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年轻的塔希提人

“目前我正在旅行途中，”克莱尔从位于黎塞留街(rue Richelieu)的旅馆的房间中给拜伦写信说。“现在你相信了吗？”尽管克莱尔、玛丽和雪莱比拜伦晚十天离开伦敦，但他们已身在巴黎，虽然面色阴沉的官员们在检查他们证件时，也曾有过耽搁。因为被迫得在公寓里待两天，克莱尔坐着没事干，便阅读了拜伦的所有诗歌，并写信向他保障，她不是个害相思病的孩子，而是一个进步女性，绝无性嫉妒的成分。“别害怕我会给你带来麻烦，”她告诉他，通过赞美玛丽的魅力来强化她的说法：

我敢说，你会爱上她的，她非常俏丽，又亲切可人，毫无疑问，你的爱将受到祝福。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打起双倍的精神来取悦她；我会做她让我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对是错，因为我将不惜代价地去赢得一个如此深受祝福地为你所深爱的人的感情。

如此的老练世故很适合她为自己挑选的新身份：“克莱尔维尔夫人”(Madame Clairville)，她希望旅途中的人们这样认识她，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夫人们在国外有充分的自由。”但这样的精神亢奋也揭示了持续的不安全感。这是她的私奔，一次由她独自策划的私奔，她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与拜伦的通信或她对皮卡迪利的拜访，只是在他们的联络变得与性有关之后，才让玛丽相信，她交到了一个“朋友”，却审慎地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她已经跟他睡过觉了。继姊姊的惊讶令克莱尔沾沾自喜，不久之后，她便带着玛丽去见拜伦。“他是多么温和啊！多么绅士啊！”玛丽激动地说。“跟我预想的太不一样了。”但在为自己的成功突袭感到开心之余，克莱尔很快便因这样一种想法而深受折磨：由于这位雅各宾公主的缘故，自己将再次遭到漠视。无论她是多么逆来顺受和虚张声势，她都无法回避一个简单的、透露了真情的事实：“我几乎害怕去想你在读这封愚蠢的信件时的情形，但是，我爱你。”

克莱尔有过在艰难的情感纠结中作选择的经验。玛丽和雪莱于1814年9月从欧洲大陆返回之后，处处不受人待见，度过了变化无常的几个月，需要躲避法警，过着流亡教徒般的生活，但玛丽留在了他们身边。

葛德文认为有孕在身的玛丽犯有严重的迕逆之罪，与她断绝了一切联系，并要求范妮也这样做，否则便将她逐出家门，玛丽将此威胁归咎于葛德文太太的恶毒。说到雪莱，葛德文叹息道，他是“如此美丽动人，因而他竟会如此恶劣，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其他朋友纷纷效尤，包括牛顿一家、布安维尔一家、兰姆一家等，而伤人最深的，是玛丽的挚友伊莎贝尔巴克斯，她的丈夫写信说，她再也不能与一个被有妇之夫毁掉的女人有联系。哈丽雅特雪莱则火上浇油，她拖着沉重的孕身出现在斯金纳街，为的是传播这样一则消息：“全城的人都在说，葛德文先生把两个女儿卖给了雪莱先生，玛丽卖了八百英镑，克莱尔卖了七百英镑。”葛德文太太自己已经对玛丽深感绝望，却仍希望克莱尔会恢复理智，重返家庭，她绞尽脑汁地想把她从雪莱的影响中拉出来，从假装马上要死了，到策划把女儿关进修道院。克莱尔决心继续当亡命之徒，告诉母亲，她回斯金纳街的条件是，她总能得到允许去看望雪莱，“在任何情形下都公开赞扬，热切支持，不把法律和社会制度放在眼里。”

