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否曾“学历造假”？

——兼与李敖先生商榷

“打工皇帝”唐骏的“学历门”事件爆发后，引发出对学历造假方方面面的追究。凤凰网的历史专栏专设了“历史上的唐骏：你不是一个人在造假”，指出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个学历造假的“唐骏”，其中有个案例所用标题是：“一百年以来中国地位z高的学历造假者：竟然位居‘中华民国总统’”。的学历问题再次被提起，被钉在“学历造假”的耻辱柱上，而“地位z高的学历造假者”一词，也颇能吸引眼球。

“学历造假”的官司是如何产生的？他真的造过这个假吗？

1.李敖“揭发”“学历造假”

李敖先生是揭发“学历造假”的第1人。互联网上所有指责“学历造假”的证据，均源于李敖的“揭发”与论证。

凤凰网认定“学历造假”的根据是李敖所著《评传》。该书系汪荣祖与李敖合著，台湾商周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出版(大陆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该书第1章第二节的标题为“与日本士官无缘”，针对国民党“钦定履历”中称蒋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事，大加抨击，论证其作伪，并分析道：学历作伪“多少透露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头衔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评传》，第53页)。

事实上，李敖在写《评传》前，已著有五本系列的《研究》，以“李氏观点”对彻底审视、全盘批判。他写于1985年10月的《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中首次“揭发”了蒋的学历问题。《评传》的相关论点，即脱胎于此文。李敖的基本观点如下：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鉴》的履历中有“保定陆军速成学校肄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字样。这本年鉴是国民党中央的印刷品(根据李文所配图片，该年鉴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背后有“党内刊物，对外秘密”字样)，“自然是‘钦定’履历”。1937年的《先生传略》(贝华，文化编译馆)写蒋“入陆军士官学校”，1945年的《蒋主席》(邓文仪，胜利出版社)不仅写蒋入士官学校，还杜撰了蒋“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谢绝一切游乐”的细节。李敖又引用张群的《我与日本七十年》、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等书，说它们“把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两者，刻意予以牵连”，瞒天过海地营造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印象。(《研究》(一集)，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21页)李敖z后指出，的z高学历只是振武学校出身，“距离进入士官学校，显然还隔了一大段”，所谓蒋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只是民国怪谈而已！(《研究》(一集)，第44页)

2.几份权w材料证明没有“学历造假”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政坛崛起之后，关于他的各种传记、文章层出不穷。李敖列举了三种确定蒋学历有假的资料，但目前所见更多的材料，尤其是有关蒋的权w资料，均看不出蒋本人或是国民党高层在为其“学历造假”。择要列举如下：

材料之一，陈布雷等编《先生年表》(传记文学丛书之六八，1978年6月版)。该书“前记”称，此年表原附刊于毛思诚主编《民国十五年前之先生》1971年的重印本，1887年至1948年部分主要为陈布雷所编，1949年至1966年部分由秦孝仪续编。逝世后，更名为《蒋总统革命报国大事纪要》，于1975年4月7日至14日在《中央日报》连载。陈布雷是大陆时期的“文胆”，秦孝仪是蒋晚年的秘书，蒋的遗嘱即由他“奉命承记”，这两人对蒋生平的权w性无可置疑，而在蒋过世后第三天《中央日报》连载，当可视为对蒋生平的“盖棺定论”。该年表对蒋留学日本经历记述如下：

纪元前六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公二十岁

四月，东渡日本，肄业东京清华学校。在东京识陈其美。冬，返国。

纪元前五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公二十一岁

夏，赴保定，肄业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年终应考留日陆军学生，获选。

纪元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公二十二岁

再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肄业。……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

纪元前三年(宣统元年，1909年)公二十三岁

仍在日本肄业振武学校。

纪元前二年(宣统二年，1910年)公二十四岁

卒业于振武学校，升入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纪元前一年(宣统三年，1911年)公二十五岁

武昌起义，公微服回国，至沪，陈其美令主持攻浙事。

以上所引见《先生年表》第4、第5页，笔者删去了若干与主题无关内容。年表显示，蒋是在振武学校毕业后，在高田以士官候补生的资格结束在日留学的。

材料之二，《总统蒋公哀思录》(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恭印，1975年4月版)。过世的当月，军方背景的黎明文化公司即出此书。书前有台湾官方的“中央社”所编《总统蒋公大事年表》，对蒋的留日背景交待如下：

(1908年)赴日本，入振武学校肄业。加入同盟会。

(1910年)卒业振武学校，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为“第十九联队”之误——引者)为士官候补生。

(1911年)武昌起义，公由日返沪，奉命攻浙，光复杭州。

材料之三，黎东方著《序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无出版年月，“弁言”写于1975年10月5日)。该书对蒋留学日本的记载是：1908年春，蒋“再度乘船到日本，顺利进入了作为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之振武学校”(《序传》,第22页)。1910年，蒋“已经从振武学校毕业，在新泻县上越市‘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作为士官学校候补生”(《序传》，第24页)。这里的“第十三联队”当为“第十九联队”之误。所以列举该书，是因李敖引用过其中的内容，指该书对蒋过誉，“明显的曲笔”(《评传》，第46页)。该书写蒋只是士官学校候补生。

