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在清中叶以来西力东渐之影响下，近代中国发生了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局之一便是华夏边缘再造，及因此产生的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无可否认，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边缘之“蛮夷”成为了“少数民族”，与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便是我所称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有相当深的关联。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与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近代社会科学，造就近代许多“民族”及相关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化与国族化潮流。当时的民族学(ethnology)包含语言学、考古学与体质学，主要在于探索人类民族的起源、分化及迁移过程，厘清各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学一方面以人群之体质、文化、语言特征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并以此进行人群迁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溯源(传播论观点)；另一方面建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衡量一民族在此谱系中的位置(演化论观点)。

欧洲民族主义与此民族学的兴起有密切关联。体质学与体质测量被用来建立、维护一个个纯种民族。配合考古学、语言学与民族学研究，由核心到边缘的民族或文化传播过程，或由野蛮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被建构出来。许多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或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或诠释边远人群的落后，以合理化殖民统治。因此这种民族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的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habitat)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这也是后来希特勒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思想来源。欧美列强由19世纪末起，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藉此民族学探勘、调查与研究各地物产民情，作为殖民施政及经济文化侵略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