都把我当作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讲述了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说真的，在认识他们之前，我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很开放，或许是因为颠沛无常、充满挫折的生活经历，又或许是因为工作内容很偏, 没什么人能理解我的想法，我也并不喜欢主动交朋友，总觉得没人能理解我，我也没办法理解别人。但在和这么多人沟通之后，我发现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共通点，那就是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有对自己的期待，对生活的渴望，还有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人生目标。这些感受让我更加相信这是一个会带来改变的图片故事，这些故事里没有被强调的民族身份和信仰，只有生存、生活和生命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