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神圣文字与世俗文字

这本书，叫做《书》《书经》或《尚书》，不同的称呼，重点都在“书”字上。

“书”(書)字在今天的日常语言中，只留下了一点点甲骨、金文中所见的象形造字原意。像是“书画展”，“书画”两字连用，有些人看到了，产生的联想恐怕会是一条长桌上摆放一堆书籍，后面的墙壁上则挂着一幅幅的画。不是的，“书画展”展的是“书法”和“图画”作品。所以“书家”不等于“藏书家”，前者专精于写字，后者则是以收藏了大量特别的书籍而闻名。

“书法”，本意是“写字的方法”。不是每个会写字的人，都能写“书法”，要写得符合一定的规范，到达一定的程度，才是“书法”。“书”的甲骨、金文原形是手里握着一支笔的形象，放在像是砂盆般的容器上，所以本意是“写”。当它用作名词时，指的则是“被书写下来的”，或是“被记录下来的”。

《尚书》的“尚”，意思是时间上高古久远。《尚书》二字连用，说明了这本书的内容，是高古久远前，几乎是中国最早记录下来的资料。最早留下来的，是什么样的资料呢？是周代朝廷、政府的官方文件。

中国文字的起源极为特殊：及时，中国文字不是表音的；第二，中国文字具备很特别的功能。商代的甲骨文，在形体与功能上，都很接近埃及的象形文字。里面有很多符号源自对于自然现象的模仿、抄记，以图画或简笔的方式表示，方便一眼看出其意义。在古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用途明显都带有宗教性，具备沟通、记录超越领域神明信息的功能，而且文字都被统治阶级独占，其他人不能随便僭用。

埃及的法老，本身就是神，有着神的名字。中国商代的王不是神，但同时领有大祭司的身份，所以可以透过种种方式，与居住在另一空间的祖先沟通，获得祖先的指引或协助。商王的地位与权力，很大一部分源自他控制甚至垄断了和祖先之间的沟通。“卜”是他用来领受祖先信息的重要形式，甲骨文则是他用来记录祖先信息的一套神秘符号。

这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出的楔形文字，大异其趣。楔形文字是表音的，用芦笔在泥板上画出少数几个符号，就可以用来记录语言。而且楔形文字的原始用途，主要是在商业上。楔形文字从记录商业行为进而演变为商业契约，充分利用了文字一旦写下就不会变动的特性，弥补了语言无法存留的缺点。

到大英博物馆或卢浮宫，去参观他们的“古代近东”部门，就会发现主要的藏品中，一定有为数庞大的“泥印”。“泥印”是圆柱形的，上面刻蚀了漂亮的花纹，晒干或烤干了之后，可用来保障泥板上书写的内容不被任意改动。具有契约意义的泥板，需要加封另外一层泥片，在上面用“泥印”滚过，“泥印”上的花纹就会转印在泥片上，别人就没办法在不破坏泥印花纹的情况下，改动底下泥板的文字内容。这是苏美尔人，乃至于整个两河流域商业贸易之所以早早发达的关键助力。

原本用在宗教上的中国文字，到商周之际，经历了重大变化。周人承袭了殷商的文字，却将其原有的强烈宗教色彩除去，赋予文字很不一样的意义。

商朝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商人会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不过这些铭文主要属于族徽的性质，用来标示青铜器属于哪个家族，并不是真正的文字。

到了周人手中，青铜器铭文的性质改变了。周代青铜器上开始有了金文，也就是文字的连缀。很快地，青铜铭文有了固定的格式，其中一个常见的铭文用语，是“子子孙孙永保用”。这个句子表明了周人对青铜器的一个重点看法─这是可以抵抗时间，不会毁坏，能够一代代不断传留下去的东西。此外，这句话也标示出了在青铜器上刻蚀文字的核心用意─让这些由文字记录下来的信息，可以和青铜器一样不朽，一直存留。

从商代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尽管两者使用的文字符号高度重叠、雷同，但其根本精神已有了巨大改变。甲骨文的本质是神秘的，代表超越的信息；金文的本质则在于凝结、固定、传留意义。书写的行为，在殷商时带有人世之外的神秘气息，在周代则呈现出强烈的时间感，或说“抗拒时间流逝”的特性。