材料之四，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书系秦孝仪以国民党党史会主任职在1978年编成，共8卷12册，大量引用日记。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十分推崇该“长编”的价值，他写《从大历史的角度读日记》时，并未看过真正的日记，而是依据“长编”所引蒋日记的内容。“长编”第1卷第16、第17页中对蒋留学的相关记载如下：

(1908年)赴日本，肄业于振武学校。时我留日习军事学生，例须先入振武学校，既三年，始得再入联队为士官候补生也。

(1909年)仍肄业于振武学校。

(1910年)卒业振武学校，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时天寒雨雪，朝操刷马，夕归刮靴。……

(1911年)春间，仍在日本联队，由一等兵弁升为上等兵。夏间，托故回国，与陈其美在沪密谋于江浙举义。至秋间始回日本联队。嗣得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报，乃自日微服返国。

材料之五，的日记。《日记》(原件现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已对外开放。自1918年起坚持写日记五十余年，后来又补写《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逐年记述1918年前的个人大事，对其在日留学生活记述颇详。其中入学一段写道：“二十一岁春季送往日本，直入东京牛込区振武学校。此为余平生惟一之愿望幸得达成，自足欣慰。”从振武学校毕业后的情况，他写道：

廿三岁冬，由振武学堂毕业，送入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第十九联队之误——引者)为士官候补生。……初入联队，已在冬季，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劳苦一如新兵，当时甚觉将来与邻邦之作战或有甚于今日者，故事事争先，不感其苦。而日本兵营阶级之严，待下之凶，营内之清洁整齐，余皆于此见之。

此后便是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归国的情形，再无与留学有关的记载。日记中没有任何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并毕业于此的暗示。值得注意的是，蒋毕业后进的是高田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但他在日记中误写为“第十三联队”。“中央社”所编《总统蒋公大事年表》、黎东方的《序传》也犯同样的错误，可能是源于日记，以讹传讹。

材料之六，的演讲。在不少演讲，尤其是对部队官兵与军校学生的演讲中提到去日本留学与在高田实习的经验，却从未说自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如蒋在1944年对青年从军学生的训话中说：

我们都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这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预备学校。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三年毕业，就进了日本的高田野炮兵联队，z初是当二等兵，后来升上了一等兵，称为士官候补生。这一年我正是二十五岁，就是辛亥革命的一年。

这段话转引自李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研究》(一集)，第41页)。

以上六份材料，包括了的个人日记、演讲及国民党党史会、官方《中央日报》、“中央社”对外宣传的蒋生平年表，均称蒋自振武学校毕业后，为士官候补生。这符合史实，并无“学历造假”。

3.与李敖先生商榷

李敖善于与人论战，文字犀利，观点鲜明，往往能“从不疑处生疑”，抓住一点猛攻，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在当政时期多次入狱，对蒋家有深仇大恨，在《研究》的“自序”中说：“我就是要站出来，一一拆穿蒋家的神话。虽然在情绪上，我对深恶痛绝，……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家的严谨，全凭考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于幽光。’”(《研究》(一集)，自序，第2页。)《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具有鲜明的“李敖文章”特点。文章抓住1929年出版国民党年鉴中履历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这句话，认定其为国民党“钦定”，然后顺流而下，把1937年的另一份简介、1945年的一本书中有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记载连在一起，让人感觉、国民党一直在造假，到死都在说自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李敖虽未明说，其叙述却很有“启发性”。互联网上就有人指责说，“国民党编写的官职履历表、人物志、年鉴、宣传资料等，都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见www.lkong.net/viewthread.php?tid=38032)。然后，李敖开始用他擅长的历史家考据功夫，以材料“揭发”是“造假”。他的论证气势排山倒海，使人不能不折服。然而，细读之下，仍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

商榷之一，李敖证据的代表性。李敖选定造假的“三个把子”，两份是简短的履历，一份是蒋的传记，它们把蒋的学历写成“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或“进入过”士官学校，“造假”的证据确凿，无可抵赖。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陆与台湾，介绍与吹捧的文字多如牛毛，这三个(或者再多些)把蒋学历“提高”的证据在其中所占比例极小，也谈不上有多少的代表性。李敖对大量相反的证据“视而不见”，即便是其使用的材料也进行了“选择性处理”。如前文所说，李敖曾用黎东方的《序传》来论证有的史书不惜用曲笔对蒋过度赞誉，他还大段引用蒋的训话来证明“自道的学历是‘升了上等兵而已’”(《研究》(一集)，第41页)。然而，这两处材料同时也明确无误地显示蒋是毕业于振武学校，而非日本士官学校。如果李敖认定这两个材料是真实的，又何苦再费力气去证明“学历造假”呢？

再者，至少从李敖的叙述逻辑中，笔者很难找到本人与那三份造假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它们既非所作，亦非授意写作。至于国民党内有人出于别种目的抬高蒋的学历，为其涂脂抹粉，则很容易从中国人喜欢神化“伟人”、“圣人”的政治文化中找到传统与原因，不在少数。似乎不应让为所有介绍他的文字直接负责。

