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科学基金》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我与科学基金》，旨在传承和弘扬科学基金文化，为繁荣基础研究、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本书共收录文章62篇，通过科学家和科学基金管理者真情流露的文字，记录科学基金与他们相伴随行、助力成长的点点滴滴，讲述科学基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动人故事，抒发大家服务科学、弘扬文化的感悟和体会。谨以此纪念科学基金三十华诞！

编辑推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30周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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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服务科学

弘扬文化

我与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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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借鉴到超越我们在路上

王杰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我一直想为科学基金写点什么，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21世纪初，我提出“基金文化”的概念，很多人有疑问，说到底什么是基金文化，有没有这个文化。这些问题的确很难回答。今天想来，难回答可能才恰恰说明有文化。文化恐怕都是说不太清楚的。我们都知道，科学基金制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制度，或者说是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制度。同时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国际通行的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

早在1986年基金委成立之前，在中国科学院就已经成立基金局，开始试行科学基金制。当时虽然叫“科学院基金”，但资助的对象实际上却是面向全国的。不仅如此，还专门限定科学院本身的科研人员不能申请这个科学院基金。经过试点，取得了经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终获成立。当时还是小平同志拍板，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家都会赞成，不会反对。这是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基金运行最根本的原则，就被坚持了下来。

第三编服务科学弘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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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讲，唐敖庆1先生所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虽然源于对西方制度的借鉴，但中国特色的东西还是在基金制度的实践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了。所以从总体上看，我们是既坚持了基金运行国际通行的基本理念，又能逐步适应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

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从基金委成立的那24小时起，基金委从领导到基层管理人员都是来自一线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所以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学家的关系，天然地就十分紧密。他们对于科学研究、基础研究的规律，中国大学、科研院所的情况、运行机制和所面临的困难、问题，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当时，基金制的起点是10年动乱中饱受摧残的基础研究，特别是有一大批“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项目。如果不了解中国特殊的情况和环境，管理和服务工作实际上就很难做好。相反，在不同的学术生态环境中，我们就和西方形成了不尽相同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模式。

比如我在委里工作，感触很深的就是委里同志和专家不仅是工作关系，而且在工作过程中建立起很好的互信和友谊。我们都知道，基金工作是离不开科学家的，更地说，是为科学家服务的。今天，大家所认同的基金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说到底还是科学家群体的公正性。如果把事情做得很公正，即使没有得到资助，也还是觉得整个系统是公正、公平的。上一次国际评估也体现了这个情况。当时抽样就抽到了申请好多次没拿到的，人家评价还是很好的。十六字原则中的及时条就是“依靠专家”。落实“依靠专家”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专家投完票马上就公布，并且保障这就是的结果。很多事情，做起来其实不难，但如果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担心，也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依靠专家并不是要推卸责任，而是很多事情不依靠专家，就根本做不出来。或者说只有依靠专家，才能体现科学家共同体的公正性，学术生态的系统误差才有可能趋于最小。概括起来讲，科学基金服务于基础研究，服务于广大科学家；同时科学基金工作也离不开广大科学家作为同行的参与，离不开科学

1 唐敖庆(1915—2008)，著名的理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6年2月，主持组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任主任。

共同体的帮助支持和认同。在这方面我们和世界通行的做法并无二致。

使我们变得与众不同的，还包括科学家作为政策建议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涉及科学基金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一些事情，很大程度上也都是依靠科学家来帮助推动。这是良性互动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体现。在我们的科学家队伍中，有不少位居各级领导岗位，还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从通过预算到条例立法，都有科学家“帮忙说话”。很多重大项目的出台、调整，也得到科学界的广泛支持。实际上科学家也把科学基金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特别是很多科学家觉得，这是为中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一个重要渠道。反过来，基金委也通过自身的平台收集了大量科学家的意见、需求、要求。有的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就马上落实解决；有体制、机制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向有关部门来反映、反馈。因为真的是比较了解、理解科学家所面临的难题，所以解决的效率和成效也往往比较好。这个就比前面所提到的资助层面的互动，更高了一个层次。

在与国外的基金资助机构同行交流时，他们也会对此有所感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一位负责财务的同行曾经对我讲过一件事，美国国会某位议员曾经在国会讨论NSF经费时，提议缩减NSF气象研究方面的预算。当被问起一旦经费缩减，美国国民将从什么地方获得天气情况时，那个议员竟然回答说“从电视里啊”(From Television)。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人大、政协中有不少科技界的代表委员，在各级领导部门中，也有不少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保持科学技术政策的稳定。

中国特色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基金对人才，特别是对一些年轻学者，或者说刚刚步入学术界的学者重视或者支持。从基金委设立开始，对青年人才的支持一直都是有制度设计和措施保障的。我想，这也是基金能够在社会中获得良好声誉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有大量的科学家功成名就，为科学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的贡献。但回想起科研生涯，我还是认为自己在名不见经传的时候，科学基金给的那一点不算多的支持是更重要的。打

