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的实证分析在形式上采取了基于多个国家和很长时段的广泛比较。我确定了城市国家似乎具有一种金融上的优势。我指出这种金融优势来自于公债的债权人在城市国家的政府内得到了有效的代表，而债权人的代表权本身依赖于内在的因素，诸如较小的地理幅员，以及拥有具有流动性的财富的精英的出现。在第四章中的计量检验为这个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结果，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城市国家在金融上的优势是否来自于其他的机制。有些城市国家会具有更好的获得信贷的条件，但造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是经济原因而与债权人的政治代表权无关，我所做的基于跨国数据的回归可能没有控制这些经济因素。在本章，我对三个城市国家中的信贷和代表权展开更为具体的分析：这三个国家是科隆、热那亚，和锡耶纳。本章的分析对于揭示决定国家是否有能力获得信贷以及取得信贷的代价的机制是重要的。本章的贡献有三个方面。

首先，本章的一个新颖贡献在于细致地比较了两个意大利城市国家和一个重要的北方欧洲城市国家的结果。在对于公债发展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把意大利城市国家看作发展公债的先驱，而没有详细地分析它们和其他欧洲自治城市的经验之间的相似点 。第二个贡献在于强调了公共债务在城市国家内部是一个强烈的社会冲突问题。给定这个基本事实，那些认为城市国家更容易保持代表制的政府和获得信贷是因为他们的更具同质性，更易达成一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本章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强调了商人政治控制力的重要性。我特别讨论了商人在国家内部政治控制的变化。尽管本书的主要观点强调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控制了城市国家的事务，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能够确定出商人的权力在一国的历史中不太稳固的时期。在上一章中我已经指出了这些时段的存在。这一章将更加详细地阐述若干的发展阶段。

科隆、热那亚和锡耶纳的经验表明，没有什么比被商人寡头所统治能更加有效地确保国家获得信贷。我们同样有证据表明，当商人控制面临挑战时，国家获取信贷的能力就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方面具戏剧性的例子来自于锡耶纳，一个被称作为“九人”的体制在1287到1355年间掌权，却因为大规模起义而失去权力。在1355年之后统治锡耶纳的一系列具有更高民众参与度的体制，在取得信贷上的难度要高得多。在科隆的历史中，我们在好几个相似的例子中发现民众起义对公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些影响被证明是暂时的，因为一个寡头政体成功地重新建立了统治。在热那亚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公债利率低的时期发生在商人寡头统治力最为稳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