为何书写？为了要把有价值的信息或真理，借由文字固定下来，使它得以跨越岁月，让后人也能接收。周代的书写，最早从和青铜器的结合中，取得了这样的新意义，然后这种性质回过头来感染、传递到文字上。不只是刻在不朽青铜器上的文字，所有的文字都被周人视为恒久的，因此受到重视甚至尊敬。

这样的渊源，使得周代早期的文字记录，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属于那些有能力从殷商那里学会如何刻写文字，又有能力继承殷商青铜铸造技术的极少数人。也就是说，文字在周代明确属于“王官”的传统，是以姬姓、姜姓等几个建立周朝的大族为中心，发展出来的统治阶层文化。

其次，文字和时间、世系纵向联系，三者有着密切关系。为了保留，所以不辞辛劳写下来。那也就表示了周人建立了一套新的标准，认为有些前人的所作所为具备特殊价值，不该随时间消逝，应该找到方法把它们留存下来。所以他们就挪用了本来商人发明的用于记录非人事、超越界信息的文字，改成这样的用途。

诗经

悲愤的离婚女子

《诗经》中常见的通例，是以大自然现象作为启发、引领，带出人间生活的片刻情绪。《匏有苦叶》可能是个例外，是一连串的河边即景。《谷风》是另一个例外，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叙事诗，是严谨单一观点的叙事诗。

开头仍然是大自然现象：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从山谷里吹来阵阵的风，带来又阴又湿的气候。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尽量同心过日子，为什么要像天气那样阴沉发怒呢？接着是农事上的比喻：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是芜菁，菲是萝卜，都是地下根，收成时必须拉着地上的叶，才能将根拔起来。这句表面的意思是：采芜菁、采萝卜，有办法不连根带叶拔起吗？底下的意思，是和前一句连起来，形容夫妻是一体的，无法分开，但为什么不能努力同心，却要常常摆脸色发脾气呢？

这一段的一句：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德音”是尊称别人说的话。你说过的，要一起老去一起死，可不要反悔违背啊！

及时段就让我们明了了，这是一对夫妻的故事，而且恐怕不会是个甜美幸福的故事。第二段：行道迟迟，中心有违。这句应该是呼应及时段及时句的，她走在路上，所以会感受到谷风阴雨的吹袭。“违”字从“辶”部，本意就是从走路上来的。我们今天习惯连语说“违背”，但其实“违”“背”两字有不同意义。“背”是相反方向，转过身回头走；“违”则是没有走在路上，走到正路以外的地方去了。“违法”就是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走到岔路上去了。她走得很慢，因为打心底就不愿意走上这条路，恨不得能够走到别条路、别的地方去。

不远伊迩，薄送我畿。“伊”字和“薄”字都是没有意义的语词。这句话形容的是不情愿地走在路上，回想刚刚怎么走出来的，心中怨叹：不期待你送得很远，但至少可以送我到门口吧！也就是说，出门时，丈夫甚至连送她到门口都做不到，不愿意做。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谁说荼菜是苦的呢？和我现在的心情相比，就算荼菜都像荠菜一般甜美啊！前一句话这样形容心情的痛苦程度，可是后一句却说：新婚时的欢乐，简直就像兄弟相处般自然、亲密。这两句话要怎样连起来？看了后面的诗，我们会知道，新婚，讲的不是她自己，她眼前看到了别人的新婚欢乐，以至于心中痛苦不堪。

往下读，就知道这“宴尔新昏”的人是谁了。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成语中的“泾渭分明”来自于这两条汇流的河流，在汇流处，泾水很清，渭水很浊，构成奇观。诗中用这个现象来推衍：和清净的泾水相比，渭水看来很混浊，但其实渭水在静止之处，也是清澈的呀！你们新婚欢乐，就嫌我，要把我赶走了。

读到这里，我们懂了。原来“宴尔新昏”在那里享受欢乐的，是她的丈夫。丈夫娶了新妻子，就把她赶出来，她被赶出家门，痛苦迟疑地走在路上，而离开时，丈夫甚至连送到门口都不肯。

因而泾水、渭水的两句，也就多了一层比喻意义。和新人放在一起比较，显得老丑不堪，然而我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老丑，我也有年轻当新人的时候啊！