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正如推动一个重物，首先要克服的是静摩擦力，也就是说启动的时候是最困难的，而基金恰恰是提供了那一点必要的润滑剂。在与很多西部、边疆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交流时，他们的领导都反映，青年基金太有必要了。正是因为有了青年基金，新进的年轻人才愿意留在那里，坚持数年相关的学科方向也必然会有所发展。相反，如果得不到任何资助，再有情怀的人过不了多久也就走了。所以这才是我们“公正合理”的体现。所谓合理，就是在保障公正的基础上，保障对小人物、欠发达地区的支持。

当然科学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中国特色的问题。比如我们和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 Gemeinschaft，DFG)关系很好，不仅在科学研究项目和合作方面，也经常在资助工作、人事管理和财务等相关方面相互交流探讨。记得有一年在西安，我们讨论的是财务方面的问题。德方的同事就问我们，为什么中国的科研论文往往会同时列出好几个资助项目。这种情况在德国实际上是违法的。当时我们就只能解释，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科研投入还很不够，单凭一个项目还很难支撑课题组的工作。虽然说起来有 “糊弄老外”之嫌，实际上也是中国科学事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所以总的说来，我们的确是借鉴了国际通行的制度，但也在借鉴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探索、有所超越。在超越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很多经验，但也不乏新的挑战。然而只要不忘初心，坚持为科学家服务的理念，我们就会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不断前行。

王杰，北京大学教授，党委常委、副校长。2000—2013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副主任、党组成员。

慢一点稳一点静一点净一点

严纯华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10周年的时候，就曾应邀为《我与科学基金》写过心得。但总觉得写得苍白无深度，就没有提交。如今基金委成立30年了，我也有一些的思考，应该写下几句，一则向基金委致敬，二则谈谈自己的体会。

我个人科学生涯的起步和发展是与基金委的支持分不开的。从最初获得的面上项目资助到后来的杰青、重点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支持，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与基金委的帮助密不可分。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拿到及时个基金项目批准书时的心情。我于198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研究生阶段师从徐光宪院士1、李标国教授和吴瑾光教授，主要从事稀土化学和稀土分离工艺设计理论及技术的研究工作。坦白地讲，选择稀土相关研究并不是我最初的意愿。在导师的引导下，我逐渐喜欢上了稀土研究。正可谓懵懵懂懂撞进门，老师带我上了“道儿”，还始终给予引导和支持。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徐先生担任了基金委成立后化学科学部的及时届、第二届主任，因此我开始对基金委的情况有所了解。毕业留校，我就着手独立申请自己的基金项目。经过调研，

1 徐光宪(1920—2015)，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确信稀土分离是当时稀土研究领域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也能很好地结合自己的工作积累和特长，就以此为主题申请了基金项目。我记得当时的申请经费为4.5万元，没想到基金委批了4.8万元！课题思想和内容得到同行认可，基金委在经费上还给予鼓励式增加，这对于我这个刚刚起步开始独立科研的年轻人而言，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可想而知。

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参与申请、组织过各类的研究项目。从最开始作为单纯的研究者，到后来作为同行和学科组专家参与评审工作，再到学部咨询委员会的秘书和委员参与资助方向的讨论，正如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各个资助机构的评价一样，我也越发深刻地体会到，基金委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能一直较好地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需求的资助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诚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并未能让所有科研人员“吃饱”，但却能保障最想做基础研究科学家的基本“口粮”，能够让我们坚持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方向。除了支持有基础的研究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以一种宽容失败的态度支持那些探索性的研究。只要申请者人不错、过去的业绩不错，拟开展的研究思路不错，哪怕没有直接相关的研究基础，同行专家也能支持申请者的项目。这一机制对于年轻科研人员探索并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支撑，也为所有研究者的工作拓展甚至转向提供了依托。相比之下，国内其他部委的科技资助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但在资助理念和管理机制上，一般还是看重研究者过去的业绩，似乎更加体现工程化管理形式，偏重于项目具体指标的达成，有可能影响研究工作的探索性和原创性。要使基础科学研究具有原创性，就必须不断探索，有探索就会有失败。基础研究上既要基于以往的经验，又要了然发展趋势，并能把拟开展的工作内容和方案理清楚。我个人认为，基础研究只要申请人是靠谱的、思路是靠谱的，研究内容是靠谱并具先进性，就应该有渠道给予竞争性支持。

如前所述，我的个人学术研究起步于稀土分离工艺设计理论及应用。经过我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多年协同努力，我国在稀土分离工艺技术及产业

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站到了全球领跑者的位置。90年代，我就思考如何能在继续保持自己在稀土分离研究特色和优势的同时，拓展自己的研究方向。稀土分离的目的在于其应用，我认为下一步的国际竞争焦点必然会在稀土功能材料及器件领域。我选择了稀土功能材料作为我的拓展研究对象。然而，当时我在稀土功能材料领域既没有前期文章积累，也没有国际影响，仅仅凭着对研究趋势的调研、判断和直觉，在老师和同行的鼓励下，我开始了稀土功能材料研究。万幸的是，当时的杰青项目评审专家和基金委并未因为我在稀土功能材料研究中的“基础薄弱”而否定，反而基于我既往的研究业绩和研究思想，给予鼓励支持。这才促成我科研方向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