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ū ，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ān huuu (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及时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甚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三)

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我坐定以后，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随手一翻，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收入、申请的奖学金数额。

有些不是个人﹑而是学校的申请。我拿起一份，读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过校舍，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可建一座餐厅或加油站，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伍万元。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报表。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马保国、卓玛草、扎西、黑麦、乙卜拉、李三小——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个小孩：姓名﹑年龄﹑民族﹑村子﹑家庭经济状况﹑申请的补助金数额——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声色气味跃然纸上。

我翻阅着，心情复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经营的赢利。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然后就直奔中国。

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

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话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觉到的一样，东乌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许不在意一捧一抔的心意，富裕也会使人对学习轻慢。我猜，服部还是觉得青海农村对教育更热爱，何况——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兴地对我嚷，"也有你们回族。……"

"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我去劝他们。嘿，我站在中间，我不怕。人呀，对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一对回藏村庄靠着公路，两个村子的孩子都顺着公路，和风驰电掣的卡车挤着上学。为了安全，服部给娃娃们买了一台拖拉机。但他有意只买一台。 "若是买了两台拖拉机，肯定是回藏孩子们各乘一台，反而不团结。"一台车，就是要让孩子们习惯挤在一块。

他的话题是高速转移的：

"听说过文……座么？"

文艺座？我不自信地说："知道一点。文艺座、俳優座什么的，像是剧团，左翼的？"

他满意我什么都知道一点。

"对呀。就是那个。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座，是女演员。所以他们说，我是受了老婆的影响，哼！"

我问"他们"是谁，但一瞬间他似乎只忆着那位女性。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今天的日本右翼，没思想！……"

我追问："您是说，那时候的右翼有思想么？"

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提到了川岛浪速。由于这名字和另一个恶名远扬的人名列在一块，使我刹那间对老头顿生怀疑。

他慢悠悠地说："我曾经在川岛先生家住过半年……"

他那川岛先生的满洲养女，是名声刺耳的川岛芳子。在我读过的资料中，那女人疯狂病态，是日本侵略的帮凶。

老头会心地一笑："在中国，她名声不好对吧？嘿嘿。"

我还是感到了隔膜。想着读过的川岛芳子，我甚至感觉严峻。您还和川岛芳子有共同青春地点呢！我心里想。

但那时的我，已见识过日本式的"左右混淆"。川岛浪速和他的同时代人，都并非一些疯子狂人，而一个比一个复杂。

"在川岛家做什么？扫地干杂活吗？"

"不！——在各方面，受到教诲。"

他说这一句时表情的庄重，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瞬间，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他描绘的川岛家，使我好像瞥见了一幅古旧的门客图。我笑着，但怀着一丝不易解释的紧张：

"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

"不，我不是军人。民间人……总之叫做关东军情报员。"

"也穿关东军的衣服？"

"不穿军服。"

不知为什么，这一句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猜测着，一一询问，但他对我问及的诸如大陆浪人﹑右翼团体等等，无不连连摇头。我发觉，界定或判断他的年轻时代是困难的。何况又有一位什么座的左翼女演员，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

"那位夫人，文艺座还是文学座的女優，后来呢？"

他眼睛里掠过一丝难测的神色：

"我太任性，让她吃苦啦，嘿嘿。……阿拉伯的劳伦斯，知道吧？"

我琢磨着，不得要领。显然，我那时的日本知识，涵盖不住这复杂的老头。我只是听了些概念。但用概念的套子，是很难套住这不驯老头的。

就这样，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五十年前，他怎么进了右翼大浪人的门坎，怎么娶了左翼女演员当妻子，怎样到了乌珠穆沁的东部，怎么给关东军当了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怎么进了那些贫瘠小村，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

反正，"蒙古劳伦斯"已经变成了乡村教育家。左和右剧烈地混淆，彼此尖锐地分解又化合。我意识到：不管标签怎么剧烈变换，但那颗银发飘飘的大脑袋里，有一个什么丝毫未变。听他的口气，他不过慢悠悠接着走着那条东乌珠穆沁开始的老路。他不屑与众人共语，因为"他们没思想"。

没错，老头子丝毫没变。这颗白发覆盖的脑袋里，深藏着一条对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更有趣的是，他武断地判定我与众不同，这使我暗暗叫苦。随着交往愈多，我愈加说不清了。年轻人不行，新右派不行——难道我反而算懂得他，只因我也在"东乌珠穆沁之东"住过，吃过奶豆腐和"送走过青春"？

宾馆房间里，乱堆乱撒着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马占海、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我不是好奇，也许是有些难受地翻阅着那些名簿。

他骤然切入的，是我熟悉的世界，宛似另一个东乌珠穆沁。如果我不是对这些名簿上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过于熟悉，如果我不是至今还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块无形的地场上，风刀霜剑，心甘情愿，我依然会忘掉遥远的服部老头。

但是现在不能了，我不能回避他加於我的反省。

因为他做着的一件一件，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只是他干得更随意，更富于行动的果决。

"嘿嘿，不用看，……没有用，嘿嘿。"

见我翻看那些名簿，他的表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他认定自己的事，就是按名单发钱。现在钱已发罢，他已经休息。

他随手把一叠名簿扔在茶几上。"一个村子的小孩，家里都很贫穷，给谁又不给谁呢！"他自语般说。我又摸起一本，满本的一页页上，申请的助学金数额，都写着50或者80。望着那些法土麦和卓玛草，我茫然无语。

"去年您怎么没有来呢？"我问。

"店里不景气，钱不够。"他望着我。好像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坏处，只是妨碍了他去青海。"今年，我朝姐姐借了一百万日元，说以后还她。"他自语着又呵呵笑起来，"嘿，还什么呢，她知道我任性。"

为他开一次例？我沉吟良久，犹豫地说：

"也许您愿意我把您的事情，在报纸上介绍一下？"

没料到，老头正色道："不！在报纸上登出来，事情就变了！我从来拒绝在那种地方……"

我深深感动了。

从那天晚上起，拒绝和审查结束，我在内心里把他认做了自己的朋友。我打算仔细了解这个朋友，等着下一次倾心而谈。但我没想到已无下一次，那一晚便是我们的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