到这里，诗的情绪都是哀苦的。然而此处却有了转折：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这是祈使的语气：你可不要到我堆好、用来拦住鱼的河梁那里去！你可不要去打开我的捕鱼篓啊！坏女人，你不要动我的东西，那些鱼是我的！

但这样的怒气快快来，却也快快去，立刻又换回了悲苦、无奈的心情：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唉，我来自身都照顾不到了，还怎么管得了离开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再下来：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这四句，可以是记事，也可以是比喻。视之为记事，那就是她在回想住在河边的生活：水深的地方，要用木筏(“方”)或小船渡河；至于水浅的地方，那就可以游泳。若是读做比喻，那是她用这样的事情来表达：遇到了什么状况，就得变通想什么办法，这一直是我张罗家中事务的本事。所以接着说：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有什么缺什么，不就都是我努力去张罗来的吗？不只对自己家、自己家人如此，遇到了亲戚、邻居别人家有丧事，我也都连滚带爬赶去帮忙。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慉”心字边加一个“畜”，意思是在心中感念。你非但不在心中感念我的这些好处，反倒把我看作仇人，要把我赶走。拒绝了我的美德，而且好像势利现实的生意人，对待卖不掉的东西一样。

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且育，比予于毒。前句的“育”字是语词，说的是：当时和你生活，难道那么美好、那么容易吗？还不是充满了恐惧与贫困。那样的日子很平顺吗？还不是跟你一路颠颠踬踬地走来。后句的“生”“育”，可以指生了孩子，将孩子养大，不过因为前后都没有其他句子提到孩子，她离去的心情中也没有对孩子的挂念与不舍，所以或许解为让家庭、家业无中生有并逐渐变大变好，比较合理。结果呢？你却把我看成毒药啊！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愈想愈气，愈想愈不值得啊，我竟然还帮你晒好了菜干，给你过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你们正在享受新婚欢乐，却吝于照顾我，为了节省开支把我赶出来。

愈说愈悲惨啊：有洸有溃，既诒我肆；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你对我，不是趾高气扬地炫耀，就是怒气冲天，给我的都只有辛苦的工作。“塈”是特别的风俗，媳妇刚过门，一切还不熟悉，也还无法明确确定在这个新家中的宗族身份，所以会有一段过渡期、缓冲期，有的说法是三天，也有说是三旬(三十天)的，在这段期间媳妇是不需要工作的。所以她感慨地说：你都忘记了那段当我新嫁进来，还在“塈”中的日子了啊！唉，那是她当年的“宴尔新昏”啊！

这是一首讲离婚的叙事诗。在那个从原来家中出门的时刻，这个离婚女子的遭遇与心情。这样的题材，难免让我们想起东汉时的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写的也是一个离婚妇人的故事。不过《谷风》的叙事，比《孔雀东南飞》来得简约，却包藏着更戏剧性的转折。读这首诗的人，都一定会对“毋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段留下深刻印象。突如其来的凶恶、愤怒口气，在想象中对着抢走她丈夫的人指斥：不准你动我的东西，我辛辛苦苦准备才抓来的鱼，不准你偷走！但一说完这话，甚至无法维持片刻的自欺，立刻明白自己这话的荒唐与无力，现实包拢过来，只能黯然承认：我都无法留在这里了，要怎么管得着河梁和鱼篓呢？

这样的情绪转折，比其他指责负心男人的话，更让人替她伤感。是非常细腻的文学手法。

热闹的青春戏谑

还有另外一种歌的形式，可以借《桑中》这首诗来认识。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唐”是一种可吃的野菜，“沬”则是卫国的一座城。诗里说：到哪里去采唐草啊？到沬城的郊外去采唐草。云谁之思？美孟姜矣。然后问：你在想谁，在打谁的主意啊？回答：我喜欢的是姜家的漂亮少女啊！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要到沬城郊外采唐草，一路想着姜家的美少女，描述和她约会的情况─“她先在桑中这个地方等我，两人见面了她就邀我一起去上宫，分手之前她还一直送我到淇水岸边呢！”

后面两段，和及时段几乎一模一样，只有换韵连带换几个字而已。第二段是：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到哪里去采麦呢？到沬城外的北边去。想着谁呢？我喜欢的是弋家的美少女。第三段：爰采葑矣？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到哪里去采芜菁呢？到沬城外的东边去。想着谁呢？我喜欢的是庸家的美少女。