排斥使他们变得更加大胆，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偏见和无知是他们不幸的根源。当世界都弃他们而去时，他们像饥饿的乞丐那样扑向书籍，决心通过使葛德文和他那一代人太过轻易地抛弃的哲学臻于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认为他们过的是一种至关重要、名副其实、真切无虞的生活，并从这一想法中获得了能量。雪莱觉得自己焕然一新，“是真理和美德的更热诚的坚守者，”他说：“更坚定，更具理解力，更真实”，欣喜若狂地担当起了老师的角色，因为他向那两个女子言传身教，如同“一只麻雀在教导杜鹃鸟的幼雏”，教她们学习希腊语，引导她们阅读上千页的哲学、历史和政治理论。

正是在那最初令人振奋的几个星期里，当克莱尔阅读吉本(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并计划每天翻译但丁、塔西陀(Tacitus)和拉博埃西(La Boétie)的《论自愿的奴役》(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时，她开始改造自己，去掉了“简”这个名字，要求别人称她为“克拉拉”。及时个开始称她克莱尔的正是雪莱，“因为她的清澈透明，”她说，尽管他的想象力可能同样受到了他们的情形与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中的爱洛伊丝同自己的家庭教师圣普乐(St Preux)的爱情故事之间的相似性的促动。在卢梭的文本中，克莱尔是爱洛伊丝的忠实朋友，是位顾问和红娘，帮助促成了一场受到父母严令禁止的爱情。这一称呼不仅供认了他们境遇中那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把他们送回了处乱不惊的阿尔卑斯山，以及克莱尔声称属于她的瑞士遗产。

如何好地生活成了他们谈论的持续话题，他们常常谈起将自己的三人组扩展为一个完整的“塔西提哲学家”部落，它得名于南海的岛民，人们普遍相信，他们生活在一种共有的庞大婚姻关系中。克莱尔想象，他们会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就像柯勒律治和骚塞所想象的那样，只不过位于爱尔兰西部，她称之为“达观者联盟”，其中包括雪莱的出版商朋友托马斯胡卡姆(Thomas Hookham)和托马斯洛弗皮考克(这两人是少数在那场私奔之后依然对他忠诚的人)，以及皮考克的未婚妻和雪莱的妹妹海伦和伊莱扎。因为海伦和伊莱扎还在上学，这便需要发起一项额外的计划，将她们“带走”， 又一机会来施展了雪莱绑架学校女生方面的高超技能，这一经历导致玛丽戏称他为“精灵骑士(the Elfin Knight)”。

雪莱还对哈丽雅特和自己的女儿艾安西心存希望，相信他的妻子会逐渐看到他行动的政治正义性，甚至会加入他们。他已经就此态度作过几次暗示，从法国写信给她，要求她在瑞士与他们相会，而在回到伦敦后，则在她父亲家附近的几处寄宿，从那里写信给她，请她再次服从于“我的督导思想影响之下”。哈丽雅特拒绝了，反过来威胁说要向他提起诉讼，这使雪莱大失所望。“我是个傻瓜，竟期望从你那里看到高尚或慷慨之举，”他写信给她说，

期望存有最崇高的美德时，你将不会扮演刻薄、可鄙的自私角色。你过去常常自吹是纯洁和自由的信徒，却原来只是在逢场作戏。在你的心中，似乎你总是被邪恶的迷信所奴役，让邪恶支持你那狭隘、世俗的观点。对我而言，明显地，你永远地消失了。

下一封信更清楚不过：“我与另一个人结合在了一起，”他告诉她，“你不再是我的妻子”。

雪莱在全然拒绝包容哈丽雅特的暴怒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尽管再多的哲学也无法压制这种情绪。自由之爱向其信徒提出了令他们难以忍受的要求，要求他们抛弃终生的制约，抵制嫉妒的冲动。雪莱以前曾与哈丽雅特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是在1812年，当这对夫妇与哈丽雅特的妹妹伊莱扎和伊丽莎白希钦纳尔短暂地住在一起时，雪莱邀请后者作为旅行同伴来到他家，结果却只是看到她被驱逐，因为哈丽雅特声称，她企图勾引自己的丈夫。即使现在，当哈丽雅特在外围胡搅蛮缠时，玛丽发现，她也并不能免于嫉妒。会对那位“被抛弃的妻子”报以冷嘲热讽和苛刻的评论，当哈丽雅特于1814年11月底生下儿子查尔斯(Charles)时，因看到雪莱明显为儿子的诞生感到骄傲而变得心烦意乱。让她感到担心的一个更近的原因是克莱尔，玛丽因为她占据了雪莱的时间而对她心怀不满。由于玛丽怀孕了，而且经常不舒服，所以陪伴雪莱为觅食奔波的是克莱尔，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去“律师的洞窟”，希望得到家族产业的授予权。在许多玛丽感到太累或不舒服因而无法久坐不睡的时刻，也是克莱尔熬夜陪他说话。