商榷之二，李敖的论证方式。李文中除了那三个直接证据外，又大段地引用张群的《我与日本三十年》及日本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作为间接证据，证明两本书竭力把蒋的留学经历与“日本士官学校”联系起来，使读者形成其曾进入该校的“假象”。李敖说，张群瞒天过海，“不愧是老油子，是巧宦，他口口声声提到他跟同船‘赴日留学’、口口声声他跟‘回国参加革命’、口口声声他跟‘均任大元帅府参军’，可是只说自己‘在士官学校毕业’、‘从士官学校毕业’，穿插之中，给人也不无同此毕业的印象，这种意在文外的妙文，真是马屁高手段也！”(《研究》(一集)，第21页。)

张群是留学日本的见证人之一，《我与日本七十年》一书主要叙述张个人与日本的渊源，及其所见证的中日关系(张长期是国民党内与日本打交道的重要角色)。张群自述离开日本军校两年后重获进入日本士官学校资格的那一段如下：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我与内子亡命日本，适日本政府容许当年在联队之士官候补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我遂重入士官学校继续学业。民国四年，我在士官学校毕业。

该段引文的前面与后面，均无涉及的文字。一般读者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李敖的结论，即群张是在说，或者影射说与其此次同时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对于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李敖在大段引其关于留学日本的记载，加了一些评论，如“东扯西扯一大堆”、“对这个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费了许多篇幅，予以详加解释”、“从《蒋总统秘录》的行文中，很有兴趣的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它把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两者刻意予以牵连，例如它说振武学校‘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说‘日本文部省也承认其为志愿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说张群、阎锡山等也毕业于振武学校等，目的是鱼目混珠，意在造成蒋与他们也是士官学校同学的印象。

《蒋总统秘录》一书是由古屋奎二等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集体采访，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台湾当局的协助，首先由《产经新闻》连载刊出，边写边刊，对象是日本读者，之后才由台湾“中央日报社”于1975年译成中文。因为它是在报纸上连载的作品，所以结构并不严谨。举个例子，名为《蒋总统秘录》中文本共15册，但整个第1册是几乎与“主角”无关，蒋到第2册才出现。在此姑且列它前十节的标题为证：“日本投降”、“中共图扩大叛乱”、“天皇制的存废”、“苏俄野心的暴露”、“‘以德抱怨’”、“日本一错再错”、“雅尔达密约——贻害无穷”、“真象渐渐揭露”、“俄提先决条件”、“世界重蹈覆辙”。确如李敖所说是“东扯西扯一大堆”。由于是针对日本读者的，故对一些背景须详加解释，正因为振武学校“不见经传”，且已不复存在，才要多费笔墨来介绍其位置、地位、与士官学校的关系、从该校毕业的名人等，以便日本读者理解。李敖对《蒋总统秘录》的质疑，或许是没有注意到该书特殊的写作背景所致。

商榷之三，《李宗仁回忆录》细节的真实性问题。李敖用了李宗仁的下列回忆来论证“学历造假”：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会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任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先生实在是多此一举。

李宗仁说的是1928年国民党军占领北京时发生的故事。作为一种史料，回忆录的优势与劣势同样明显，引用者须仔细甄别，对于回忆者自吹自擂、贬低他人之处与一些细节的失误，要去伪存真。李宗仁在国民党内与长期争斗，写回忆录时客居美国，不断发出反蒋声音，其回忆录中对蒋颇多批评。李敖所引这段回忆，基调上是对蒋讥讽的。短短的一段文字，就有三处错误：两处是李敖所指出的细节，即雷寿荣不是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而是第五期的；杨文凯应为“杨文愷”。而一处更大的错误，是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查当时确因不满日本教官污辱中国人，在课堂上顶撞了他，但校方只是对其训诫(蒋日记中称是“严加训斥”)，并未开除。是从该学堂直接考取留学日本资格的。李敖对蒋留学的历史如此熟悉，不知为何没有发现李宗仁回忆中的这个错误。须知，清朝末年，只有获得官方保送的学生才能进入日本军校学习。如果蒋被开除了，又何以进入振武学校？李回忆的这段故事，并非个人亲历，更象是道听途说的笑话，用他自己的话，是“一段趣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第580页)能否作为确凿证据，值得推敲。

笔者认为，“学历造假”的定义应该是，造假者本人或指使他人有意对其学历进行修改，以达到特定的目的。以此衡量，从未说过自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李敖先生抓住了国民党的宣传资料中提高学历的事实，但目前的资料及李敖的论证尚不能证明此系是授意所为。相反，国民党z正规与权w的资料中均说毕业于振武学校，为士官候补生，这与史实相符。因而，说“学历造假”，既不公允，也不。

z后，介绍日本学者的z新研究成果。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专门研究的留学生活，他在查阅日本防卫厅档案，并赴高田进行田野调查后完成论文《的高田时代》，2010年4月在浙江大学主办之“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指出：“如果面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没有回国，制度上，他也可以上日本士官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