这首诗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不适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层次结构。这首诗没有层次，因为它的形式与层次无关。形式上，这是集体的少男情歌。我们不能拘泥从文字表面来解释歌中的意思。看文字表面，那要么有一个男人，不要脸地先追求姜家少女，又追求弋家少女，还追求庸家少女，而且跟她们每个人约会都是一模一样的过程，这像话吗？

要不然是有三个男生，及时个喜欢姜家妹妹，第二个喜欢弋家妹妹，第三个喜欢庸家妹妹，而三对情侣的约会场景凑巧都一样，这又像话吗？

这是首年轻男生集体欢唱的歌。固定套装的歌词，轮到谁唱，谁就把“云谁之思？”后面一句的答案，改成自己的意中人。如此一来，歌也就有了公开告白的功能，让大家知道这个男生爱哪个女生。而套装歌词讲的是女生“其我乎桑中……”于是告白的男生也给自己留了面子，好像女生也喜欢他，说不定唱的过程中，那个被点名的姜家少女就羞红了脸说：“不是我！”或“我才没有邀他呢！”充满了青春戏谑的热闹。

孟子：雄辩时代的斗士 “不得已”的孟子

孟子的雄辩建立在一个他自己深信不疑的道理上——仁义可以强国、仁义可以征服、仁义可以战胜诸国统24小时下。那个时代的国君念兹在兹的都是如何扩张国势，如何比邻国更强，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征战。他们不理会传统伦常规范，觉得那是已经证明过时、失效了的方法。

儒家传承封建王官学，以古昔为标准，严厉批判现实，主张逆转变化，恢复想象中的封建宗法黄金年代，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定则。这样的态度，基本上是不现实，也无法应对现实的，而是要取消现实已有的变化，将时间扭转回去，认为只要回到过去，一切就都好了。

这种主张，在战国时期愈来愈无力。尤其是做国君的，特别听不进这种话。一来，现实征战几乎不存在他要不要打的选择，不是你占人家土地，就是人家攻过来占你的土地。二来，真要回到过去，难道像魏国这种因破坏了封建宗法才兴起的国，要自我取消国的地位，梁惠王要交出国君位子，退回去当大夫吗？

到孟子的时代，真正有力量、有市场的，是纯粹现实功利的主张。纵横家教国君如何善用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创造对己国最有利的情况。兵法家教国君如何训练军队、如何加强纪律、如何布阵作战。还有法家教国君如何更有效管制人民、如何集中人力与资源、如何降低统治上的不利变数。

孟子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开创了一条传统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新道路，并且找到了一种用来描述、推动这条新道路的论辩方法。孟子不是传统主义者，他不用“这是过去传留下来的，是圣王发明、运用过的，所以一定是好的”这种传统主义逻辑。他看重现实，针对现实而改写了仁义的意义。

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仁义就是一套传统政治原则，是在没有列国争战环境下形成的规范，仁义必然无助于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孟子却发动其滔滔雄辩，让我们在两千多年后仍然感觉得到内在的道理热度，主张仁义既不会妨碍富国强兵，也非和富国强兵无关，相反，仁义是朝向富国强兵好甚至是的途径。不循仁义之途，无法确实地富国强兵，还会带来许多后遗症。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很多人会背孟子这句话，却很少人回到历史的情境下真切了解孟子的不得已有多“不得已”。他的不得已，是因为他的主张违逆时势潮流，更因为他的主张也不是单纯从前人那里承袭而来的。他必须要辩，才有机会在众声喧哗的战国环境中，越过更容易被理解的传统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被国君听到。

后世儒家变成了正统，孔孟又是正统中的正统，于是人们往往就忘了一个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实—孔孟相关经典产生时，他们的想法、说法可绝不是正统。他们必须费很大的力气对抗当时的主流，努力改变别人的想法。他们说的道理，不是一眼就能懂得，他们更未握有可以强迫别人必须接受这些道理的权力。孔子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份权力；孟子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这份权力。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真不是随便说的。不辩，不靠辩建立起名声，手上没有任何具体权力的孟子，恐怕连让梁惠王见他，客客气气打声招呼说“叟不远千里而来”的机会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