毫无疑问，克莱尔像范妮一样爱上了雪莱。她称他为“异乎寻常的人”，告诉母亲，她觉得他“无瑕”，后来则将他说成“我爱过的人，我曾为他饱受痛苦”。在那次私奔期间，她曾与他和玛丽同睡在一张床上，并向雪莱的许多朋友充分地流露出了自己的感情，使他们简单地将雪莱与她同床共枕视为理所当然，同时会拿他的“两个妻子”诙谐地打趣。她对自由之爱团体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式战斗精神的洋溢热情表明，她在意识形态上较玛丽更与雪莱志趣相投―或者，至少渴望表现成这样―而雪莱无疑也表现得像她属于他似的，占据了遭到扭曲的导师、兄长和配偶之位。克莱尔无疑是他的三人组中的次要成员―值七百而非八百英镑―被认为远没有玛丽成熟(“因为正如你所知的那样，”据说葛德文太太写到，“尽管她快十六岁了，可她就像个小孩一样，好像只有十二岁”)，所拥有的才能在三人中也最不起眼。雪莱有多么推崇富于想象力的写作，他便有多么贬斥剧场的不自然。她的唱歌课程没有继续下去，因为雪莱禁止她那么做，克莱尔说，尽管很有可能那是因为缺钱，而她仿效他们文学的企图则见证了她写“白痴”时三心二意的劳作，从她向拜伦的所述来判断，这本书从未超出其最初的计划。“可怜的科迪莉亚(Cordelia)应该怎么做呢？”克莱尔在其日记中引用《李尔王》(King Lear)中的话说。“爱和沉默―哦，这是真的―真正的爱将永远不会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冬天的降临，最初叛逆的兴奋让位于一种沉闷而贫乏的常式。被迫再次改换住处以躲避雪莱的债权人后，他们搬到了教堂街(Church Terrace)，这里距克莱尔和玛丽早先在萨默斯镇的家以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坟墓很近。由于没有钱四处走动，也没有什么朋友可以拜访，克莱尔待在屋内，听雪莱和玛丽称呼彼此为“派克赛”(Pecksie)、“多毛斯”(Dormouse)和“梅阿”(Maie)，都是些宠物的名字，这就像不间断的学习一样，令时间过得很慢。“消磨时光的方法，”她抱怨说，“是睡觉和聊天―为什么，这仅仅只是行尸走肉的生活。”倦怠和暧昧在她与雪莱间制造了一种紧张状态，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24小时晚上，坐在火炉边辩论至凌晨一点后，雪莱问克莱尔，“感到夜晚的寂静刺痛了耳朵是否不那么可怕”。雪莱从未失去他儿时对哥特人的迷恋，终生都对超自然保持了强烈的信仰。在他的影响下，克莱尔虑及黑暗，感觉它如洪水般涌入，因雪莱“深刻而忧郁的畏惧”表情而越来越感到害怕，直到“几乎不敢喘气”，她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雪莱也上了床，躺在玛丽旁边读书，“这时，急促的脚步从楼梯上下来”，克莱尔再次出现，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因肌肉的痉挛而几乎要从眼窝里掉出来”。由于相信一只放在她床上的枕头在超自然力量的影响下被挪动过了，她处于近乎惊惶失措的状态。雪莱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坐起来读书，意欲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让她对夜晚发生可怕的联想，但“正如黎明在与月光作斗争那样，”他在日记中写到，克莱尔

让我注意到那无法言传的表情，它之前对她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她把它描述为是在表述深切的悲哀与控制她的知觉力量的混杂。我用手捂住脸，用最刻意的温和语气对她说话。这不起作用……她的恐惧和痛苦甚至增强至最可怕的骚动。她尖声喊叫，在地板上歪来倒去。

在发作的两天后，克莱尔仍然病恹恹的，精神萎靡，若不“想及幽灵”便无法入睡。那个星期末，她与雪莱发生了争吵，因为克莱尔声称她受到了“失望所带来的痛苦”。雪莱反过来指责她“不成熟”，对真正的友情和哲学之微妙差异“麻木不仁”，将她关在门外，在自己的日志上简单地记了一笔，说“从未觉得有人比靠近那神圣的圈子更加痛苦”。那天晚上，仿佛是在无意识地抗议自己遭到的摒弃，克莱尔出现了梦游，整栋房子都能听到她“可怕的呻吟”，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在那之后的数周时间里，她始终脾气很坏，情绪低落。有暴力的争执、情感的疏远，而在那一切之下的是种持续而循环的忧愁。“我哭泣，却不知道原因，”克莱尔在日记中写到：“我叹息，却感受不到痛苦。”

尽管雪莱选择了玛丽而非克莱尔，但他们的关系也存在于这样一种语境：他的原则涉及婚姻的限制，以及他所谓的“激情那不可控的徜徉”。1814年秋，他似乎是要考验玛丽，将她介绍给托马斯杰斐逊霍格(Thomas Jefferson Hogg)，以此确立她对新哲学的献身，考验霍格对朋友的忠诚。雪莱和霍格以前便曾探索过此路，那是在霍格于哈丽雅特与雪莱结婚前后曾有意接近哈丽雅特。哈丽雅特断然拒绝了他，引得雪莱指责自己朋友手段粗俗，同时也承认，哈丽雅特“有成见”。玛丽开始时吓坏了，因为克莱尔回忆说，她的继姊妹跑来找她，“痛哭流涕地说，雪莱想让她跟霍格睡觉”，他在那之前解释说，雅各宾派剧作家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拥有同一位情妇”，然而，经过几周的时间，随着玛丽与霍格在一起的时间的增多，她发现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朋友，于是她的嫌恶减轻了。霍格于1815年新年的那24小时向她表白，玛丽通过一系列的情书投桃报李，只是一直坚持说，鉴于她处于怀孕后期，他得有耐心。“现在我对你的爱虽然还非如你所愿，但我觉得将日益加深，”她1815年1月写信给他说，“那么在快乐之外你还能要些什么―我要的只是时间―除了这个目标―肉体的目标―以外，用于其他目标的时间必得给予―雪莱也将对这些目标作出让步―亲爱的霍格将给予时间让那一爱情萌芽，你配得到这份爱情，而且终有24小时将拥有这份爱情。”

尽管雪莱将玛丽说成是他们“共同的珍宝”，但接下来的事件却阻止了霍格与玛丽的亲密关系。1815年2月22日，玛丽提早两个月产下一个女婴。十二天后，她在日记中写到：“发现我的宝宝死了，”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歪扭在自己的摇篮里，在惊风中死去。丧女之痛摧毁了玛丽，无论是醒是睡，那孩子都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梦见我的小宝贝复活了，”她在孩子死去两个星期后写到，“只是她浑身冰冷，我们在炉火前搓揉她，于是她活了过来。醒来，发现没有宝宝。”由于得不到父亲的安慰，玛丽不得不仅依靠雪莱来振作精神。他尽其所能，带她外出，去大英博物馆，去位于埃克塞德交易所(Exeter Change)的动物园，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池塘中放纸船，但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当人们指望他为他人提供帮助时，他自己的健康却在衰退，向神秘的“痉挛”缴械投降。外科医生威廉劳伦斯诊断出一种肺部的囊肿，他告诉雪莱，这囊肿会立即导致他的死亡。